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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层博弈：老大之争
所谓“老大之争”，就是指中国的崛起是否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如果我们在贸易之争层面上应对不利，就会过早地把“老大之争”提到美国的议事日程上来。
美国就会想方设法来抑制中国的发展，这对我们会非常不利。
究竟应对如何对待中美关系，我认为，无论是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我们都必须理性地思考问题，在对美关系上，无非是三种境界。
（1）保守境界
所谓“保守境界”就是指，1979年1月邓小平到美国访问时，在飞机上社科副院长李慎之问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和美国的关系？
邓小平的答复是：回顾一下二战后的历史，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都富起来了。
邓小平搞定了中美关系之后，我们得到了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比如香港能够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回归，就是得益于当时的中美关系。
（2）中间境界
有人说，中国现在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了，我们要和美国平起平坐。平起平坐没有问题，问题是如何平起平坐？是对抗，还是合作？对抗的话，是打热战还是冷战？
打热战？当初美苏之间为什么要打冷战？就是因为有了核武器以后，热战打不起了。
如果两个核大国之间爆发核战争，现有的核武器足以把地球毁灭几遍，谁能够承担得起这个责任？！
打冷战？如果打冷战，那么新的冷战和上次冷战最大的区别就是中苏（俄）换位了，打冷战明显不合算。
热战打不起，冷战不划算，那么就只有合作。
上一届政府时期，在美国，无论是学术理论界还是政府官员，都提出“G2”的概念，也就是所谓“中美共治”。
现实主义认为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政府状态，于是就会不断地打仗，弱肉强食。
如果有两个大国愿意携手合作，共同维持世界秩序，而这两个大国的特点又是互补的，一阴一阳，一文一武。
如果能实现这个构想，那恐怕将是世界的福音。可以少打多少仗？！少死多少人？！
（3）激进境界
所谓最激进的想法，无非是：美国在衰落，中国在崛起，我们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
问题是，迄今为止，在世界历史上，老二取代老大成为世界霸主的，成功的有几个？——只有一例，就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问题是美国是怎么做到的？
按照刘劲副院长的说法，
早在1905年，美国的人均GDP就已经超过了英国，可是，美国人做了什么？美国人是帮着英国去打仗。
等二战结束时，英国的工业一败涂地，美国的工业世界第一；
英国的经济惨不忍睹，美国的经济世界第一；
英国的国库都空了，黄金都跑到了美国的国库里；
英国成为最大的债务国，美国成为最大的债权国。
等到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在讨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时，最佳方案实际上是英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叫作“班克方案”，就是根据各国的贸易状况来决定国际货币。
但是会议就是没有接受凯恩斯的最佳方案，而是接受了美国财政部的“怀特方案”，也就是以美元为霸权的不合理方案。
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因为到二战快结束时，英国已经没有话语权了。
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在企业里是二把手，想要接一把手的班，你是挑战他的胜算大呢？还是跟他搞好关系的胜算大？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
更何况，中国当前最需要的，不是什么争老大，而是如何确保国泰民安，实现民主法治。
深层博弈：体制之争
国家之间比拼的是什么？——归根到底是体制之争，是体制效率之争。
体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决策机制，决策效率，看谁的决策错误少。
而决策机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纠错机制，能否及时纠错；
而纠错机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息机制，看信息渠道是否通畅，决策者能否听到真话，能否把握真实情况。
现在看来，特朗普有一个扁平化、短平快的决策团队，
参加决策的人有很多都是出过书的，出过书就意味着他对中美关系的某一领域做过系统性研究，所以决策效率非常高。
而我们中国则是纵向决策体制，决策链条非常长，最熟悉情况的往往是下面的处长，但是决策时这些处长根本说不上话。
所以，当务之急是如何尽快改革我们的体制，包括决策机制，纠错机制，信息机制，让参与决策的人，能够听到真话，掌握真实情况，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决策，也不可能做到及时纠错。
UfqiLong
3.
反思与出路
对方的失误≠自己的实力
日本当年为什么敢偷袭珍珠港？主要是因为经过了前面两次侥幸胜利的之后出现了自我膨胀：一次是甲午海战意外地打败了大清的北洋水师；第二次是意外的打败了俄罗斯的舰队。
于是，在许多高层军官明明知道跟美国开战是打不赢的，但在举国狂热的氛围下，只有去偷袭珍珠港，结果导致惨败。
90年代以来，日本和美国先后都发生了金融危机，于是我们一些人开始瞧不起日本，瞧不起美国，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认为中国不会爆发金融危机，等等。
但是，对方的失误并不等于我们的实力，并不意味着中国不会发生金融危机。
其实，我们的财政风险、金融风险都不小，现在消费在降级、服务在降级，经济下行的风险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要认真吸取别人的教训，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
对国际金融危机成因的反思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许多专家分析原因时，都认为是由于中美经济之间的“镜像关系”导致了这场危机，于是就提出所谓的“脱钩论”。
记得有一位外国专家就提醒过，说中美脱钩的结果，很可能将会导致战争。
当时没有人能够理解。现在看来这种风险在增大。
决策者首先要防止最恶情形——中美脱钩
作为决策者，首要任务不是追求最优，然后追求次优。
而是应当首先防止最恶，防止最恶事态的发生。
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当前最要防止的就是中美脱钩。
中美一旦脱钩，早晚都会打起来。一旦打起来，中国的“和平红利”就会消失。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不仅得益于“人口红利”，“改革红利”，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和平红利”——40年没有打仗，这是多大的“和平红利”啊！
可是，如果我们把今天的和平生活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你就很容易失去它。
一旦失去了和平红利，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再次被战争中断。
这才是我们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所在，也是老百姓的最大利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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