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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乡镇企业
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
——邓小平，1987年
1980年冬天，一场汽配展销会正在山东胶南县城里的一个破旧体育馆里举行。
令人感到不解的是，体育馆内冷冷清清，馆外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摊儿前却挤满了人。
35岁的鲁冠球正在热情地接待着顾客，正当他扯着嗓子推销着自家产品时，有人从突然楼上泼下一盆冷水，把他们浇了个透心凉。
这是展厅里心生妒忌的同行送给鲁冠球的一个下马威。虽然连脚底破洞的解放鞋都被淋湿了，但鲁冠球依旧开心的嘴合不拢。
他们产品的价格比体育馆里的那些“正规国营厂家”优惠足足20%，没几天的光景，就拿到了200多万的订单。
在那个年代，这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这200万只是一个开始。
半个世纪后，鲁冠球手里的这个小作坊，一步步变成了一家民营汽车零配件巨头。从小吃不饱饭的鲁冠球，完成了一个农民到企业家的人生跃迁。
农民，几千年来都处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是食物链的最末端，改变阶层的机会少之又少。
1955年，旨在消灭农民私有制的“合作化”运动兴起，农民加入合作社后集体劳动，吃大锅饭，而后全国兴起了“割资本主义尾巴”风潮，禁止农民自养牲畜、发展家庭副业。
这股风潮一致持续到改革开放。生产资料被没收，中国农民传统靠劳动发家致富的可能性，也几乎被消灭殆尽。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8位不堪忍受穷困生活的村民，用生死状撕开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一道口子，农村生产力得到释放。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获得了温饱，但仍然无法改变农民的身份和阶层。
此时，一批脑子活的农民开始寻求新的出路，在70年代末80年代中，乡镇企业借势崛起。
早在1969年，鲁冠球就带着同村的6个庄稼汉创办了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在此之前，他进城当过铁匠，开过面粉厂，六年换了7个地方，都因“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罪名无疾而终。
这次，精明的他学了个新办法，他说服了大队干部，让他使用农机修配的招牌，大队给鲁冠球记工分，赚了钱归大队。
到了1979年，脑子灵活的鲁冠球将修配厂转向汽车零配件——万向节，厂子也更名为萧山万向节厂。
这时候，计划经济的威严还笼罩在这个国家的上空，社会的主流声音对乡镇企业噤若寒蝉。
想要参加汽车展销会却拿不到资质的鲁冠球，想到了开头摆地摊的办法，这就有了本章开头的那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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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在1984年迎来转机。
这年，中央下发了4号文件，第一次明确了乡镇企业的含义和地位。
文件中，将农名户办、联户办的企业与原有社队集体企业统称为乡镇企业。
并且提出鼓励三者共同发展，要求各级政府对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同等对待，一视同仁，给予必要的扶持。
在整个乡镇企业历史上，有两次大的飞跃期：
第一次是1984~88年，第二次是1992~95年。
到1995年时，乡镇企业创造的工业附加值已经占到全国工业附加值的的1/3左右。
不仅如此，乡镇企业的崛起还解决了大量的农民就业问题，“到88年前后差不多能达到1700万到1800万”。
除了鲁冠球，今天我们还可以列举出很多一穷二白，面朝黄土背朝天、白手起家的农民企业家案例。
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兄弟、华西村的吴仁宝、横店集团的徐文荣、福耀玻璃的曹德旺、温氏集团的温北英……
80年代的乡镇企业，给了农民第一次翻身实现阶层跃迁的机会。
这是中国历史上，农民群体唯一的一次大规模“由农入商”，有相当一部分人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完成了阶层跃迁。
而随着城镇化接近尾声，这种机遇恐怕也将成为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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