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偷袭珍珠港”前夜再现，如何防止中美陷入直接战争？-5..

这种赌国运的前景，没有任何人愿意看到。

这位军事学专家不知是不是想到过这些问题。但愿这位专家仅仅代表他个人不成熟的意见。
有人说，美国连朝鲜这样的有核小国家都不敢碰，他们怎么可能与中国发生战争呢，其实这又是错误的判断。过去几年里一些高调派正是以此为立论基础的。
实际情况是，朝鲜国力太弱，根本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对美国的自认为的霸权地位与实际利益构成真正意义的挑战。

其实，美国对于朝鲜的存在，实际上是无感的。正如一个哪怕疲惫的大象，对于有刺的蜜蜂，也不会有多大兴趣一样。
中国则不同，中国被认为是一个 “刚断奶的战狼”，却不自觉地唤醒了一只“沉睡的老虎”， 在美国看来，中国有在未来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的野心，威胁现行世界秩序，虽然这只“老虎”早已经没有过去的年轻态。正因为如此，在美国看来，在真正强大起来以前的中国，才是它必须对付的敌人。

还有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从这次疫情来看，美国社会内部分裂得很严重，一旦与中国开战，美国社会内就会分成主战派与主和派，像美国这样一个分裂的多元社会，是无法形成统一的战争意志的。
这又是对美国战略文化的不了解，珍珠港事变后的美国就是明证，一旦美国国内已经形成“中国是挑战美国核心利益的红色帝国”这样一种社会偏见，一旦进入中美战争状态，美国所具有的内部聚结力与战争动员力也会异常发挥，这是值得警惕的。

正如当年“珍珠港事变”以后的美日太平洋战争一样。美国战争鼓动者正需要一场战争来重振美国经济，正如1929年经济危机后，认为太平洋战争重振了一次大战以后的美国经济一样。

柔性冷战也并非好的选择
直接军事对抗对于双方来说，都充满风险与巨大的成本代价，大型战争对抗的概率，如果有意识地控制，毕竟较低，那么，轻度的软对抗将会如何？
这种冷战式的软对抗，将在军备竞赛中极大地消耗中国的财力与物力，苏联就是在冷战时代的长期软对抗过程中被拖垮的。

这种战略最有利于美国实施让中国与世界“脱钩”的目的。也恰恰正是美国反华保守派通过低成本遏制中国发展所希望的。
另外，美国还可以在“软对抗”过程中借刀杀人，例如鼓动印度充当马前卒，与中国进行边境上的的局部战争或军事冲突。

印度是大国，其国力在近十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中国与印度之间一旦爆发战争与冲突，由于双方都有巨大的战略纵深、资源与人口，双方都具有极其强烈的民族主义，那种战争将是持续许多年的，甚至没完没了的。中印战争是美国人心目中最理想的代理人战争。

美国甚至可以通过中印之间持续多年的消耗国力的战争，来不断削弱中国力量，印度一旦在中印边境战争中吃亏，由于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海军优势，美国还有可能鼓动印度对中东地区的霍尔姆兹海峡到印度洋的中国石油船只进行封锁与威胁，美国将由此渔翁得利。
美国还有可能利用它的资源，利用周边国家与中国曾经有过的矛盾，形成对中国的全面包围。除了印度以外，俄罗斯、朝鲜、蒙古、越南、日本都有可能成为美国对华战略中的拉拢对象。实际上现在美国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

成熟的中国面对挑战，要有足够的定力。

在上篇中，作者分析了中美恶性互动的各种原因，本文是中篇，作者旨在于对美国的战略文化的特点进行解析，目的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个博弈对象的特点与反应方式，在本文里，作者还指出，直接发生中美硬碰硬战争与全面冷战，都不是合理的选择。
所有这些分析，都是为下篇中提供的建议，作一些分析准备，在下篇中，作者将对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提出一些个人建议。

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中国是一个久经苦难并坚忍不拔的民族，我们爱好和平，珍惜二百年来好不容易才获得的这四十年来的长足发展的国运，四十年来的发展，也让中国不再是一个弱国，我们完全有理由保持充分的自信与足够的定力，来迎接未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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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下篇：理性地对待美强中弱的客观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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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视中美博弈大格局时，要先立其大。

也就是要从力量对比的大局出发来看问题，这个先立其大，包括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美强中弱。第二个要点是，美国不是铁块一块。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在四十年以前，还是一个人均收入仅300美元的、几乎处于完全闭关锁国状态的后发展国家，中国的起步基础就是很薄弱的，

虽然在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取得很大的历史性进步，中国与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在国力上的差距已经缩短，但在中美博弈中，无论从基本国力，高科技力，文化力（话语力）、资源动员能力、军事力、国际统筹力等诸多方面，对方都是强势方，我们是弱势方。

对这种强弱对比的认识，应该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基础。任何有点常识的人，只要不被亢奋的浪漫激情所支配，而是尊重客观事实的，都应该承认这一点。万不可让虚骄民族主义与“厉害了国”的浅薄的大言高论，来模糊了这一基本认识。这应该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基本点。
第二个要点是，应该看到，美国内部并不是铁块一块的。这就让中国在审时度势的前提下，有相当的空间来发挥自己的优势。

从高层层面来看，美国虽然有极端反华的超级鹰派，并且现在正执掌了一些关键部门的权力，有着看上去十分强大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但是，另一方面，美国总统与极端强硬派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特朗普对于极端保守派军方，仍然有意识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就在不久前（2020年9月），特朗普就在白宫公开发表言论说，“五角大楼的领导人可能并不喜欢我，军队高官只想发动战争，让军火商谋利”。“他们满脑子只想打仗，让那此制造炸弹飞机的公司都保持快乐。”

特朗普说这些话决非偶然，因为特朗普并不希望被军方的好战派绑架，他作为一个务实的商人政治家，与固执于保守意识形态的军方并不完全一致，他也多少意识到中美极端恶性互动与两败具伤，会对美国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只是他在极端施压时，不愿意让对方知道这一点。
其次，虽然美国反华派确实想孤立并斗垮中国，但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美中在四十年合作中，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与各自的比较优势的不同，具有极大的经济合作的互补效应。双方在经济合作中已经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因为如此，在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美国有着为数众多的由高科技精英、中产阶级、企业家阶层构成的对华理性温和派。

就以美国芯片产业而论，中国是美国芯片业的最大的买家，如果失去了中国这样的大用户，以高投入为特点的芯片产业就得不到高回报，这一产业就难以有可持续性的发展，美国高科技产业与中国的相互依赖度是很高的。

另一方面，中美经济的彼此嵌入程度也很高，四十多年来，中美贸易增加了250多倍，支撑了美国260万个就业机会。7万多家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兴业，绝大多数都在赢利。

中美经济不可分的密切利益与互补关系，这是美国对华温和派希望与中国关系得以良性发展的基础。这些都是支撑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积极因素。

虽然，在目前的情势下，在美国现在的反华气氛中，这些理性温和派不便站出来发表有关中国问题的客观理性的言论，因为他们感到麦卡锡主义的威胁。

二年前，我参加一个中美双方学者都参加的讨论会，一位美国朋友当时就告诉我，本来美国有许多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都答应参加这次会议的，但后来都取消了行程，原因是，他们担心会在美国被视为亲中国的“美奸”。这种现象表明中美关系恶化的程度。
然而，只要中国持之以恒地保持理性的克制态度，随着时局的变化，一旦中美关系有缓和的气氛，经过一段时期的良性互动，他们就有出来讲话的意愿。并能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从而有效地制衡极端保守的反华派。

美国社会内部存在着希望中美友好的广泛阶层，这是中国在博弈中的一个有利条件，但这个有利条件必须在中国不被认为是“红色帝国”的前提下，在双方并非剑拔弩张的气氛，并保持足够缓和的状态时，才有可能发挥作用。
相反，一旦在意识形态上双方进入硬碰硬恶性互动，在美国“政治正确”的压力下，就会使美国内部的务实温和派，不得不受到极端派压制，这种有利于中美良性关系的美国多元性的制衡力量就会失去其影响力。

基于同样的道理，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一个商人政治家，在意识形态政治淡出的情况下，会按商人的逻辑，在商言商，就事论事地与中国进行利益交换与协商，解决彼此的矛盾分歧，正如几年前那样，他甚至会超越美国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称赞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但在意识形态冲突强化的条件下，他会摇身一变，扮演成反对“红色帝国”的美国“英雄”，两年前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已经表明他具有这样的两重性格。
中国在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随着中美经济与文化、社会合作的加深，美中两国都有着巨大受益群体，中美之间具有结构性的矛盾一面，也有结构性的融合的一面，正确的做法，是促进、鼓励、加强结构性的融合，以此来缓和中美关系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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