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全国大搜捕

全国性拘捕“胡风分子”的行动是秘密进行的。第一个被捕的“胡风分子”是诗人牛汉。

我报到的时候，见屋子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报刊，有的是新出版的，有的已经发黄，后来才知道，大部分都是解放前的报刊。人们都在忙着手头的工作，没有注意我的到来。

开始先看文件，了解案情，使我接触了许多过去所不知道的事情，对于这个案子也有了更具体的了解。

1955年5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对胡风实行逮捕。

新华社播发的是这样的一条消息，见于《人民日报》1955年5月19日第一版。

新华社十八日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五月十八日举行第十六次会议。

会议通过决议，准备在七月间召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并决定通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六月二十日以前，抽出时间到原选举单位的地区、原籍或其他地区进行视察。

会议还决定了其他事项。

1955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6月10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将胡风集团正式易名为“胡风反革命集团”

这是一则极不引人注目的消息。正是这条消息，最早透露了胡风“反党”（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将胡风集团称为“胡风反党集团”。1955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中有关注释已提到“胡风反革命集团”。1955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正式将“胡风反党集团”易名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编者注） 案件最初的处理情况。由此不难看出，全国性拘捕“胡风分子”的行动，是秘密进行的。

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签署了逮捕令。建国以来，全国首次大规模的拘捕行动，果断而迅速。

可是，令我惊奇的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拘捕胡风之前，从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风反党集团”第一批材料之后，全国性对于胡风集团分子的大搜捕就已经展开了。大搜捕从北京开始，一天之后上海紧跟，接着便形成全国性的行动。仅仅半月之内，各地的“胡风分子”几乎被“一网打尽”。

我至今都感到奇怪的是，第一个被捕的不是胡风，而是另一个人，名叫牛汉。

牛汉原名史承汉，又名成汉。他是20世纪40年代初在西北大学上学时与胡风开始信件往来联系的。

20岁的牛汉充满着激情，写出了一部长诗《鄂尔多斯草原》，受到胡风的赞扬，很快便确定了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成为“七月派诗人”中的一员。牛汉不仅诗写得好，同时思想也很进步，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斗争。

1946年牛汉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8年，牛汉到达华北解放区，投入全国解放战争。

牛汉由于爱好文学，就与几位同学一起，办起一本名叫《流火》的刊物。在办刊前，他们以刊物的名义给胡风去信约稿。胡风寄来的稿件，很快就在刊物的创刊号上发表了。

直到建国后，牛汉来到北京，在华北大学招生委员会工作，才与胡风相识。然后经胡风介绍，认识了当时颇有知名度的青年作家路翎等人。青年人创办一本刊物，请名家在上面发表文章，扩大影响，撑撑门面，这在现在来讲已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牛汉却为此引来了灾难。

5月13日，胡风的第一批材料公布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就立即召开有关会议，对牛汉进行“帮助”。

会议由出版社负责人之一的巴人（王任叔）主持。大家从不同角度对牛汉提出了“劝告”，希望他能认识问题，与胡风划清界限。谁也不会想到形势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据公安部查明，1951年1月16日，胡风给牛汉写过一封信，信中称：

这僵尸统治的文坛，我甚至感觉得给它们发表了出来都不愉快。但我在磨我的剑，窥测方向，到我看准了的时候，我愿意割下我的头颅抛掷出去，把那个脏臭的铁壁击碎的。

1952年10月27日胡风给诗人牛汉的信。《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二批材料只摘引了上半句，却“漏”了下半句“但我们吸收得真，也工作得真，这就是一切！”

这里所说的“发表”，是指胡风所写的那首欢庆新中国成立的诗《时间开始了》。

胡风还于1952年10月27日给牛汉写有一封信，信的内容中提道：

现在是，作家们都在求救于思想检查，求救于马列，我们无此福份……

《人民日报》编者认为，“胡风在这封信里表示了他对于革命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思想的讥笑和反对。” 获得了胡风如此信件的牛汉，自然难脱干系。

在公安部掌握的信件中，除了胡风写给牛汉的信之外，牛汉也曾于1952年2月3日从沈阳给胡风写过一封信，这封信的一些内容在牛汉被捕以后在胡风集团第三批材料中才公布，其中谈到建国后在工作中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关系问题：

也许再过几十年以后我想在中国才可以办到人与人没有矛盾；人的庄严与真实，才不受到损伤。……今天中国，人还是不尊敬人的，人还是污损人的。人还是不尊敬一个劳动者，人还是不尊敬创造自己劳动。这是中国的耻辱。我气愤得很。

《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加了按语：

按：这个胡风分子是比较悲观的。他说“也许”要“再过几十年”才“可以办到人与人没有矛盾”，即是说，要有几十年时间，蒋介石王朝才有复辟的希望。几十年之后，蒋介石王朝回来了，一切人民革命力量都被压倒了，那就是“人与人没有矛盾了”。“人的庄严与真实，才不受到损伤”了，这个“人”指的是一切反革命的人，包括胡风分子在内，但是一个也不包括革命的人。“今天中国，人还是不尊敬人的……”上人指革命的人，下人指反革命的人。胡风分子写文章，即使是在写密信，也会有些文理不通的。这也是被他们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他们无法像我们替他们作注解的时候这样，把文理弄得很清楚。

这个按语将牛汉的这封信提到了令人汗颜的高度来认识和批判，语气强硬而不容争执，牛汉一下子就被推到了“蒋介石王朝”一边。党中央机关报公开对他作出了如此的定性，那么这个牛汉还能跑得掉吗？

可是人们忘记了，正是这个被推到“蒋介石王朝”的“胡风分子”牛汉，这位胡风“七月派”的诗人，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在毛泽东主席出访“老大哥”苏联时，还满腔热忱地写诗讴歌毛泽东与斯大林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领袖的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

毛主席

告诉你

我们底手臂

全都向北极星伸出来了！

祖国底在地

正向莫斯科倾听

祖国的人民

正在向莫斯科倾听

倾听着你

怎样走进克里姆宫

又怎样和斯大林亲切的谈论着

……

全世界

在你们面前

光荣地展开了！

诗言志，牛汉的诗无疑是真诚而充满激情的。但是，不管牛汉怎么热情地讴歌新的社会、新的国家、新的时代，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既然加了这样的按语，拘捕牛汉也就是很正常的了。

为什么第一个拘捕的是牛汉，至今是一个谜。

与胡风的关系，比牛汉要密切得多的“胡风分子”不在少数；论资历，牛汉在里面也不算“老”的；论社会影响，比牛汉大的也不少，为什么他成了第一个入狱者？是出版社的积极“帮助”惊动了上面，还是公安部的批捕令中就定下了先捕牛汉？这是时代的偶然，还是时代的必然？就我在“胡风专案”调查中所看到的材料和所了解到的情况，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仍是一个谜。

在胡风被秘密拘捕两天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正式作出拘捕决定，胡风根本没有想到他会被捕。

1949年对于胡风来说终生难忘，在这一年里，他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参加了开国大典。

那时，胡风对于新中国的诞生满怀憧憬，充满激情，对中国共产党和领 袖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充满着感激，当时曾写下一首著名的诗歌《时间开始了》。

1949年9月29日，胡风（左三）和作家们在中南海怀仁堂第一面国旗前
胡风在这首诗里放声歌唱：

……

毛泽东！毛泽东！

中国第一个光荣的布尔塞维克

他们的力量

汇集着活在你的身上

你抓住了无数的河流

他们的意志

汇集着活在你的心里

你挑起了这一部历史

……

胡风创作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共包括五个乐篇：《欢乐颂》、《光荣赞》、《青春曲》（当时未完成，到其晚年才补成）、《安魂曲》（后改名为《英雄谱》）、《第二个欢乐颂》（后改名为《胜利颂》）。图为第一、二乐篇的书影。

胡风万万没有想到，他后来会成为这个他所感激与歌颂的党和社会的“罪人”，成为一个令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反革命集团”的“头子”。1955年5月16日，对于胡风和家人来说，这是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日子。

这天傍晚，胡风和家人正在吃晚饭，房门是敞开着的。有几个人来到他们家，这些人中他只认识一个人，就是全国作家协会领导人之一的刘白羽。

胡风忙与刘白羽答话。孩子们见家里来了“客人”，知道大人有事，急忙吃了几口就放下了碗筷，独自到外面去了。

这几个人将胡风单独叫到一间屋子里。在此之前的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写的《我的自我批判》和 《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舒芜），这主要是一些解放前胡风写给舒芜个人的信件摘录。这些公布的信件，成了胡风“反党”的“铁证”。

1955年10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签发的逮捕证。这是胡风被捕5个月后补办的手续。此证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几个人在屋子里谈了一个多小时。方法仍然同以后拘捕其他“胡风分子”一样，先由本单位的领导出面谈话做工作，然后就由公安机关的人员对其宣布拘捕。

胡风的夫人梅志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听着里屋的动静，不知道眼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胡风只有八岁的小儿子这时从外面跑了进来，天真地对梅志说：“妈妈，我们家外面有很多人，还停着汽车。”

儿子这一说，更叫梅志心里不安起来。她感到这间小小的屋子，仿佛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自从胡风的“自我批判”材料和胡风在解放前写给舒芜的信5月13日在《人民日报》公布后，胡风和他的友人们就被称为“胡风反党集团”了。胡风夫妇为此吃惊，为之苦恼。说他有点个人主义，有些小团体主义，有些宗派主义，或者说对建国初期的文艺发展有自己的不同意见，这些他都会承 认。可说他是反党，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这可是天大的冤枉啊！扪心自问，他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想法。

他们感到了一种惶恐与不安。可是后来冷静下来想一想，也就没有完全放在心上，总认为迟早会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顶多在文艺界或报刊上开展一些批判，只要思想转过“弯”来，认真地进行自我批判，是会得到谅解和信任的。胡风对自己的被捕感到很突然。

从13日到被拘捕的16日，全国上下都在“学习”报上那些“材料”。而胡风本人则同过去一样地开会、会见朋友和练拳，他根本不可能想到自己与文艺界领导的这种在文艺思想上的不同认识，以及那些与友人交往的信件，会发展成为一件共和国历史上的惊天大案，一个全国上下数亿人都投入的运动，各行各业都会对他进行声势浩大的声讨和批判，除了自己之外，还会牵连到两千多名无辜的人们。

我当时曾认为，公布胡风在全国解放之前的这些信件，怎么能说明解放以后的思想呢？当然，这些信中对于后来成了党的文艺领导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有某些错误的评价，也有一些甚至谩骂的言语，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这些信件中所谈的尚属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可在党内、行政上作出教育处理较好。单凭这些信件中的内容，特别是在还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就断定“胡风周围有一个反党集团”，因此就动用了专政手段将他们逮捕起来关进了监狱，严重地混淆了敌我矛盾。

我作为一名直接参与这件案子的公安干部，这些看法当时不敢说，也不能说，这就是当时的现实情况。

与胡风一个多小时的谈话自然没有任何结果。公安部人员将胡风和梅志分别隔在两个屋子里，不让他们接触和交谈。公安部人员向梅志出示了搜查证，便对胡风家里进行了搜查。

屋子里的书很多，搜查人员一本一本地翻过去，根据要求，对屋子里的信件搜查得特别仔细，只要是信件，都被集中放在一个地方，便于最后带走。一家人的饭还没有吃完，放在外面的桌子上，几双筷子横七竖八地散乱在上面。这样一直搜查到半夜，公安部的人员才将胡风从里屋带出来。

胡风夫妻相对看了一眼，面对突然发生的一切，他们都有些不解，眼神 里也有些惊慌，但都没有说话。公安部的人员要将胡风带走，胡风这时才给梅志打了个招呼。

胡风被带走的时候，还回过头来，看了看桌上自己没有吃完的半碗饭。

胡风从此开始了他漫长而痛苦的囚徒生涯。公安部留下的人员，对这里再次进行了一遍搜查。

此时，屋外已升起了夜雾，浓浓的，凉凉的，带着细细的水珠凝在玻璃窗上。凌晨，负责搜查的人认为可以结束了，便将梅志带走。从此，整整的十年，胡风与梅志再没有见过一次面。

与胡风同一天被捕的“胡风分子”、“三十万言书”的“参谋”之一：南京下关电厂党支部书记欧阳庄。

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成都、武汉、天津……搜捕“胡风分子”的行动在全国各地秘密进行着。

有一个“胡风分子”与胡风同一天被拘捕，他就是欧阳庄。

欧阳庄26岁，是南京下关电厂的党支部书记。5月16日早上，天刚蒙蒙亮，欧阳庄的屋外就响起了一阵敲门声。他开始没有开门，听了一会儿，敲门的人在叫他的名字，声音有些熟悉，这才起床，打开了房门。站在面前的是电力局的一位副局长，还有一个不认识的人站在这位副局长的身后。

本来昨天接到电力局通知，今天上午是要到局里去开会的，想不到这么早局里就来人叫自己，欧阳庄忙问：“开会不是还没有到时间吗？”

副局长说： “不是局里开会，是市委组织部部长要找你谈一谈。”

欧阳庄一下子警觉起来，忙问： “组织部部长找我有什么事？”

副局长说： “不知道。”

回答的语气是平缓的，听不出来有什么不祥的预兆。

可是，敏感的欧阳庄总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头。就在前两天，他在报上看 到了有关胡风的材料，就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

欧阳庄

他也用不着隐瞒自己了，就问道： “是不是胡风的事情？”

对方的回答仍然是平淡的： “别问了，我们也不知道。”

欧阳庄单身一个，没有什么可牵挂的，在屋里转了一下，将一些东西都扔在床上，然后就拿上一把锁，“咔嚓”一声将房门锁上，对副局长说道：“走吧。”

出来才发现，有一辆汽车早已停在外面的路上等他们了。

汽车在城里转了一个圈，开进了位于玄武湖边上的一个小院，里面有一座两层楼的房子。欧阳庄被带到了二楼上的一个屋子里。

他不知道这里是干什么的，进屋后就从窗子前面向外看了一下，只见楼下不知什么时候已站了很多人，好像是一些便衣岗哨。他哪里知道，这是一个临时审讯室。过了一会儿，进来一名身着警服的公安人员，递给副局长一封信，副局长看完之后，眉头一下子皱了起来。

天真得几乎有些幼稚的欧阳庄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将那封信要过来看。

副局长也不回避，顺手给了他。信是市委组织部写来的，上面说：“根据调查，你们单位欧阳庄有严重 的政治问题……”

全国各地公安机关根据公安部指示拘捕的“胡风分子”，大都是一些活跃在文坛上的青年作家和诗人或者评论家、学者等等。这些名单，除了是经过调查他们与胡风的关系，了解他们在现实中对党的文艺政策的态度、发表作品的政治倾向所得之外，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解放前由胡风主办的杂志上发表作品的作者署名。我在“胡风专案”翻阅这些材料时，发现与被拘捕的其他“胡风分子”相比，欧阳庄整天都是在工厂里与机器打交道，算不上一个文人，也从来没有在胡风所办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地将他拘捕呢？再查相关资料，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秘密。

欧阳庄出身于苏州，因家境贫寒，很小就在店里当了一名学徒。据他本人说，当时只有14岁，个子只有柜台一样高。后来在苏州文心图书馆接触到共产党组织，并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成为一名积极投入民族解放事业的进步青年。

为了谋生，他从苏州到了南京，并在这里认识了一名姓唐的地下党员。这位地下党员是一位知识分子，介绍欧阳庄加入了党的地下组织，使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欧阳庄虽然文化不高，但却喜欢文学，他和化铁一起办了一本小刊物，名叫《蚂蚁小集》，不定期地在南京、上海出版。作为一名地下党员，年轻的欧阳庄想在刊物上尽量体现其政治特色，刊登了一些“胡风分子”比较激进的作品，因此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查，只好不断地变更刊名。

这位姓唐的地下党员后来就向他介绍了在“左联”的胡风，以及其他几位后来成为“胡风分子”的作家和诗人，这时欧阳庄才知道了这些人的名字，知道了胡风等人所办的《七月》《希望》等刊物，并成为其热心的读者。

1947年路翎创作了话剧《云雀》，引起很大的轰动，继上海之后又在南京演出。欧阳庄看了后就给路翎写了一封信，从此便跟路翎结识了。

在清查欧阳庄的时候还了解到，那位姓唐的地下党员，为了逃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查，从南京跑到了大别山，在刘邓大军里当了一名随军记者，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了。

就凭以上这些要将欧阳庄这样一个远在文艺界圈外的人打成“胡风分子”，材料仍还是不足的，于是公安部门立刻着手调查。

抗战时期胡风创办的《七月》杂志，对现代文学史上“七月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七月》停刊后，胡风又办《希望》杂志。两刊为当时很有影响的文学创作和理论阵地，培养了一大批进步的作家。左图为《七月》半月刊第一期封面，右图为《希望》第一期封面。

调查的结果令人吃惊。

偏偏是这个整天在工厂里与机器打交道的人，却一直在关心着建国后文艺事业的发展。就在胡风准备向中央领导进言“三十万言书”的时候，他也来了精神，频繁地来往于北京、上海、南京之间，向“胡风分子”传递“消息”，“通风报信”，并从一个国有企业党的基层干部的角度，为胡风“出谋划策”。

欧阳庄被认定为是帮助胡风完成“三十万言书”的一个“参谋”。这份“三十万言书”，是鉴别胡风及其“追随者”后来成为“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重要标志。

据查，欧阳庄曾于1954年8月29日由南京寄给胡风一封信，信中对于正在起草“三十万言书”的胡风说：
有一个想法，建议你再写几篇新人物，以明心迹坦荡……

《人民日报》注释“新人物”认为，“欧阳庄向胡风献计，再写几篇记述英雄人物的特写，作为拥护新社会的幌子。从这里充分可以看出，胡风和胡 风分子把他们对新社会的虚伪的歌颂当作掩蔽他们的反革命活动的手段。”

公安机关还查获欧阳庄在1951年6月24日和1955年1月28日由南京写给胡风的信，后来《人民日报》在公布胡风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时将其公布了。报上公布的内容只是摘抄了信中的一句话，却引发出了很长的按语，其用词之激烈也是少有的。

前一封信引的话为：

苏州有一个同志可谈（在市委工作，党员），此人在解放初期受了打击（“自由主义”），可能斗志较差，但可一试。

《人民日报》对“苏州一个同志”的注释认为：“欧阳庄向胡风报告他发现了在苏州有一个可以‘联络’的人。他们发现犯了错误的共产党员，就认为是‘可谈’的，也就是可‘争取’的对象。”

《人民日报》的按语则是异常的严厉：

按：共产党员的自由主义倾向受到了批判，胡风分子就叫做“受了打击”。如果这人“斗志较差”，即并不坚持自由主义立场，而愿意接受党的批判转到正确立场上来的话，对于胡风集团来说，那就无望了，他们就拉不走这个人。

如果这人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斗志”不是“较差”而是“较好”的话，那末，这人就有被拉走的危险。胡风分子是要来“试”一下的，他们已经称这人为“同志”了。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应当引为教训吗？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

如此语气，完全是在教育每一个党员，对于欧阳庄这样的人一定要有警惕性，否则就会被拉拢，就会变质。欧阳庄在这里成了胡风拉拢共产党内有“自由主义立场”者的帮凶。后一封信也只引了一句话：

寄去笔记一份，请参考。此系默涵在高教部党组的传达。

公安部查明：这本笔记是“指一项中共党内指示，由林默涵同志在1954年12月11日向高等教育部党组作传达。欧阳庄窃得这一传达的笔记后，寄给胡风。在这封信里附有稿笺九纸，是复写的传达笔记的全份”。《人民日报》对这样一句话的按语同样不少，而且咄咄逼人：

按：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机关、部队、企业或团体里是有人偷窃机密的。这种人就是混入这些机关、部队、企业或团体内的反革命分子，有些自由主义分子则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应该引起全体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的严重注意吗？

原信中短短的两句话，却招来了超过其数倍的按语。有了解放前与胡风等人的联系，更有现在对胡风“三十万言书”的支持，远在南京的欧阳庄与北京的胡风在同一天被拘捕，这也就是很正常的了。

全国性的大搜捕没有停止，仍在秘密地进行着。除欧阳庄之外，另一个被认为是帮助胡风写出“三十万言书”的“高参”很快被捕……

老革命吴玉章也难保胡风“三十万言书”的理论“高参”：谢韬。这个“高参”名叫谢韬。

“三十万言书”是胡风和他的友人们构成“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重要证据，关于这封信的经过及内容，我在后面还将具体讲到。

如果说帮助胡风完成“反革命”信件“三十万言书”的“参谋”欧阳庄，是从一个基层领导的角度给胡风出主意和搜集材料的话，那么这个被称作“高参”的谢韬，则是从理论的角度给了胡风以帮助。

与其他“胡风分子”不同的是，谢韬被押送的不是公安机关的监狱，而是党的一位高级领导人的家里。

5月17日，公安部的人来到谢韬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让学校领导找到他，将其带到一间屋子里，谈了他与胡风的关系，要他认清形势，交待问题。他则尽力辩护，不承认自己与胡风有什么政治上的联系，否认自己是“胡风分子”。

简短的谈话便很快结束，公安部的人宣布对谢韬实行“隔离审查”。

这是“胡风分子”中，唯一的一个比较“客气”的，没有被“拘捕”的人。

公安部的人员说：“我们不给你戴手铐，你自己跟着我们走吧。”

汽车在大街上转了一会儿之后，就将他送到了东四六条三十九号的一个四合院里，打开了东厢房的一间屋子，将谢韬安排在里面，然后关上了房门。这里既不像监狱，也不像公安机关，到底是什么地方呢？作为“隔离审查”的谢韬，当时根本是无法知道的。他只能坐在屋子里，静静地等待着对自己未来命运的宣判。

可是，他在这里左等右等，没有等到公安部的来人对他进行审讯，只是偶尔有人来催促他写交代材料。每天都有人打开房门，准时给他送来饭菜。就这样，谢韬在这里被关了几个月，这是所有“胡风分子”中最优厚的待遇了。

谢韬自己越来越觉得奇怪。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原来，这里是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的家。

谢韬曾经在吴玉章身边工作过，这位革命老人是了解他的。作为中共老资格的革命家，吴玉章在党内具有很高的威望，一直都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尊敬，同时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之一。

吴玉章还是一名中央委员。当得知谢韬是“胡风分子”的时候，这位革命老人感到很吃惊，他不相信这是事实。于是，吴玉章直接给罗瑞卿通了电话。罗瑞卿向吴玉章介绍了公安部所掌握的情况。

吴玉章仍然不肯相信，并在电话里对这位公安部长说：“此类事情关系重大，一定要慎重一些，不能伤害革命同志。”

最后吴玉章说：“你们如果硬认为他有问题，可以先放在我家里，让他 交代，如果交代出来有问题，或者你们查出有更确切的证据，再将他带走也不迟。”

1951年，胡风与谢韬（左）在一起

吴玉章的话无疑是有分量的，于是公安部临时改变原定方案，将谢韬带到了吴玉章家的院子里。

这是一座很幽静的四合院，长着一棵古树，浓荫将院子覆盖，空气清新，是一个适合居家和做学问的地方。可是本该做学问的谢韬，却被软禁在这里写另外一种不愿写而又不得不写的东西，他感到很苦恼。

但是，老资格的革命家吴玉章老人也没有能保住谢韬。

吴玉章后来知道，对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定性并非来自公安部，而是来自更高层的领导。几个月下来，住在吴玉章家里的谢韬并没有交待出任何问题。

罗瑞卿急了，不断地给吴玉章打电话。这时，全国清查“胡风分子”的行动已从秘密转入了公开发动群众，对 于谢韬，吴玉章已经爱莫能助。谢韬还是被带走了，在监狱里一关就是整整十年。

当谢韬被捕的消息传出后，许多人都感到不解。

这个谢韬身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人，有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既非作家，又从来都没有在胡风编辑的刊物上发表过文字，难道看不清胡风的“反革命”面目，怎么会成为“胡风分子”呢？

经查，从事马列主义研究的谢韬，对于胡风的一些文艺观点是赞同的。在胡风撰写“三十万言书”的时候，谢韬曾经帮助胡风查找过一些马列著作中的原文，为胡风的思想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正因为这样，谢韬被公安部专案人员认为是参与胡风撰写“三十万言书”的“高参”。

这个“职务”并不是凭空给谢韬戴上的，因为公安部专案人员的手中掌握着1954年4月19日胡风写给谢韬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就是胡风在撰写“三十万言书”时，请谢韬帮助查找马列原著出处。

这封信寄自北京，胡风在信中写道：
昨晚开始弄“民族形式”，还顺利。

这涉及到了列宁底两种文化论。列宁说的是“资产阶级民族”，或现代国家，斯大林底“民族”这个范畴也是这样规定的。但列宁底话，我记不得直接出处。得便，烦你查一查，抄两三条给我。一、原文，二、出处。能是直接的引用，当然要好一些。

胡风信中的“民族形式”，就是指给中共中央的“三十万言书”中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部分。

公安部查明，为了写这个“向党进攻”的“三十万言书”，胡风集团的主要“骨干分子”都积极参加了，其中有北京的绿原、谢韬，天津的阿垅、芦甸，南京的欧阳庄等，他们都秘密地参加了起草，并将其提纲分别寄给没有来京的其他“骨干分子”征求意见。

另外还有胡风于1952年3月17日和5月25日，从上海寄给谢韬的信，信中用了一些别人不明白的“暗语”，公安部认为这也足以说明谢韬与胡风之间 早有联系。

前一封信的内容中有：

玉兄到那学校，当大有收获。我意，对那位黄药眠老爷，可能时花点时间收集一些材料。如能把他的面目暴露一下，那对于文艺前途是功德无量的。

《人民日报》的编者认为，这里就有着别人无法弄明白的“暗语”，那个“玉兄”，指的就是谢韬的妻子卢玉；“那学校”，指的就是北京师范大学。这样用“暗语”写信，就说明胡风与谢韬之间“心中有鬼”。

后一封信则写道：

那么，打算着手写一篇文章，抓一两个中心点（不谈过去），拥护“讲话”。因为有人提议了，所以不能不这样。写成了来京当面求教。

《人民日报》的编者认为，这个“讲话”当然是指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风在这封信里，在向他的党羽们说明，自己不得不拥护共产党的文艺方针的苦闷心情。

同时，公安部还查获了胡风于1952年5月19日写给谢韬的信，在这封信中，胡风用“暗语”——“副座”，来指周恩来总理，并让谢韬通过当时在总理办公室工作的于刚来打听情况，以便进行有利于胡风集团的活动。

公安部还查获谢韬于1950年4月16日给胡风的一封信，信是由北京寄出的。《人民日报》在公布胡风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时，摘录了这封信的一些内容：

两周来，真成了教书匠了，整天上课下课。新教学法把人弄得精疲力竭。教书本来是用头脑的工作，现在变成几乎完全可以不用脑袋了。

这样一封在今天看来是极正常的关于自己工作情况给友人的通信，被认为是“谢韬公然反对新的教育方法，并污蔑今天的教育工作‘可以不动 脑筋’”。谢韬却对这些毫不回避。

在看了5月13日的《人民日报》之后，谢韬对于公布的胡风的材料不以为然，认为有些小题大做，不同艺术观点的争论，怎么就不允许，就是“反党反人民”？特别是对于舒芜整理的信件和所加的按语，更是反感，认为这纯粹是断章取义，给胡风的头上扣“大帽子”。

这样一个“不合时宜”而又“固执己见”的马列主义研究者，即使有吴玉章这样老资格的革命家为其辩护，但在那个时代，又怎么能逃脱与胡风同样的命运呢！

与胡风素无来往的何满子，因为与别的“胡风分子”的关系而难逃厄运。上海搜捕胡风分子的行动是迅速的。

1955年5月中旬，“潘扬事件”刚刚结束，上海根据公安部的指示，在成立“胡风专案”办公室之前，就对全市范围的“胡风分子”开始了秘密拘捕。执行这项任务的是市公安局的文保处。

上海是胡风长期从事活动的地方，因此被认为是胡风的重要据点，在逮捕胡风之前，上海就已逮捕了耿庸、贾植芳两名“胡风分子”。

由于这两个人同我负责审讯的张中晓，被认为是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同时这两个人还牵涉到“中统特务”和“汉奸”的问题，相对比较复杂。特别是耿庸的“军统特务”问题，还是我去调查的，这中间，我与真正的军统特务在审讯时交过锋。

上海市公安局将行动的重点，放在被认为是由“胡风分子”控制的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前身）。

就在公安部拘捕胡风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17日，上海公安局文保处派人对何满子秘密进行了拘捕。

将何满子当作“胡风分子”抓起来，其实有一点“冤枉”。因为从调查的情况来看，他与胡风根本就不熟悉，更没有什么来往。

何满子虽然是个文人，但过去与胡风所编辑的《七月》《希望》联系极 少，在全国性的对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中也很少发表与胡风相同的文艺理论文章，同时胡风对他还有看法，根本就不与他来往。

原因是何满子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曾经到过延安，可是后来又离开了那里。这件事情在作家中不知怎么给传开了，阿垅便将这件事情告诉了胡风。从此，胡风便对何满子有了看法，也不愿意跟何满子往来。

文人也许都是清高的，既然你不睬我，我当然就不会理你。

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集团的第一批材料——胡风的自我批判文章和舒芜交出的胡风写给他的信件摘录。何满子认真地看了，透过文字感到了一种紧张的气氛，他为自己的几个朋友担心，却怎么也没有把自己算进去。

这几个朋友便是与胡风来往密切的贾植芳、耿庸、刘雪苇等人。据何满子后来“交待”，自己与胡风从来都没有来往，心想再怎么牵连也不会将自己牵进去，因此心情还是很平静的。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15日——也就是上海市公安局秘密拘捕耿庸、贾植芳的当天，好朋友王戎慌慌张张地来找他，说自己看了报上的材料后，已经向组织上交待了自己同胡风的关系，乱七八糟的信件也都交出去了，并劝何满子也赶快交待自己与这个“集团”的关系。

何满子一听有些不高兴了，反驳道： “你与‘集团’有关系，我与这个‘集团’有什么关系？我从未与胡风有过交往，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你让我交待什么？”

王戎见何满子根本不听他的劝告，还是那派无所谓的样子，就说： “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吴强叫我来对你说的，你不要忘了，吴强是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处长！”

何满子的悲剧和所有“胡风分子”一样，在于无法认识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太执着，太自信了。总认为自己不做亏心的事情，别人就不会平白无故地找到他。他根本就不知道，一张无形的网早已向他张开了。

16日，也就是胡风被拘捕的当天，何满子外出回到家里，邻居告诉他说，市委宣传部有一个姓吴的打电话来，说有事情要找他谈一谈。

何满子家住在利西路四十四号，是一幢花园小楼，与另外的几家人共住，电话放在走廊上，如果家中无人，邻居接了之后就相互转告。何满子一 听就明白那个宣传部姓吴的，肯定就是吴强。

据何满子后来回忆，当时听了后不以为然，认为自己同“姓吴的”从来都没有任何的来往，要谈你自己来，怎么要我去，你市委机关有的是车。于是他拿起话筒就给吴强打电话，可是吴强不在。何满子便让接电知的人转告吴强，要谈让他自己来，我随时都等着。

如此的口气，可见何满子对于自己的未来是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的。

可是，吴强却再也没有来，来的却是令他意想不到的两个人。

就在何满子电话告诉市委宣传部的人，让吴强自己来的第二天——5月17日清晨，何满子刚刚起床，就有人敲门，进来了两个陌生的人。

何满子以为是市委宣传部的，就过来让坐。

那两个人也不坐下，就问： “你是何满子吗？”

何满子连连点头： “正是，正是。”

这两个人是市公安局文保处派去的便衣，他们见人已被认定，就取出拘捕证，向何满子宣布：“你被捕了。” 拘捕证是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签发的。

乐观得毫无思想准备的何满子一下子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我犯了什么罪？”

一位公安人员答： “你去了就知道了。”

何满子说： “我不明白，怎么去？”

两位执行任务的公安人员也不多说，上前来给何满子“咔”的一下戴上了手铐。

听见手铐声，等候在屋外的两名穿警服的警察走了进来，将何满子押出小楼。

一辆汽车早已停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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