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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8:第六章 盖起金字塔
农业革命可能是史上最具争议的事件。有些人认为这让人类迈向繁荣和进步,也有人认为这条路终将导致灭亡。对后者来说,农业革命是个转折点,让智人抛下了与自然紧紧相连的共生关系,大步走向贪婪,自外于这个世界。
但不管这条路的尽头为何,现在都已经无法回头。进入农业社会之后,人口得以急遽增加,任何一个复杂的农业社会想回到狩猎和采集的生活,就只有崩溃一途。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进入农业时代的前夕,地球上采集者的人口大约有500万到800万。
而到了公元1世纪,这个人数只剩下一两百万(主要在澳大利亚、美洲和非洲),相较于农业人口已达2.5亿,无疑是远远瞠乎其后。
绝大多数的农民都是住在永久聚落里,只有少数是游牧民族。 “定居”这件事,让大多数人的活动范围大幅缩小。远古狩猎采集者的活动范围可能有几十甚至上百平方公里。
当时这片范围都是他们的“家”,有山丘、溪流、树林,还有开阔的天空。但对农民而言,几乎整天就是在一小片田地或果园里工作,就算回到“家”,这时的房子也就是个用木头、石头或泥巴盖起的局促结构,每边再长也不过几十米。一般来说,农民就会和房屋这种构造建立起非常强烈的连接。
这场革命意义深远,除了影响建筑,更影响了心理。在农业革命之后,人类成了远比过去更以自我为中心的生物,与“自己家”紧密相连,但与周遭其他物种画出界线。
新形成的农业活动范围,除了面积远小于过去远古的采集活动范围,内部人工的成分也大增。除了用火,狩猎采集者很少刻意改变他们所漫游闲晃的土地;但农民就完全不同,可以说他们是从一片荒野中,劳心劳力刻意打造出一个专属人类的人工孤岛。
他们会砍伐森林、挖出沟渠、翻土整地、建造房屋、犁出犁沟,还会把果树种成整齐的一排又一排。对人类来说,这样人工打造出来的环境就是仅限人类和 “我们的”动植物所有,常常还用墙壁和树篱围了起来。农民无所不用其极,一心防止各种杂草和野生动物入侵。
就算真的出现闯入者,也会被再赶出去。 赶不走的,下一步就是消灭它们。 在家园四周,这种防卫特别强。 从农业开始发展到现在,人类的家园得面对勤劳的蚂蚁、鬼鬼祟祟的蟑螂、冒险犯难的蜘蛛还有误入歧途的甲虫,于是数十亿人口也就武装起来,用树枝、苍蝇拍、鞋子和杀虫剂,迎向这场永不停止的战争。
史上大多数时间,这些人造领域仍然非常小,四周围绕着广大的自然旷野。整个地球表面约有5.1亿平方公里,其中陆地占了1.55亿平方公里。到了公元1400年,把绝大多数的农民、农作物和家禽家畜全加起来,占地还大约只有1100万平方公里,约全球面积的2%。
而其他地方可能太热、太冷、太干、太湿,不宜农耕。然而,正是地球表面这微乎其微的2%,构成了整个历史展开的舞台。
人类发现自己已经很难离开这些人工岛屿了,所有的房子、田地、谷仓,放弃哪个都可能带来重大的损失。此外,随着时间过去,他们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多,不易搬运,也把他们绑得死死的。虽然在我们看来,远古的农民似乎又脏又穷,但当时一个典型的农民家庭,拥有的物品数量已经胜过了一整个儿采集部落。
未来的来临
农业时代人类的空间缩小,但时间却变长了。一般来说,采集者不会花太多心思考虑下周或下个月的事,但农民却会想象预测着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事。
采集者之所以不管未来,是因为他们就是现采现吃,不管是保存食物还是累积财物,当时都不是容易的事。当然,他们显然还是有某些事得要事先规划。不管是在雪维、拉斯科或是阿尔塔米拉(Altamira)洞穴,这些艺术家绘画的时候想必都希望它能够流传后世。
人际关系和政治对立都是长期的事,无论报恩或报仇,常常都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然而,在狩猎和采集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里,要做这种长期规划就会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但说来也有趣,这让采集者省下了许多不必要的忧虑。
毕竟,如果是那些无法影响的事,就算担心也没用。
而在农业革命之后, “未来”的重要性被提到史上新高。农民不仅时时刻刻都得想着未来,还几乎可以说是为了未来在服务。农业经济是以生产的季节周期为基础,经过很多个月耕作,再来到相对较短的收成高峰期。
丰收的时候,农民可能会在收成结束后的晚上欢庆一场,慰劳这段时间的辛劳,但顶多一星期后就又会回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虽然可能已经有了足够的粮食来应付今天、下周甚至下个月,他们还是得担心明年和后年的问题。
之所以要担心未来,除了有生产季节周期的因素,还得面对农业根本上的不确定性。由于大多数村落拥有的农作物或家禽家畜物种十分有限,一旦遇上旱灾、洪水和瘟疫就容易灾情惨重。于是,农民不得不生产出多于所需的食物,好储备存粮。
粮仓里堆了米,地窖里存了橄榄油,食品室里有奶酪,屋梁上还挂着香肠,否则遇到歉收年就有可能会饿死。而且,总有歉收的一年,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如果农民不早做准备,绝对也活不久。
于是,早从农业时代一开始, “未来”就一直是人类心中小剧场的主要角色。在农民得靠雨水灌溉的地方,雨季一开始担心也就开始。每天早上,农民就会凝视着远方,闻闻风的味道,盯到眼睛发酸。
那片是云吗? 能不能来场及时雨? 雨会下得够吗? 雨会不会又下得太大,把田里的种子或秧苗都冲走打坏了?而在幼发拉底河、印度河、黄河流域,这里的农民一样忧心忡忡,但看的是河水的高度。他们需要雨季让河面上升,一方面把上游肥沃的土壤冲下来,另一方面引水进入他们庞大的灌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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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这场洪水让河面涨得太高,又或来的时机不对,田地就会遭到严重破坏,下场与旱灾一样凄惨。
农民担心未来,除了因为有更多东西要保护,也是因为现在有别的方法可以减少风险。他们可以再整一块地,再挖一条灌溉的渠道,再多种一点作物。在夏天,满怀忧虑的农民像工蚁一样疯狂工作,挥汗种着橄榄树,再由他的孩子和孙子把橄榄压成油,这样到了冬天甚至明年,他就能吃到今天想吃的食物。
农业带来的压力影响深远,这正是后代大规模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但可悲的是,虽然农民勤劳不懈、希望能够保障自己未来的经济安全,但这几乎从来未曾实现。不管在任何地方,都出现了统治者和精英阶级,不仅靠着农民辛苦种出的食粮维生,还几乎全征收抢光,只留给农民勉强可过活的数量。
正是这些征收来的多余食粮,养活了政治、战争、艺术和哲学,建起了宫殿、堡垒、纪念碑和庙宇。在现代晚期之前,总人口有九成以上都是农民,日出而作、胼手胝足。他们生产出来的多余食粮养活了一小撮的精英分子:国王、官员、战士、牧师、艺术家和思想家,但历史写的几乎全是这些人的故事。
于是,历史只告诉了我们极少数的人在做些什么,而其他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不停挑水耕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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