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22 , 1477 , 104 , 151
根据事先的安排,开始进屋的两位便衣仍留在屋子里,负责搜查工作,两位警察随同何满子进了车里,汽车向着小楼的外面开去。何满子被带到了集中关押“胡风分子”的地方——建国中路二十六号。
此时“胡风专案”办公室刚刚成立,就先抓了王元化、贾植芳、耿庸、梅林、罗洛、张中晓、尚丁、何满子等近二十人。
后来我们对审讯工作进行了初步分工,主审彭柏山的是从公安部派来的 办公室负责人宋若侠,主审贾植芳的是文保处科长张一夫,主审耿庸的是文保处科长张振奎,主审罗洛的是文保处科长王良,我除担任主审张中晓、尚丁之外,还参与了对梅林、何满子、彭柏山等人的审讯。
梅林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编辑,审讯时态度很好,对于自己的被捕,他一直都有些弄不明白。
三天之后,根据安排对何满子进行提审。何满子三十多岁,审讯时不断地吸着香烟,一支接着一支,整个审讯室里弥漫着香烟味。
他自己的吸完了,我们就给他一支,他很快又吸完了。我们一边再给他,他接过后大口大口地吸着,一边说,我写吧,只要你们供给我香烟就行,这样写起来快得多。后来他真的在纸上不停地写了起来,现在看来那都是在乱写一通,根本没有什么好写的。何满子当年猛吸香烟的形象,我至今都还没有忘记。
何满子一直到提审的时候都觉得奇怪,不断地申辩,自己与胡风从无往来,为什么要拘捕自己?
是的,无论怎么调查,何满子与胡风的确没有任何形式的来往,如此迅速地拘捕他的理由又是为什么呢?
经查,何满子虽然与胡风无联系,但却与其他的“胡风分子”交往密切。早在40年代,他就在成都与芦甸有过来往。到了上海以后,他又与前来劝他“交待问题”的王戎,以及在头一天被拘捕的贾植芳、耿庸交往不断,同时还与北方的阿垅等“胡风分子”也有过一定的接触,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自以为不会牵涉到自己的何满子也难逃厄运。
抓捕胡风鼎立扶植的文学青年徐放竟然出动了二十多人。5月17日晚上,在北京的一家小酒馆里,徐放与路翎在一张小桌前相对而饮。
13日《人民日报》公布胡风的第一批材料之后,在解放前就与胡风认识 的徐放感到有些不可理解,一个曾与鲁迅关系甚密,积极从事“左联”文艺工作的人,建国后怎么会一下子成了“反党分子”?
诗人徐放
那个时代的青年太天真,太真诚。作为《人民日报》文教部的一名记者,他给报社的党总支书记写了一封信,认为这样处理是不是有点过激,并建议中国文联党组好好地开个会,找乔冠华等人也参加,将胡风的那些事情作为文艺问题讨论一下,达到既弄清问题,又帮助同志的目的。
信送到党总支书记那里后,他感到心情有些郁闷,就给路翎打了个电话,约他下班后一同到小酒馆里去吃饭。
几杯酒下肚,两个情投意合的青年人就谈起了各自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他们对胡风的处境表示同情,并对这种做法感到很困惑。他们还不知道胡风已于头天晚上被秘密拘捕,更不知道就在这家小酒馆里,公安部早已有人在监视他们了。
徐放的“反常行动”,使公安部更加警惕。
18日上午,徐放来到团中央,商量在“六一”儿童节发表社论的事情。结束后回到报社,还未走进办公室,就被人叫住,说是报社党总支书记找他 有事。
徐放认为党总支书记看完了自己写给他的那封信,找自己去一定会谈谈他的看法,妥善地向上面反映自己提出的问题。他怀着兴奋的心情来到了总支书记办公室。
总支书记的面容是严肃的,见他进来,也未让他坐下,就对他宣布说: “经组织决定,对你实行停职反省。”徐放的心情一下子落到了冰点。
徐放问: “反省什么?”
对方道: “与胡风的关系。”
徐放说: “现在还不行,我还得回家吃饭,还得去照顾一下孩子,不然没人管他的午饭。”
对方也没有强行将他留下,同意他先回去,吃完饭后再赶到报社来“反省”。
徐放于是回到位于麻线胡同十八号《人民日报》家属大院家里,做好饭后先给孩子喂完,然后自己再吃。
刚洗完碗走到外屋,一抬头,看见门外一下站了二十多个人,而且中间有几个是穿着制服的公安人员。
徐放一下愣住了,以为他们找错了门,就问道: “你们找谁?”
来人问: “你是徐放吗?”
当得到确认后,对方说: “我们找的正是你,请跟我们走吧。”
徐放问: “到什么地方去?”
对方说: “到时你就会知道了。”
这是全国搜捕“胡风分子”的行动中派出人员最多的一次。为什么会来这么多的人,到底是什么原因?当时没有记载,现在已很难知道真正的原因了。我想是不是当时对于胡风集团的弦绷得太紧了,公安部有关人员担心那位总支书记放走了徐放——这只能是现在的猜测了。
徐放被带上停在外面的汽车,押到煤渣胡同,关在一间小屋里。屋子里放着一张小桌子,桌子前后各摆着一张长凳,徐放被带到了一张靠近门边的凳子坐下。这时走进来两名身着警服的公安人员,坐在他对面的凳子上。审讯就这样开始了。
问: “你是徐放吗?”
答: “是的。”
问: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拘捕你吗?”
答: “不知道。”
问: “你和胡风是什么关系?”
答: “很早就认识,我当时是作者,他是编辑,就这个关系。”
审讯人员对这样的回答显然不满意,就加重语气说: “老实告诉你,胡风是反党分子,你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早已查明,就在前两天,他已经被我们逮捕了。我们对你实行拘留,也是有证据的。”
徐放问道: “你们的证据是什么?”
审讯人员立刻说出了早已调查好的徐放与胡风写信时的“暗语”。徐放不得不吃惊。
审讯人员这时说: “徐放,限你在24小时内将你的问题谈清楚。”
答:“ 哪用得了24个小时,只要两个小时就够了。”
于是,审讯人员拿来了笔和纸,让他自己写“交代”。
据徐放的“交代”,他早在1944年就认识胡风。那是在重庆的时候,徐放偶然得到一本胡风编辑的《七月》杂志,便被上面发表的诗歌吸引了。作为一名热爱诗歌创作的青年人,徐放认真阅读了上面的诗歌,并自己也拿起笔来进行创作,写了不少的诗歌作品。徐放将这些作品抄在一个小本子上,想找胡风给指导一下。
胡风当时住在重庆乡下,离徐放的住地很远,一种对于诗歌创作的热情和对于文学名家的渴望,使年轻的徐放忘记了一切,他竟拿上自己的诗稿,步行了很长的时间找到胡风的家里,请胡风为自己的诗歌创作进行评点,以一位学生的态度向胡风求教。
胡风被这个年轻人的好学和谦逊所感动,不仅给他评点作品,还从中选出一些较好的诗歌在刊物上发表。从此,徐放便与胡风经常通信,成了胡风鼎力扶植的文学青年。
徐放开始一步一步地走上文坛。胡风在信中不但与徐放谈文学,还进行思想教育,让他靠近地下党组 织,投身于革命的文艺活动。在徐放眼里,胡风就是一个革命的文艺战士,他认为:“没有胡先生,我不会参加革命。”
公安部通过核实,在胡风编辑的刊物上发表作品的重点人员名单,自然不会少了徐放。徐放开始被关在北京市公安局在市内的一个看守所,让他在这里进行反省。五年内他没有一个字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之后,徐放被关入秦城监狱,囚号为0685。
徐放在监狱里常常为他的冤案大喊大叫……,徐放被作为“胡风反党集团”的一员逮捕了,可是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在《人民日报》上所发表的讴歌新中国的诗歌,却还被很多人所传诵:
……
今天中国人民
在自己的祖国的红旗下
在毛泽东的面前
像百鸟朝凤,
像大海沸腾
我们呵
看到了胜利
我们呵
真正地有了自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
拘捕“打入军队内部的胡风分子”:南京军区空军气象参谋化铁。
1955年5月13日,也就是《人民日报》公布胡风第一批材料的当天,江苏省公安厅接到公安部指示,尽快拘捕胡风集团骨干分子化铁。为何如此紧急?
原来化铁并非一般的文人,他是南京空军部队的气象参谋,按照当时的规定,身上随时都佩有手枪。按照分析,既然“胡风分子”已打入了人民军队,同时还担任着一些空军部队的机密工作,因此必须迅速执行拘捕令。
江苏省公安厅根据公安部的指示,立刻派人前往空军部队。可是,南京空军保卫部却不同意,说是没有接到空军上级的指示,地方公安机关无权到空军来抓人。
公安厅的人说: “化铁是个反党分子。”
保卫部的人说: “我们不知道什么反党分子。”
双方相持一段时间后,各自在电话里请示了自己的上级,最后达成了一致意见。
为了保密,事先未通知化铁所在部队气象部门的领导,由公安厅和南京空军保卫部同时派人,前往空军宿舍。首先将宿舍大院包围,因为大门有人站岗,为了不惊动更多的人,就越墙而进。
此时正是午夜,原以为可以将化铁拘捕,谁知却扑了个空。为防止化铁“携带军事气象情报潜逃”,南京空军保卫部便连夜给部队气象部门领导打电话,这才知道早在上午化铁就已赶往北京空军总部开会去了。
如果按照这个时间计算,拘捕化铁的时间应该是整个搜捕“胡风分子”的行动中最早的,因为这比牛汉被拘捕的时间还早一天。可是,事情就这样阴差阳错,让化铁在北京的空军总部多吃了几餐会议伙食。
江苏省公安厅和南京空军保卫部立刻与空军保卫部联系,让他们设法在会议时间控制化铁,并将他押送回南京。对于这一切,正在忙于开会的化铁毫不知晓。
19日上午,空军保卫部来了两个人,将正在开会的化铁叫出会议室。化铁走到门外,看着两个陌生的军人问道: “你们有什么事?”
两个军人将他带到一间小屋里,没有说话,首先就下了他腰上的手枪。
化铁叫道: “你们是什么人,凭什么卸我的武器?”
对方说: “我们是空军保卫部的,奉命执行任务。”
化铁说: “我是来开会的,不能把枪随便给你们。”
对方说: “你不用开会了,我们送你回南京。”
化铁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对方说: “我们是奉命执行,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只能把你送回南京。”
两位军人一边说着,一边给化铁戴上了手铐。
就这样,在公安机关和部队的相互配合下,“打入军队内部的胡风分子”化铁很快就被拘捕了。
据化铁后来回忆,13日,在从南京前往北京开会的火车上,到一个站停靠的时候,外面有叫卖报的,他就买了一份,看到了当天《人民日报》上面有舒芜揭露胡风的材料,感到很吃惊,没有想到胡风的问题竟会一下子弄得这么大。
舒芜在这些材料的开头,指责“胡风文艺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外衣掩盖之下的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文艺思想的争论在这里被无限地升级,化铁不得不考虑自己多年来与胡风的关系。
他坐在车上,思来想去,认为自己与胡风的交往只是一个文学青年与一位知名作家、诗人和刊物编辑之间的正常来往,没有什么超出原则的事情,也没有一点想“反党”的意思,自己心灵是纯洁的。
因此他对这件事情也就没有放在心上,认为无论对胡风的批判是对还是错,都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自己是拥护新社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党和人民是忠心耿耿的,否则自己投笔从戎、穿上这身军装干什么呢?
他被带上由北京返回南京的火车。在上车的时候,很多旅客都不解地看着他们,对于两个军人押着一个军人感到有些奇怪。到了车上以后,不知怎么搞的,手铐坏了。
两个负责押送的空军保卫部军人感到很不放心,为了防止这个“胡风分子”逃跑,押送的军人就跑到餐厅里去,拿来了一根铁丝,将化铁的双手拴上。化铁没有反抗,任由他们摆布。
铁丝陷进了肉里,手上感到有些发麻。餐厅里的服务员出来看见了,就对押送的人员说,不能用铁丝,不然会将手拴断的。
于是,押送的人又去找来了一根绳子,将化铁的手牢牢地捆起来,这样一来,比戴手铐时更难受。
车上,化铁拒绝吃饭、喝水。押送的人员认为他这是在对抗,就对他看得更严。
化铁后来回忆说,这并不是自己的“对抗”,作为一名被捕的“胡风分 子”,根本就不可能对抗。拒绝吃饭、喝水的原因是自己那时还年轻,很要面子,怕来往上厕所,被别人看见自己的双手被捆绑着,是一个“坏人”。
1949年夏,胡风与化铁在上海普希金铜像前。左起:罗洛、杭行(罗飞)、胡风、化铁
到达南京后,化铁被带到省委招待所,关在一间屋子里。每天仍由空军部队派人看守。第三天,江苏省公安厅来人,空军保卫部将化铁正式交给地方公安机关。
很快,化铁被关进了监狱。化铁被认为是胡风集团的骨干。化铁真名叫刘德馨,他与胡风早有来往。
化铁自小就很聪明,对文学创作也有天赋,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写作,并很快认识了在当时很有影响的青年作家阿垅和路翎。
那是20世纪的40年代,胡风住在重庆,化铁打听到地址后,就拿着自己的作品去找胡风,从此与胡风相识。胡风很欣赏化铁的才华,给他在文学创作上以各种帮助和扶持。1942年,化铁写出了一首诗,题目叫《暴雷雨岸然 轰轰而至》,拿去请胡风“指教”。胡风看后很赞赏,就在主办的《希望》上发表了。诗中饱满的革命激情,呼唤大雷雨来到的呼声,代表着一种冲破黑暗的青春豪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从此化铁开始步入文坛。
年轻的化铁很有才气,不断有新的诗歌在《希望》上发表。胡风对化铁十分推崇,不断将他介绍给文艺界的朋友。
早已认识化铁的阿垅等人也相继对化铁的作品进行研究,认为的确有一股清新之气,于是也都撰文向读者推荐。其中以阿垅的《化铁片论》评价最高。阿垅在这篇文章中,称化铁是“有着拥抱人类的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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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化铁与胡风及胡风集团成员们交往的历史,这些都被白纸黑字地印在了刊物上。负责胡风专案的机关只要翻一翻那些刊物,就会很快发现那个出现名字较多的人,因此化铁在公布胡风材料的当天就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并派人前往空军机关拘捕,这也就是很正常的了。
可是,化铁与胡风的关系还不止这些。
通过江苏省公安厅的调查,就在胡风准备撰写“三十万言书”的时候,不在文化机关工作的化铁,却与在南京的另一个同样不在文化机关的欧阳庄,积极地为胡风搜集各种需要的材料。他利用自己在部队工作的条件,了解部队文艺工作和基层文艺活动的情况,以及人们对于党的文艺政策的各种不同反映,并将这些及时地告诉胡风。
因此,公安机关认为,作为军人的化铁,是给胡风的“反革命活动”提供“炮弹”的人。
在公安机关手中,掌握有一封“胡风分子”绿原写给阿垅和化铁的信,这封信写于1947年9月23日,邮出的地点是武汉。在这封信中,绿原谈了“胡风分子”各自的情况,其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后来被《人民日报》公布在胡风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
柏寒兄来信,谓万恶的共匪搅动他的故乡,恐怕又要跑反了。
这里的柏寒,就是后来的“胡风分子”方然。“他的故乡”指的是安庆。《人民日报》对这样一封信的按语是这样写的:
……,在一九四七年九月,绿原还在骂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力量是“万恶的共匪”,可是,一九四八年初他就由另一胡风骨干分子曾卓介绍为共产党党员,打入了地下党的组织。后来绿原突然潜逃。武汉解放时又突然回到武汉,与曾卓一起自称是“共产党”,接收“大刚报”。一九五〇年再度钻进党来(参看本材料第二十八条)。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分子就是这样来“追随革命”和钻进共产党里面来的。
公安机关在侦察、搜缴、查获的“胡风分子”之间的往来信件中,化铁恐怕是最少的,但无论多少,这都是一种“罪证”。蹲在监狱里的冀汸仍然弄不明白,自己怎么就成了“胡风反革命分子”。
5月13日,胡风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公布后,担任浙江省文联创作组组长的冀汸就被单位领导找去谈话,对他宣布“停职反省”。
冀汸的妻子正在医院里生孩子,单位领导允许他每天“反省”之后可以回家照顾家庭。
冀汸为人极有个性,对于自己认定的事情从不愿屈服。过去在文坛上,他发表过很多小说和诗歌,特别是他的长篇小说,都曾引起过不小的争议,建国后被一些报刊连篇累牍地批评。
那时的小说家可没有现在这么幸福,现在是越争议作家就越出名,而那时只要是引起了争议,特别是受到党的报刊批评的作家,那就得首先考虑你的政治立场,考虑你的阶级出发点,一切都得往政治上面挂。正因为这样,省文联的领导曾动员过冀汸,让他对自己的长篇小说创作做一个检讨。
可是,这个冀汸却根本不理睬这些,不但不肯为此作什么检讨,更是依然我行我素,仍然按自己对于生活的认识进行创作。
对于这样一个人,要想在停职反省中真正“反省”,那也是很难的。在一个多星期时间里,他根本就没有写几页纸的“反省”,而且对于自己与胡风之间的关系,更是没有说出上面所需要的问题来。
根据公安部对于在全国清查胡风分子的部署,浙江省公安厅对冀汸的 “反省”情况不停催问,总是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冀汸
21日上午,冀汸反省的小屋被推开了。省文联秘书长带着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秘书长向冀汸介绍说:“这位是省委文教部的杨处长。” 冀汸不答话,知道他们来就是为了自己“反省”的事情,连头也不抬。
秘书长连忙接着说: “是这样,你每天在单位这么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为了你能够好好地交待自己的问题,想给你换一个安静点的地方。”
冀汸问: “什么地方?”
秘书长也不知道,就转过头去问杨处长: “什么地方?”杨处长说:“浙江旅馆。”
冀汸有些不太相信,那可是个高级旅馆,怎么让自己住进那里面去“反省”?
秘书长听了杨处长的回答后忙说: “是的,浙江旅馆。”
刚要走,冀汸突然说: “住旅馆还得花钱吧,我得先回一趟家,带点钱,再给家里的保姆说一声,让她多到医院去看一看我爱人,没人照顾总不行的。” 秘书长说: “不用了,你先走吧,车在外面等着哩,其他事情去了以后再说。” 没有办法,冀汸只好跟着上了停在外面的吉普车。
冀汸被安排在一个早已定好的房间里,负责监护他的人就住在旁边的几间屋子里。
杨处长坐了下来,开始代表组织与冀汸谈话。杨处长说: “你就先在这里住下,我们给你‘反省’的机会,你要认清自己的问题,有什么事可以向住在你左右的人打招呼,他们会关照你的。”
冀汸是个倔性子,就说: “还有什么值得‘反省’的呢?”
杨处长说: “你这人就是这么一个脾气,过去别人批评你的作品,你总是一副不理睬的样子,从来都不肯自己好好地‘反省’一下。现在这事情可不同了,它不是什么学术上的争论,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给你的机会要好好抓住,不然以后你会后悔的。” 书生气十足的冀汸说: “我这人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杨处长见冀汸“顽固不化”,就严肃地说: “你不要这个态度。《人民日报》上公布了胡风写给舒芜的信件,同时还有胡风的检讨,报纸也加了编者按。你要知道,《人民日报》的意见,就是代表了毛主席的意见,你应该明白。你与胡风到底是什么关系,必须得讲清楚,有什么就交待什么,不要存在任何的幻想。”
冀汸说: “我‘反省’的材料都交给省文联了。”
杨处长直摇头说: “那个材料不行的。”
过了一会儿,杨处长问: “你认识胡风这个人吗?”
冀汸答: “认识。”
杨处长问: “他是什么地方人?”
答: “湖北。”
杨处长问: “你们怎么认识的?”
答: “写作品吧。”
杨处长想了想,没有说话就走了。冀汸正式移交浙江省公安厅负责审讯。
审讯冀汸的公安人员名叫王浩,山东人,南下干部。
问: “你认为胡风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答: “文艺界之间的学术争论。”
问: “你的认识还很肤浅,这不是什么文艺界的学术问题,而是严肃的 政治问题,你知道吗?”
答: “不知道。”
问: “你不知道,现在我告诉你,你们是以文艺作掩护,在背后搞政治斗争,你现在知道了吧。”
“顽固”的冀汸摇摇头。
问: “我问你,既然你认识胡风,那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答: “我只知道他是一个作家,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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