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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全文-2021年-4:本土时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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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何帆老师，他是我们跨年演讲的老朋友了。他发下大愿要持续跟踪中国发展30年，每年为中国写一本书，每年为得到App用户出一份中国经济年度报告，这已经是第三年。
今年在他写作的过程中，我去请教了他。他说，今年他的观察重点，确实也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的组织方式上。

所以，他把今年的主题命名为   “本土时代”。

换句话说，他是要追问：

中国这片土地，正在以什么样的方式把自己的人民和其他各种生产要素组织起来。
他给我发了一张照片。没错，就是武汉的长江大桥。
何帆老师的意思是，一个国家，其实就跟一座桥一样。桥修得越大，跑的车、过的人就越多。我们都想把桥修大。
但问题是，桥越大，桥的内部结构就越重要，桥内部的结构化、组织化水平就决定了它的承载能力。否则，桥的自重都会把它压垮。更别提跑什么车，过什么人了。
那中国内部结构到底怎样？中国人是以什么方式组织起来的？我们来看个例子。

就在距离我们此刻演讲的武汉光谷体育场2.5公里外，就是联想的武汉工厂，这是湖北出口额最大的一家制造工厂。
2020年1月23号武汉封城那天，这家工厂也停产了。但是因为电子设备是疫情期间的战略必需品，所以早在2月底，这家工厂就开始筹备复工复产了。

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招工。最多的时候，一天招工的人数超过了一千人。到了(2020年）3月31号，这家工厂万人到岗，开动马力生产。

请注意，武汉正式解封，你在新闻上听到的是（2020年）4月8号。我们对那之前武汉的印象，是空荡荡的大街。没有想到吧？就在那个时候，居然有如此忙碌开工的万人工厂。

回头看这家工厂的故事，有几点事实令我感到非常惊讶：

第一，电子工厂招的工人，要求可不低啊。

工人要能认识英文字母，必须得能看懂机器上的英文指示；

也必须认识物料的编号，才能避免上错料；

还要有一定的数学能力，因为交接班必须要做数据盘点。

武汉封城期间，居然能招到这么多高素质的工人。这是因为联想的招工能力强吗？
不只如此。这是中国制造业多年的本钱、多年的积淀啊。

厂长齐岳告诉我，在全中国，曾经干过电子产品组装的成熟工大概有上千万人，仅在湖北一省就有几十万。以往这些工人可能在华东、华南地区打工，今年因为疫情，就都留在了湖北。联想工厂一招工，这群工人正好就来了。
齐岳厂长告诉我，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招到如此多符合条件的工人，这在其他国家根本不可想象。联想在海外的工厂都只有千人规模，因为海外的劳动力状况支撑不起武汉这样万人规模的大厂。

第二，在疫情期间啊，招来这么多人，得给工人做核酸检测。

在当时的武汉，这么大规模的核酸检测是没问题的。

政府从各地调派人员提供帮助，有人引导，有人登记，有护士服务取样，企业压根就不用操心。
同样是给全体员工做核酸检测，联想在海外的工厂就千难万难了：找核酸试剂难，找护士难，还得自己协调车和场地，现场遇到问题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发现了发热的员工更不知道怎么处理……每件事都需要企业自己想办法。
所以齐岳厂长就跟我感慨，在国外，你会感觉一个企业是悬浮于社会的，遇到事只能以个体的方式去解决，缺乏社会支持，寸步难行。

还有第三点，工人进了厂，防疫怎么抓都行。

但是工人得下班，得回家，得回到自己住的社区。回到社区万一感染了，第二天再来上班，这工厂的防疫系统不就形同虚设吗？
但是在武汉，这家工厂的一万多工人住在大邱、凤凰等很多个社区，社区的防疫措施也非常完善。所以社区和工厂构成了一个没有缺环的防疫链条。
而联想在印度、墨西哥和巴西的工厂，这一套就行不通。员工在工厂里戴着口罩，一出工厂门就把口罩摘了，工厂内部的防疫措施做得再好也白搭。
那现在这家工厂怎么样了呢？我能告诉你的是，这家一万多人的工厂，开足马力生产至今，零感染；4月就实现100%满产；6月还上了新的生产线。

请注意，可不是这一家工厂啊，全武汉都这样。一季度GDP掉了40%，二季度解封了就追平了，三季度猛涨，前三季度，武汉的GDP在全国的大城市里，排进了全国前10。
武汉正在从   “风暴眼”变成“风向标”。这是多不容易的一件事。经济发展能力背后，其实是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啊。

就在1月1号和2号，刚刚我说的这家工厂会暂停生产，把自己变成一个展览，供大家体验。所有在武汉的朋友都可以预约参观。

何帆老师《变量3》的新书发布会就要在这家工厂举办。何帆老师告诉我，他对这场发布会非常期待。
说到这儿，我要隆重地推出2021   “时间的朋友纪念礼盒”。我们把何帆老师的这本大作《变量3》和香帅老师的《财富报告》这两本新书，都收入了这个礼盒。限量5万套，此时此刻我们宣布，全球首发。
我敢说，这会是开年很多中国人优先阅读的两本书。《变量3》讲的是我们这个共同体的未来，《香帅财富报告》讲的是每个人的未来。
现在下单，你将会是全世界第一批拿到《变量3》和《香帅财富报告》的人。我们还在这个礼盒里放了一点小惊喜，希望你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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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家工厂的例子当中，你体会到什么？
就是一种超强的社会组织能力。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节点都处在其他节点的层层包裹当中。
下面，我们就稍微花点时间，一层一层来看这个网络的样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基层的小网络。中国城市的每个小区都被编织进了一个叫居委会的网络里。
我给你介绍一位居委会干部，这是武汉市洪山区东湖风景区街道东湖新城社区的陶久娣。
疫情期间，她手里有多少个人呢？12个人。她要解决多少问题呢？

她所在的社区有12765个居民。疫情期间，每天早上一睁眼，这些人吃饭、就医、因为憋在家里搞出来的心理问题等等，都是陶久娣需要面对的问题。

这不可能啊，12个人解决12765个人的问题，管不过来啊。

别着急，陶久娣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她有自己的网络。12个人忙不过来，社区里的商业服务人员，比如物业管理公司的39人，就可以调过来，各尽所能。
人还不够用怎么办？志愿者，疫情期间，有72人也加入了她的网络。

再不够呢？还有下沉干部。疫情期间，来了42人，都是政府、国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那再不够呢？没关系，居委会之外还有更大的社会网络，基层政府、派出所、周边商业设施等等。

你看，一个居委会，它就是靠这样一层一层的网络，担当起原本12个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像这样的居委会有多少个？我查到的最近的数，有109620个。还有和居委会同等功能的村委会，有533073个。

这些居委会和村委会是中国社会最小的组织。

疫情期间，全中国每个居委会、村委会都是这样运作的。

我之所以要从一个居委会讲起，就是想破除一个误解：

一个居委会，在疫情期间，能承担起这么大责任，不是因为它有多大的权力，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在中国社会基层随时能看得到的节点。资源能汇聚到它那儿，也能分配得出去。

(未完待续, To be con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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