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1-31 , 436 , 116 , 198
（接续）
（四） 非典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街上的人，仿佛一天之内，全都无影无踪。 经常看到两个人离着老远说话，说不上几句就匆匆告别。
北京本地的同学消息更灵通一些，他们每天讲着外面是什么情况：地铁、公交车都没有人了；小区里带着红袖章的阿姨，越来越多了；哪里昨天又有人被全部武装的工作人员拉走了；谁家一家人全都感染了，其中几个人死了…… 2003年4月27日，北京，长安街。
马上就要五一了，很多擅自“出逃”的同学，都被告知可能会被处分。
而其他未离校的同学，被要求原地待命。 很快，差不多就在北方交大多人确诊和大面积隔离的同时，北京的高校，开始正式“封校”。
学校每天都在派发中药，据说外面也是，到处都是各种汤各种药，不知道有没有用，反正大家都在喝。“板蓝根”这三个字，上到90岁的老人下到3岁的孩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2003年4月29日，山东生产车间内，批量煎制生产的“非典”汤剂。
我们学校当时要求辅导员不离校，每个班，以宿舍为单位，严禁外出，减少一切不必要的接触。所有专业全部停课，取消一切集体活动，需要通知什么事情都是层层传达，不会有超过十人的聚集。
每个宿舍都要选一个政治觉悟高的同学担任“安全员”，向同学转达各种学校的指示和非典的相关防治知识，并严密关注宿舍同学的体温和身体状态。
派发体温计，每天至少早晚监测两次体温，一旦发现任何异常，马上报告，几分钟之内就会有全副武装的防疫人员把整个宿舍的人拉走，到校外一栋单独的楼，隔离观察。然后整个宿舍彻底消毒，并且封闭。 校内出现被隔离的同学之后，大家的心更慌了。虽然要求每天测两次体温，但是基本上大家每天都会偷偷自测无数次。
大家最担心的还是，万一自己得了普通感冒怎么办，因为一旦咳嗽发烧，就会被拉走隔离。
每个人都害怕，万一和真的非典感染者被关在一起怎么办？ 但是作为法学院的学生，我们也知道，这种担心，没有用，因为有一部法，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限制个别人的权利，是为了保障更多人的权利。
走到这一步，这一切都不是我们任何个体能左右的了。
那时候，我们和外界的全部联系，是电视机，绿屏手机，和铁栏杆。 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看官方公布的新增确诊和死亡病例数，互相之间也会共享家长和外校同学传来的各种消息。
校门紧锁，门口24小时有保安看守。进出校门，必须有“特别通行证”。
非特殊情况，任何人不得进也不得出校园。包括老师。要么有值班任务住在学校里，要么不要来学校。
尽管学校禁止我们通过铁栏杆和外界“联系”，也有专人排班每天无数次巡逻，但是还是能透过宿舍的窗子看到经常有人通过栏杆送点东西，或者是嘱咐些什么。 毕竟，我们都还有放不下的人。
有一天，男友放了半天假。是隔离以来唯一的一次放假。那时没有地铁也没有快速路，他坐了两个小时的车，来昌平看我。我们只能隔着栏杆，远远的，互相看着。 我已经不记得当时他说过什么了。我只记得，摘下口罩的那一瞬间，他的眼圈红了。
我很后悔最后没能好好地和他说一声再见。那时候的我，太年轻了。
（五） 小汤山医院的建成，是昌平恐慌的最高点。 当时北京的医院，有部属，有市属，也有部队和高校的，平时各自管理，互不通气，再加上急救车在各医院之间来回转运病人，北京的非典患者数量，一度没人知道。而且每天都随着患者的流动越来越多。
有的患者担心被“隔离”，或者被“抛弃”，被“处理”，向医护人员隐瞒接触史，更加重了医护人员的大面积感染。再加上患者之间的交叉感染，医患之间的交叉感染…… 医院，成了一个最矛盾的地方。
一方面，有很多人怕死，发烧了不得不去医院，
一方面，有很多人怕死，发烧了不敢去医院。
所有人都在说，医院，是最危险的地方。但是医院每天爆满，不堪重负。
这种情况持续了没多久，就出现了严重问题。
柴静在《看见》里面写到，人民医院一个叫“天井”的地方，也就是人民医院的急诊科输液室。
“四周楼群间的一块空地，一个楼与楼之间的天井，加个盖，就成了个完全封闭的空间，成了输液室，发热的病人都集中到这里来输液。二十七张床几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间只有一只拳头的距离。
白天也完全靠灯光，没有通风，没有窗，只有一个中央空调的排气口，这个排气口把病菌传到各处。” 并不了解非典病毒的他们，只能被迫在这样的条件下，接收一个又一个的患者，其中包括因为非典发热的，也包括其他普通患者。
医生们只穿着普通的蓝色外科手术服，戴着普通的医用外科口罩。甚至连口罩，都没有，急诊科的护士要不来口罩，只能把用过的口罩用大锅蒸了再给大家用。
最终，人民医院发热门诊看了8363个病人，全院有93名医护人员感染非典，急诊科62人中24人感染，2人殉职。
在没有接诊、防护和隔离条件的情况下，他们就靠着血肉之躯，坚守到了最后一刻。
直到4月23日，在医护人员大面积的感染和隔离后，建院85年的北大人民医院，第一次全院关门停诊，整体隔离。
电视上每天都在播，医护人员过度疲劳晕倒，医护人员感染，医护人员殉职……但是，依然有无数的医护人员在这种情况下，主动申请加入到一线的“战斗”中去。
有50多岁的资深专家，也有20出头的漂亮姑娘，有刚生完的孩子年轻妈妈，也有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骨干。
那时候电视上经常播医护人员的遗书，还有很多医院志愿者报名的时候人太多挤不进去。
最后因非典死亡的349人里，约三分之一是医护人员，感染者更多。
他们是帮我们挡刀的人。
那个时候，全国空前团结，普通百姓对医护人员敬若天神。 2003年5月，湖北省首例非典患者——黄冈中心医院内科医生张宏病重，妻子丰慧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在渐渐认识到非典的严重性之后，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为了避免更大范围的感染，非典患者开始集中转到一些有条件和有能力救治呼吸系统传染病患者的医院，隔离集中治疗。
这些先后集中收治非典患者的医院是：地坛医院、佑安医院、宣武医院、北京胸科医院、丰台长辛店医院、402医院、协和医院西院、中日友好医院。
在当时，每当提到这些医院的名字，尤其是地坛医院和佑安医院，大家都会本能的，心里咯噔一下。
地坛医院和佑安医院可能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以这种方式，让人如雷贯耳。
即使非典过后的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会刻意绕行。
2003年4月末，北京地坛医院内，一位非典患者痛苦地煎熬着，两天后离世。与他同患非典的妻子数天前已先他而去。
可是，病人还在不断倒下，医护人员也在不断倒下，为了容纳更多的非典患者，没多久，一个让人更加印象深刻的医院，在七天之内，拔地而起—— 小汤山医院。
小汤山医院原本是一座疗养院，离最近的居民点500米，四周环境空旷，便于机械化施工。京密引水渠在小汤山疗养院北面4公里，污水可经专门处理，不会影响北京市水源。
小汤山医院在昌平。 我们学校，也在昌平。 随着昌平要建设大型非典医院的消息传开，我的手机和我们宿舍的电话就像炸了锅一样。 昌平人民如临大敌，据说甚至有人搬家。
小汤山附近的村民每天轮流站岗，并设了路障，害怕和有小汤山医院有关的任何人、车辆，哪怕是一只猫，进到村里。 我们呆在宿舍里哪里都不敢去，当然，没有小汤山医院，我们也一样是哪都不敢去，也去不了。
2003年5月2日凌晨，一辆辆救护车载着来自北京各医院的非典患者，驶入小汤山医院。在此之前，来自全国各军区的医护人员，已经提前进驻了这个普通人避之唯恐不及，提一下都嫌晦气的地方。
5月5日，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支援北京抗“非典”医疗队宣誓坚决打赢抗击“非典”战斗。
这些“精兵强将”，给北京已经持续多日疲惫不堪的非典战斗，注入了新的力量。 2003年5月12日，小汤山医院里医护人员正在对患者施行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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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5月16日，大批抗“非典”物资运往小汤山医院。
2003年5月19日，解放军小汤山非典医院接诊队，在隔离区门口迎候重症患者。
一位年轻护士虚脱在工作岗位上，战友们为她消毒、换装后，把她背出污染区。
就在大家都在想，这个病到底还会持续多久、什么时候才能研制出特效药的时候…… 它自己悄无声息地撤退了。
是的，非典不是治好的。 很多人觉得，非典是治好的。其实不是。是病毒不喜欢天气热，自己走了。
2003年5月19日，北京非典新增病例数降至个位。
2003年6月10日，北京连续三天保持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既往疑似转确诊病例、既往确诊病例转为疑似病例数均为零的“四零”纪录。
2003年6月20日，小汤山医院最后18名患者出院。在短短51天里，这座全国最大的非典定点收治医院完成了从组建、运转到关闭的全过程。
2003年6月20日，北京小汤山医院的医务人员为彻底消毒后的病房贴封条。
2003年6月21日，小汤山非典医院安全督导办公室主任焦卫红为胜利哭泣，给大伙敬礼，在她们的努力下全院1383名医护人员无一感染。
学校复课，企业复工，只是很多人大夏天还不愿意摘下口罩。 非典，就这样，突然地来，又突然地走了。 确切地说，我们并没有“战胜”它。
（六） 是的，我们没有战胜它。 它带来的伤害，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得多。
因为当时并没有特效药，抗生素对非典病毒无效（和目前的新型冠装病毒类似），为了抢救生命，激素类药物被大量用于非典紧急治疗，激素的副作用导致部分患者股骨头坏死。
股骨头坏死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所以又被人称为“不死的癌症”。
留给非典“幸存者”的，是伴随一生的痛苦，和更加持续和致命的的身心双重打击。
2003年，感染了非典的妻姐夫妇从哈尔滨来北京看望方渤一家，结果方渤夫妇以及女儿女婿均被感染。方渤的妻子和妻姐在这场灾难中不幸病逝。非典痊愈六月后，方渤被诊断为骨坏死。
2005 和 2006 年他分别做了两髋的股骨头置换手术，之后，他的双肩和双膝也陆续出现骨坏死。方渤说：“我全身的骨头就跟石膏一样脆弱，骨头会不可逆转地塌陷下去，直至瘫痪或死亡。” 方渤和别人聊天的时候会突然哭起来。
还有很多患者，呼吸系统留下了不可逆的伤害，比如肺纤维化。 更悲惨的是，有的患者出院返乡，不被亲人、朋友、邻居、同事接受，最终，非典没能杀死的人，选择了自杀。
很多人因为严重的后遗症，失去了工作能力。虽然政府派发了一定的补助，但是他们的生活条件依然很差。重度抑郁症、狂躁症、自闭、敏感、焦虑，渐渐成为非典后遗症患者生活的常态。
2003年，杨志霞一家9口人感染非典，一个月里，她陆续送走了四位亲人——父亲、母亲、丈夫和弟弟。03年8月杨志霞恢复了上班，04年1月查出股骨头坏死。
所以，我一直觉得，对目前正从武汉扩散到全国的疫情仍然没有敬畏之心的人，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非典。 或者说，他们并不了解非典。
虽然二者不能等同，但是，看完上面的这些，你能说没有一点借鉴意义吗？那些流过的血和泪，不能白流。
截至今夜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确诊319例，北京的地铁上，一半以上的人，还没有戴口罩。很多人，还要回家过年。 过完年，又是一个春天。 希望天佑中华。
希望我们，在灾难面前，永远有天使护佑。
更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天使有危险的时候，能护佑我们的天使。 这样2020年的春天，才不会太冷，太长。
参考资料：《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生活周刊；
《XXX就非典型肺炎防治情况答记者》，北方网；
《看见》，柴静；
《北京市六家定点医院收治“非典”》，北京晨报；
《非典十年回顾：患者哭问小汤山“是不是死亡集中营”》，凤凰网；
《非典阻击战》，新闻调查；
《非典十年祭》，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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