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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13: 反右以后莫发言-3

我们的家庭生活平静而充满了温馨。

尽管母亲对父亲有意见，但很少跟他吵架，即使吵架也不当着我们的面。父亲非常疼爱我们，虽然我们三岁后就很少用搂抱、亲吻来表达父爱了。
  对弟弟们，他让他们搭马马肩（骑在他肩上），有时拍拍他们的肩膀，或摸摸头。但对女儿们就没有这些举止，很有点授受不亲的味道。他在进我和姐姐的房间时，总要敲门征得我们同意。
  我母亲也不常抱我们、亲吻我们。   这是因为她得遵守另一套不成文的规矩：共产党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在五○年代早期，共产党员除了吃饭睡觉外，每一分钟都属于革命，都得花在工作上。

  抱孩子与革命无关，得尽快做完了事，否则会挨批，说你不全心全意为革命工作。 起初，我母亲很恋家，所以不断受到批评，说她家庭观念重，后来她才慢慢习惯了永无休止的工作。当她每天夜里回家时，孩子们早已入睡，她就坐在我们床边看着我们熟睡的脸，听我们平静均匀的呼吸，这是她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
  她一有空就搂着我们，轻轻地给我们搔痒，尤其是搔胳膊肘，简直舒服透了。我最喜欢的还是掏耳朵：搬张小凳坐在她面前，把头枕在她膝盖上，眯着眼，好像飘上了九重天。掏耳朵是一种享受，我记得小时候常看见那些职业掏耳朵的人担个小担子游街窜巷，一边是竹椅，另一边挂着一串串晃来荡去的五花八门掏耳工具，小勾匙啦，带绒毛的小棍啦，等等。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干部们星期日可以休息了。

我父母爱带我们上公园，去儿童乐园玩。我们在那里荡秋千，坐旋转木马，还沿着青草覆盖的斜坡往下飞跑。
  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曾翻着筋头从坡上滚下来，我料想会落在我父母张开迎接的胳膊里，结果却撞到几棵芙蓉树干上。 但父母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仍是不多。姥姥总摇着头叹息：谁见过这样当爸爸妈妈的？
  她于是把全部心血都花在我们身上。   但她怎么也照料不过来我们这四个小家伙，我母亲就从宜宾把俊英娘娘请来帮忙。她和姥姥处得十分融洽。到了一九五七年初，母亲又请来一位保姆，住在我们家，她们三人也和睦无比。也正在这时，我们搬进了新房子，这是以前一个基督教教士的住宅。我父亲也搬来了，第一次我们整个家庭都生活在一起了。

  新来的保姆十八岁。她第一次到我们家时，身穿印花的大红大绿棉衣裤，这在城里姑娘看来是土气十足。当时城市居民流行穿的衣服是素色，这是共产党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潮流，城市妇女服装式样也学苏联。
  而我们的新保姆穿的是传统农民服装开襟式，布做的钮扣，而非新式的塑料钮扣，不用皮带系裤子，而用松紧带。许多从农村到城市里来的姑娘都马上换衣着打扮，以免被人当乡下佬。但我们的新保姆则安然自得，显示她极有自信。
  她的手大、粗糙、黑里透红的面颊上，挂着略带羞涩憨厚的笑容，一笑总有两个酒窝。家里人很快就都喜欢上她了。她和我们一道吃饭，和我姥姥、俊英娘娘一道做家事。
  姥姥很高兴有了两个知心女友，因为我母亲从没时间在家里陪她说话。 新保姆来自地主家庭。她拼死拼活要离开农村，离开那个受歧视的天地。
  一九五五年肃反结束后，政治气氛相对松弛了，又可以雇用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了，我家才敢雇她。共产党建立了一套户口制度，每个人都得在她们生活的地方注册，只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才有食物配给。新保姆是农村户口，所以她在我家没有粮食供应。
  但我家里的配给足够供她吃。   一年后，我母亲帮她把户口从农村迁到成都市。 我家还付给她工资。政府的供给制已于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取消。我父亲的警卫员也取消了，几个副部长合用一个勤务员，在办公室为他做打开水、安排汽车之类杂务。我父亲现在按他们的级别拿固定工资，我母亲十七级，我父亲十级，他的工资比她多一倍。

  当时物价很低，又不是消费社会，因而两人工资加起来绰绰有余。

我父亲算高干，这是由十三级以上干部组成的一个特殊阶层，在四川省有几百名，十级以上干部约有几十名，而四川省当时有七千二百万人口。 

(未完待续, To be con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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