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22 , 1478 , 104 , 188
冀汸如此的回答显然不能令人满意。
王浩严肃地正告冀汸： “胡风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你必须得同他划清界限，否则只有死路一条！你现在的认识很显然是跟不上形势的，对你自己也不利，你要接受组织的审查，只有交待才是唯一的出路。
在北京起义的傅作义你知道吗？那是国民党部队里的将军，党和人民对他是宽大的，现在不是还在北京工作吗？还有你们的同伙舒芜，也是起义的，他揭发了胡风的很多问题。你现在起义已经是来不及了，但是投诚还不晚，组织上给你一个机会，你自己不要像以前一样地放过了。”
两个人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语，观点不同，认识不同，半天下来没有一个结果。
后来换了一种方式，由省文联领导和一些平时要好的同事来对冀汸进行劝说，希望他能尽早认识自己的问题，与胡风划清界限。可是，一贯以固执著称的小说家冀汸，却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不肯“转弯”。
既然冀汸“起义”已来不及了，又不肯“投诚”，那么就只好将他请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那天深夜，外面的天气很凉。冀汸被突然叫醒。
他问： “干什么，又要审讯？”
看守的人员说： “快点，别啰唆了，给你换个地方。”
冀汸不解地问： “换个房间？”
对方有些不耐烦地答： “问什么问，去了你就知道了。”
一辆吉普车将他拉到了郊外的小车桥监狱。
经过漫长的“帮助”之后，不肯悔改的冀汸，终于到他应该去的地方， 进了真正的监狱。
负责押送的王浩在为他办理完一切入狱的手续后，对他说：“你把你投诚的机会也错过了，现在只有到监狱里去争取宽大处理了。” 然而，蹲在监狱里的冀汸仍然弄不明白，自己怎么就成了“胡风反革命分子”？
冀汸被作为“胡风分子”拘捕，完全是情理中的事情。
据查，除了在创作上的来往之外，他还与胡风进行经常的通信联系，就在公布胡风集团的第一批材料时，他还与胡风通信，这种关系一直到胡风和他被拘捕之后才结束。
公安机关查获了他们之间的大量信件。1952年4月16日，胡风从上海邮有一封信给冀汸。信中说：
那“批评”当然不是一件小事，这是酝酿了三年以来的杀机。还有，余芳是该报通讯员，有十五号的“内部通讯”，即向通讯员们征求胡某文艺思想的稿件，等于一次战斗动员。你们可找来看看。
学习二三两期上，几位理论红人底文章，犯了错误，连宣传部负责人都做了检讨（此事不必说出去）。
从这封信的内容不难看出，冀汸与胡风的联系是比较密切的。这里所说的“那‘批评’”，是指当时的《文艺报》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学习”是指《学习》杂志。
这封信同时可以看出，胡风的文艺思想在当时就与文艺界的一些人有着相同的观点和看法，而冀汸的文艺观与胡风无疑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就成了他被打成“胡风分子”的一个重要原因。
1954年11月7日，胡风从北京给冀汸邮来一封信，信中有这样的一些话：
这里已在展开，今天第二次文联扩大会。我发了言。“报”问题不是孤立的，为领导倾向表现之一。以实例说明一二两卷即已奠定了这样的方向：立场上，向资产阶级投降，仇视青年作家和不同意他们的革命 作家；理论上，以庸俗社会学看内容，以形式主义看形式。五年来，拖垮了——把会议由‘报’拖到全面。
我的发言未完。下次会徐兄要发言提出控诉。原来还想你们也检查材料，现在只希望你们把这文章写好。要步步抓住透示出这是一个宗派的迫害，尖锐的指出他们的“理论”是资产阶级的。
这里的“徐兄”指的是路翎。胡风在这里所说的“我的发言”，是指他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发言，这个发言发表在1954年第22期《文艺报》上。胡风在这个发言中，谈了自己的文艺观。正是他的这种观点，后来被认为是他及其集团“疯狂向中国共产党进攻的发言”。
公安机关认为，胡风在这封信以及以后的一些信中，将自己的这个发言通知其他分子，完全是为了向他们通报消息，让“胡风分子”在全国各地积极地配合行动，向党发起攻击。得到了胡风这些“指令”的冀汸，自然是“胡风反党集团”中的当然成员了。
就在揭露“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公布之前，胡风集团中的“骨干”也许预感到了什么，张中晓曾于1955年2月14日从上海邮有一封信给冀汸。这封信，也同样成为将冀汸被定为“胡风分子”的一个重要依据。信中这样写道：
大概已进入摊牌阶段了。
现在必须这样做的：第一，朋友们各人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一切要从自己的劳动去看；不能和古公的问题混为一谈，这是前提。第二，在这个前提下，被迫讲话时可对古公批判。第三，在这个前提下，可以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
一切不能离开这个前提。
便时希告朱兄，来不及同他写信了。
张中晓被认为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少帅”，很得胡风赏识，是毛泽东“钦定”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我在后面将讲到我在负责审讯他时的一些情况。他在这时给冀汸写这封信，正好成了冀汸无法逃脱的“罪责”。
信中所说到的“摊牌阶段”，是指全国文艺界当时对于胡风思想的批判已经开始。
据公安机关所查，胡风在1955年1月20日曾写信给张中晓，向他“指示”了应付这次批判的方针。
胡风在这封信中说：
至于和我有友谊的同志们，那和我是两回事，应该是就各人底劳动去看的。
公安机关认为，胡风的这些话，就是叫胡风分子们各自在这场批判中设法“蒙混过关”。“张中晓在写给冀汸的这封信里，向胡风分子传达了胡风的这种指示。”
公安机关还认为，张中晓在写给冀汸的这封“指示”信中，还用了许多外人无法读懂的“暗语”，这正好体现了“胡风分子”们反党反人民的“本质”，这是见不得天日的事情。信中的“古公”，指的就是胡风；而“朱兄”指的就是“胡风分子”方然，即朱声；“朋友们”则是指胡风集团的党羽。
只有胡风及胡风集团成员给冀汸的来信，这不能完全说明冀汸与他们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只有获得了冀汸同时也给胡风和胡风集团其他成员的信件，这才能完全说明问题，才能完成最后的定性。
公安机关的工作做到了，获得了八封冀汸给胡风和胡风集团其他成员重要的信件。
早在1947年3月24日，冀汸就曾由南京邮过一封信给胡风。这封信中有这样的内容：
今天在“文汇报”上读了郭沫若底“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真 把人气哑了，他简直像文坛皇帝，在那里下诏令。……普天之下，古往今来，从没见像这样的律师和讼棍的！……真是混蛋，王八旦！我想直接寄一封信给他，把皇帝底尊严“冒犯”一下。实在使人愤怒。这些家伙们底面孔和心肠都照在哈哈镜里，古怪极了！
这里所说的那篇郭沫若所写的《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是一篇批评“胡风分子”耿庸等人的文章。在此之前，先是耿庸写了一篇文章，名叫《略说不安》。接着其他的“胡风分子”又写了几篇文章，如《从文艺界恶风气所想起》，文章中攻击巴金、唐弢等进步作家。郭沫若在这里引用18世纪美国总统华盛顿幼年乱砍樱桃树的故事作比喻，说明不要对进步作家进行乱批评，乱攻击，要爱护和关心他们的成长。
建国后的郭沫若已是中国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封信作为冀汸积极参加胡风集团的活动也是铁证了。
另外，公安机关还查获一封冀汸在1946年5月18日从南京邮给胡风的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主要涉及对文艺思想的认识问题：
……最近，我想弄一个诗刊出来。要作战，总得有阵地。东游西击，总是不会有战果的。而“陀式”诗和“方言诗”又这样狂妄，一如剧坛上只有妖魔鬼怪一样，乐坛上只有“古怪歌”和“牛头不对马嘴”一样。
现在看来，这是一封极平常的通信，只是谈一些对文坛现象的个人看法。可是当时却被认为是“冀汸对解放前暴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诗歌、戏剧和群众歌曲肆意辱骂，从这里看得出胡风集团对解放前的反对国民党的文艺作品是充满敌意的。
这里提到的‘陀式’诗、‘方言诗’，指当时马凡陀同志等所作的反对国民党的诗歌。‘古怪歌’和‘牛头不对马嘴’两首歌曲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很流行、内容暴露国民党的腐朽反动统治，痛斥国民党特务横行，迫害人民，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当时群众在举行集会游行的时候常常唱这些歌”。
以上所引用的这些，都是当时公安机关和报刊上的分析，既然事情已严重到了这种地步，加之冀汸倔强的个性，给他戴上“胡风分子”的这顶帽子，也就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了。在天津，“毛泽东的亲戚”鲁藜也因为与胡风的关系难以幸免。鲁藜被拘捕是令人没有想到的。
我在1980年8月进入秦城监狱，参加公安部对“四人帮”预审时，在江青的相关材料中，发现了一个名叫王曼恬的女人，曾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二书记。
王曼恬的父亲名叫王季范，与毛泽东是姨表兄弟，建国初期曾在文史馆工作。
由于这种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她与江打得火热，深得江青信任，不但担任了天津市委的领导职务，同时还成为文化部的负责人之一，曾参与江青的一些阴谋活动，有民愤，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畏罪自杀。鲁藜当时的妻子正是王曼恬。
除了这层关系之外，鲁藜与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也是早已认识的“朋友”。早在20世纪30年代，鲁藜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就曾与江青在一起活动过，并在晚上陪江青去排过戏。后来鲁藜到了延安，不久江青也到延安，他们有时还见面，鲁藜对江青一直都很尊重。
也就是说，鲁藜自从与王曼恬结婚之后，就成了毛泽东的亲戚，加之与江青认识，就有了这种“通天”的关系。但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在全国性的搜捕“胡风分子”的行动中，也同样没有逃脱被拘捕的命运。
拘捕鲁藜毛泽东是否知道，现在已无从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说明，当时全国上下对于清查“胡风分子”的行动是迅速的，手段是坚决的，不管是谁，只要与胡风集团有一点牵连，在当时都难逃厄运。
1955年5月下旬，全国性搜捕“胡风分子”的行动已进入高潮，一直怀着忐忑不安心情的鲁藜，不知自己是否能躲过这场劫难。鲁藜
妻子王曼恬当时在一所女子中学任教师，这天休息在家，夫妻二人在家里做家务。
这时有人敲门。打开房门，鲁藜不觉大惊，两名身穿警服的公安人员站在那里。领头的是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江峰，他从身上取出一张拘捕证，对鲁藜宣布： “你被捕了。”
鲁藜问： “为什么捕我？”
江峰说： “参加反革命活动。”
王曼恬站在一旁，完全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鲁藜看着自己妻子不解的目光，问道： “你相信他们说的我是反革命吗？”
妻子没有回答。
江峰说： “是不是反革命你跟我们去了再说。”
鲁藜用手指着自己的妻子对江峰说： “我是不是反革命，她完全可以作证。我比当代的任何一个作家都更有机会接触毛主席，更有机会钻进党中央去。但我从来都不用我妻子与毛主席的这种亲戚关系，从来都是认认真真当我的作家，为人民写作，这难道有什么罪吗？”
鲁藜后来回忆，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王曼恬惊讶的目光里一下子涌满了泪水。
随同江峰来的公安人员拿出手铐，走过去对鲁藜说：“戴上这个吧。”只听手铐“咔”的一声，锁住了鲁藜的双手。
当带着鲁藜朝外走的时候，作协大院里早已站满了看“热闹”的人，其中有很多是鲁藜的同事。鲁藜朝惊讶的同事们苦笑了一下，说：“这也是生活。”
在熟人们好奇而不解的目光中，汽车载着鲁藜飞快地驶出作协大院，向另一个他所无法认识的地方开去……
从此，他的笔下再也无法涌出那些热情激荡的诗歌了，开始“创作”的是以整个生命为代价的一部“人间悲剧”。
鲁藜很早就参加革命，一直在上海从事反对国民党统治的进步活动。1934年曾经被捕，但他拒不承认自己从事“反政府”的活动，国民党反动派又无法找到足够的证据，最后只好将他放了。在这段时间里，由于热爱诗歌，便与胡风有所接触，并在胡风办的刊物上发表过作品。
1936年鲁藜加入中国共产党，仍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
后来他到了延安，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这个革命的摇篮里，他被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所感动，满怀激情地写了一篇歌颂延安的文学作品《延河散影》，寄给胡风，便在胡风主办的刊物上发表了，从此成为胡风“七月诗派”中一个重要诗人。
可是，1942年延安整风时，他却被作为“失足者”，在运动中受到过“抢救”，差一点被“清洗”。
建国后，鲁藜随人民解放军进入天津，以后担任了天津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这个协会，后来被认为是除上海之外胡风集团的又一个“据点”，作为主席的鲁藜，无疑是这个“据点”的头。
1955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鲁藜看到后，想到自己与胡风的关系，心中自然有些不安。他意识到对于胡风的问题，已从一般的文艺理论之争，变成了政治问题了。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曾说，当时的情绪一直都处在很低落和紧张的状态，感到自己自从加入共产党后，一直对党忠心耿耿，但每次运动都被当成了怀疑对象，内心里感到很痛苦，因此整天除了上班之外，就是将自己关在家里，与妻子之间两眼相 望，不知道明天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人民日报》的这个编者按为什么使鲁藜感到不安呢？因为这上面已明确地指出：
自从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发表以后，人们被胡风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所激怒了。本报已经收到全国各地各界读者写的大批文章和信件，他们一致要求彻底揭露胡风及其集团的罪恶，这种愤怒的情绪是不可抑止的。
但是，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末，好罢，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
现在发表的材料，是从胡风写给他的反动集团的人们的六十八封密信中摘录下来的。这些密信都是胡风在全国解放以后写的。在这些信里，胡风恶毒地污蔑党、污蔑党的文艺方针、污蔑党的负责同志、咒骂文艺界的党员作家和党外作家；在这些信里，胡风指挥他的反动集团的人们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秘密地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向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猖狂进攻；
在这些信里，胡风唆使他的党羽们打进党内，打进革命团体内建立据点，扩充“实力”，探听情况和盗窃党内文件。在这些信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解放以后，胡风更加施展了他的两面派手法：公开的是“不要去碰”，“可能的地方还要顺着”党和人民；
而暗中却更加紧地“磨我的剑，窥测方向，”“用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来进行反革命的活动。当他向党举行猖狂的进攻失败以后，他就赶紧指挥他的党羽布置退却，“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准备好每人一套假检讨，以便潜伏下来，伺机再起。
这就证明了胡风及其集团的反革命阴谋的极端严重性。我们必须加倍提高警惕，决不可中了他们假投降的诡计。……
这个编者按对胡风及其集团的定性是肯定，是不容争执的，胡风在这里已完全成了“反革命分子”。
刚刚从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人民，对于那些妄图推翻 人民政权的反革命分子的仇恨是可想而知的。当海潮涨起，排山倒海般的大浪袭来的时候，一个人就如同一片树叶，到了这里任你怎么挣扎都是没有什么用的——这就是运动的力量。
在公布的第二批材料中，虽然没有鲁藜与胡风之间的信件，但这不能说明他们之间没有联系，因为胡风过去所办的《七月》《热风》两本刊物，就已经将鲁藜的名字印在上面了。
谁能想到当年一个热血的文学青年所发表的几首小诗，二十多年后竟成了一个“反革命集团”成员的一条铁证呢？
鲁藜直到被关进监狱，仍然对此想不通，感到“专政太多疑了”。自己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参加革命，当年在白色恐怖下受到敌人追捕，到处还有群众掩护，心里是踏实的。自己也曾坐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牢，但那时是正义在胸，不畏生死。现在自己竟成了人民的“敌人”，没有了群众，心中不免有些凄凉。
然而，更大的打击接着而来。就在他入狱后不久，他的妻子提出与他离婚，划清界限。
连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妻子都不相信自己了，这个曾经以饱满的革命激情写过无数诗歌的诗人，在狱中彻底感到了失望……
搜捕收尾阶段的最后排查，王戎终于没能逃脱。
1955年6月，整个搜捕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各级公安机关根据公安部的统一部署，对于前一阶段的搜捕进行了总结和排查，进一步深入调查隐藏得很深的一些“胡风分子”，要求不要“漏网”。
公安部一再强调，上海是排查的重点。
我所在的“胡风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经过排查，发现除了贾植芳、耿庸、何满子等人之外，还有一些“胡风分子”隐藏在一些文化机关和文艺团体，特别是由前华东军政委员会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刘雪苇担任社长的新文艺出版社，更是安插了耿庸、张中晓、王元化、罗洛等一批“胡风分子”，因此刘雪苇在北京开会时被公安部拘捕。除此之外，有一些人虽然 表面上与胡风没有太多的联系，但他们的思想体系是一致，感情上有共鸣之处。
原华东军政委员会宣传文化部副部长、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彭柏山，便是在这个时候被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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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被拘捕的“胡风分子”中级别最高的干部。
我曾参加审问过彭柏山，关于他的问题，弄得也很复杂，我同样将在后面具体讲到，这也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除了彭柏山以外，“胡风专案”通过调查以后，还决定拘捕王戎。其实，王戎与胡风来往并不密切。
早在20世纪40年代，王戎就在上海从事“左联”的戏剧工作，他虽然文化不高，仅有高小毕业，但为人聪明，爱好戏剧，加之自己勤奋，因此在戏剧理论及诗歌创作上也较有建树。在“左联”时，与夏衍、阳翰笙等人的关系也不错。
根据这种情况，在文艺理论上王戎应该是同周扬、夏衍等人一致的。可是，1944年重庆《新华日报》在讨论话剧《清明前后》时，王戎却写了一篇《从“清明前后”说起》的文章，后来被认为“反映了胡风的文艺思想”。
王戎当时是不是有意地在“反映胡风思想”呢？这恐怕还得进行一些具体的分析，但就是因为这样，王戎后来被认为有“胡风思想”。
1949年，一直在解放区从事红色文艺的何其芳，在谈到国统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时，还专门点了王戎的名。不管王戎自己愿意不愿意，他还是被拴在了胡风的这辆马车上。
开始公布胡风的材料时，王戎也曾紧张过，早早就写了“交待”，并慌慌张张地去找过何满子，让他交待与胡风集团的关系。过了一段时间，耿庸、何满子等人相继被拘捕，但王戎却毫发无损。
正是由于这样，王戎也许认为自己的判断没有错，那就是自己从来都不在胡风的“队伍”里。随着对于“胡风分子”的大搜捕接近尾声，王戎的这种错觉也越来越明显。
搜捕“胡风分子”的网越张越大，王戎终于没能逃脱。6月7日，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签发了拘捕证。
8日早晨，市公安局派人前往王戎单位的人事处，让他们去叫王戎。
王戎的宿舍与人事处在同一栋楼，王戎在三楼，人事处在楼下。为了不引起怀疑，人事处派了一位女干部来叫他。
王戎问： “什么事？”
人事处的人告诉他，有一点事情，请你到人事处办公室去一下。
王戎穿了一双拖鞋，跟着来到办公室，只见有两个穿着中山服的陌生人站在里面。
一个人问： “你是叫王戎吗？”
王戎点点头。
两个人将他带到一边，从中山装的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来，在他的面前晃了一下，然后宣布： “你被捕了，这是拘捕证，签个字吧。”
王戎不解地问： “我犯了什么罪？”
来人说： “这个你自己清楚。”
王戎固执地说： “我不清楚。”
来人说： “你不清楚可以帮你搞清楚。”
王戎提出要到楼上去换一双鞋子，没有得到允许。
他只好穿着一双拖鞋往外走。
由于是上班时间，怕惊动别人，两个公安人员便告诉他说：“我们不铐你了，你就跟着我们走，不要声张，不要与人答话。”
王戎见不让自己去换鞋，就天真地问： “要去多长时间？”
来人答： “很快就会回来。”
外面早已停好了一辆吉普车。
王戎被拉着到他户籍所在的江宁公安分局，注销了户口，然后便送往建国中路二十六号。
从此，作为作家和诗人的王戎，便在铁窗下开始埋头写他那没完没了的“交待材料”，直写到满头的青丝都慢慢地盖上了一层岁月的白霜。生命就这样被无端地消耗在这痛苦的时光里。
从进入监狱的那一刻开始，王戎便没有了自己的名字，他的囚号为：1068号。
与胡风既无书信往来，又无其他联系，只是在文艺观点上有某些相同的杜谷，成为最后一个被批捕的“胡风分子”
也许，在所有被捕的“胡风分子”中，杜谷是最后一个被正式拘捕的。杜谷被作为“胡风分子”，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经查，杜谷与胡风既无书信往来，又无其他联系，只是在一些文艺观点的认识上有着某种相同之处。如果此时他的政治嗅觉敏锐一点，处理问题能够冷静一点，明哲保身，与“胡风集团”的其他成员躲远一点，那么他也许就可逃过这场劫难。
如果真是这样，这个人也就不是杜谷了。杜谷当时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旅行家》杂志社协助主编子冈主持编务工作。
6月6日，他刚上班，就有人来叫他，说是出版社领导叫他有事。杜谷急忙跑去，谁知领导用一张冰冷的面孔对他宣布停职“检查”。
杜谷有些莫名其妙，问道： “检查什么？”
领导告诉他说： “你看看最近的报纸就知道了。”
杜谷想了想说： “最近报纸上登得最多的就是胡风的那些材料。”
领导说： “这就对了，你去检查一下吧。”
杜谷这才如梦初醒，天哪，竟然将自己拉进了这个“反革命集团”！
杜谷被关进出版社靠近大门的一间屋子里，进出大小便都得向有关人员“报告”。
本来就与胡风没有多少联系，却硬要“写”出那么一页又一页的“检讨”来，这使文采飞扬的杜谷一下子成了一个落笔无字的傻子，每天只是呆呆地看着那一张又一张的白纸发愣。
就这样，杜谷在出版社的这间小屋子里，从6月10日一直关到10月12日，整整四个月时间。一次又一次的催促交待问题，一次又一次的诱供，一次又一次的“亲切交谈”，都未能使杜谷说出违心的话来。
灵魂在痛苦中折磨着。
团中央为此派来了工作组，一次一次地将杜谷带到群众大会上去接受 “教育”，“帮助”他认识问题。最后见他仍不“觉悟”，就召开了全出版社人员参加的大型斗争会。
刚从旧社会的黑暗统治中走出来见到阳光的人们是兴奋的，感激的，同时也是单纯的，对党、对领袖、对新中国从内心的深处更是热爱和拥护，在这种巨大的政治氛围中，人们很难跳出来独立地思考问题，因此对于杜谷这种与“反革命集团”有联系的人是憎恨的。斗争会上人们除了给他戴上了一顶顶难以接受的“胡风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之外，还提出要政府严惩。
听着昔日同事们“爱憎分明”的发言，每一句话都如同刀一样地刺痛着他的心，此种气氛之下，就是有万张嘴也无济于事。
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开了建国以来通过政治运动解决不同意见的先河，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杜谷有口难辩，真是痛不欲生。
后来杜谷在一次回忆中谈到那段岁月时说：“……关在出版社东侧一间小屋里。门外院子里面有一盆夹竹桃，花开得红艳艳的，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它陪我度过了那痛苦的日子，只有它对我依然是温和而亲切的。”
就这样，杜谷还是最终“辜负”了大家的“希望”，出版社领导和“人民群众”对他也失去了“帮助”信心。
6月底，全国性搜捕“胡风分子”的大规模行动已经基本结束，对于“胡风分子”的政治历史问题早已进入审讯、调查阶段。1955年7月1日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后，由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和“潘扬案件”引发的另一个更大规模的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在全国陆续展开，人们对杜谷这样“顽固不化”的人已失去了耐心。
10月12日，三位公安人员来到出版社。他们向杜谷出示了“拘捕证”。杜谷被拉到位于德胜门外的监狱。
最后一名“胡风分子”终于“服法”。对于自己被捕的原因，多少年以后杜谷仍不明白。
早在20世纪30年代，杜谷就开始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了40年代，他与芦甸一同在成都创办了“还原诗社”，与芦甸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而此时的芦甸，又与胡风有着某种联系。
重庆解放后，杜谷在西南局领导的“青年团西南工委”宣传部任主任秘 书和团刊编辑部主任。
1952年冬天，撤销西南局团委，杜谷调入北京团中央，分配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
到了一个新地方，杜谷人生地不熟，就经常与在天津市文联工作的芦甸联系。
《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的第一批材料后，杜谷觉得有些不对劲，怎么将文艺问题一下子上升到了政治问题，感到十分惊讶。可是又找不到一个知心朋友谈一谈，于是他便想到了芦甸。
芦甸的爱人李嘉陵在中宣部工作，每到周末芦甸都会从天津回到北京来团聚。
6月4日是星期六，杜谷想给芦甸的爱人先打个电话，问一问情况。
当他将电话打进中宣部的时候，对方说李嘉陵不在，问他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助转告，并问了他的地址和姓名。杜谷以为对方会给他转告，就如实地告诉了对方。
然而，他何曾知道，此时的芦甸在天津早已被作为“胡风分子”看管起来了，他的妻子也同时受到了牵连。那位记下他地址与姓名的人，很快就将情况报告了上级。
好端端的杜谷，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自己撞在了“枪口”上。
🔗 连载目录
1. 上海王文正所亲历的胡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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