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轉載于 ccg.org.cn/黃亞生， 2016-09-09.  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 ]

經濟發展路徑: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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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手段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根据目前中国的主流观点，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等因素，是所谓的   “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
然而，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印度和巴西的经济发展历史，所谓的   “中国模式”的手段、方法不独特，所取得的经济成绩也不独特，甚至它所带来的问题都不独特。

哈佛大学博士，目前担任麻省理工商学院副院长的黄亚生教授2016年关于   “中国模式”的文章，准确预测了今天的中国：中国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他在最后的结论中说，   “中国模式”并不是中国首创，巴西过去采取的经济措施类似于当前的中国模式，现在证明是不成功的，他还在最后的结论中发出警告，中国模式极其危险。
他还预测，印度经济未来将超越中国，印度发展慢一些，但软环境好于中国，例如分配制度和金融改革，卢比可自由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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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   “中国模式”

（2016年）近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即使在2009年金融危机全球蔓延之际，中国仍然成功实现了GDP增长率   “保八”的既定目标。

中国国内旋即有一批官员和学者开始响应由《TIMES》杂志前编辑乔舒亚•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于2004年曾提出的“北京共识”[1]，即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热衷强调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独特性。

在此有必要首先明确   “中国模式”的基本概念。泛指的“中国模式”包括中国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甚至这一模式背后的文明价值观。

 “中国模式”的特殊性除了形成寻求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的经济模式外，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也渗透其中，这几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因此，要全面地探讨“中国模式”是个复杂的工程[2]。

根据目前中国的主流观点，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等因素，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

但就全球视角下对部分国家的经济政策选择、发展路径选择以及政治制度选择等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尤其是对与当前中国具有相似发展历程和发展程度的印度、巴西等国家进行考察，均可发现所谓的“中国模式”无论从成功经验或发展欠缺的角度，或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都并不独特。

  就成功的经验来讲，中国的发展类似于东亚各国。学界早已对东亚各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原因达成共识，亦即归功于其早期成功的土地改革、民营部门的茁壮成长（虽然在政府的干预下）以及政府对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大规模投入。

中国的情况和东亚各国很相似，成功的原因也大致可以归纳为这么三个方面：

第一，是社会投资。
  比如推广基础教育、消灭血吸虫、消灭赤脚医生、建设农田水利等。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70年代对公共教育和卫生进行了巨大的投入，这些投入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

第二，是经济改革。经济改革是市场化的成效，本质上与其他国家没有太大区别。

第三，从政治上来看，中国推行的是渐进式改革，地方政府自己约束自己的权利，避免对市场经济过度干涉。

就发展的欠缺方面来讲，其不足之处也能在拉美国家中找到影子。或许以   “中国模式”的一个典型区域实践案例可以很好地说明问题。备受国内很多学者赞许的“上海模式”就是这样一个案例，实际上，“上海模式”也是一种“国进民退”政策的延伸，即政府对经济强有力的干预，外商投资获得过度发展，中小企业生存空间人为压缩。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奉行着“牺牲内资，扶持外资”的政策。

更严重的是，被政府奉为圭臬的“GDP中心论”为加强国家主导、发展城市、牺牲农村、支持大企业、牺牲小企业的行为提供了顽强的理论基础，最终导致居民个人收入增幅极其有限，中国的GDP和人民的福祉相距甚远。

而在曾经的拉丁美洲，巨大的贫富差距也困扰着众多国家，最终陷入经济增长的泥淖。

  以巴西为例，巴西的国有企业和垄断资本的大量存在严重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

巴西的“强迫工业症”造就大量赤贫的失地农民；

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数量普遍过低，居民个人收入增速远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

  拉美国家曾经的发展困境也正是目前中国发展的困境。

可见，所谓的   “中国模式”是并不存在的。

无论是中国取得成功的经验还是发展所面临的困境，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因此这些都不是中国所特有的。

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没有实质区别，而中国所拥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即立足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

(未完待续, To be con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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