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9-30 , 36 , 0 , 240
第四次： 九二下海
40年代全民扛枪，50年代全民炼钢，60年代全民备荒，70年代全民下乡，80年代全民经商，90年代都想把大款当当。
——民谣，1990年代
1992年5月，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市长赵明非早晨5点起床，带着一件夹克、两个饭盒、一套牙具、一台收音机和几瓶蜂王浆，在贸易市场的街边摆起了地摊。
没过一会儿，电视台、工商局、派出所的人就先后赶来，拍摄的拍摄，吆喝的吆喝，一起为“市长摆摊”的这场作秀添油加火。
这场真人秀后来引起轰动，主要是因为这位摆摊市长是总设计师的外甥女婿，而后者刚刚在3个月多前，完成了那场影响中国历史的南巡。
春江水暖鸭先知，看清方向的人已经开始蠢蠢欲动。
1992年南巡讲话结束后，两个里程碑式的文件《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出台，使得1992年成为中国公司的元年。
到了10月份，中共十四大召开，“市场经济”被写进党章，直接引爆了下海经商的热潮。
资源丰富、嗅觉灵敏的官员们，成为下海的主力，长长的名单包括：
泰康人寿创始人陈东升、华泰保险创始人王梓木、中诚信创始人毛振华、爱国者集团总裁冯军、汇源果汁创始人朱新礼、巨人集团创始人史玉柱、中国国际期货公司董事长田源、北京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
陈东升给他们这群人起了个响亮的名字“92派”，根据统计，1992年体制内官员的下海经商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数量至少有15万。
这批人在下海前，大都在体制内拥有体面的待遇：
华泰的王梓木是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汇源的朱新礼是副县长的热门人选、中诚信的毛振华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担任处长，中坤的黄怒波在中国市长协会担任副秘书长，建业的胡葆森已经是河南外贸部门的正处级干部……
放弃体制内的舒适待遇，显然是看到了更丰饶的蜜糖之地。
比如，92派下海多从事房地产、金融等“政策密集型”的管制行业，巧妙地避免了在纯市场化的行业里厮杀。
陈东升后来总结道：
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
这句话里，“余威”是关键词。
当然，下海潮并非只属于体制内的官员，也属于普通的知识分子。
在1992年前后，复旦大学青年老师郭广昌辞职，成立广信科技咨询公司；
UfqiLong
北京大学青年老师俞敏洪辞职，成立了北京新东方学校；
而34岁的河南舞阳钢铁厂车间主任许家印，也在1992年辞职南下，投入到商海大潮中。
在农民群体于80年代出现大规模“由农入商”之后，知识分子（官员也属于知识分子）也终于挽起袖子投入市场经济。
这意味着，1978年前中国的“两阶级一阶层”中，已经有两个群体率先向“私营企业主”这个新兴阶层转移。在这种大转移中，相当一部分人改变了自身的阶层。
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将建国后中产阶级的形成渠道分成三类：
教育渠道、专业技术渠道和市场渠道。
这三条路径翻译成白话就是：考大学、学技术、做生意。
其中“做生意”是最直接的途径，无论是面朝黄土的农民，还是满腹经纶的书生，只要有能力，都可以在市场经济中赚取改变阶层的财富。
而“两阶级一阶层”中剩下的工人阶级，需要经历1998年国企阵痛和2001年世贸开门，才会成规模地向私营领域转移。
在工商鼎盛的年代，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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