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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13: 反右以后莫发言-5

他的上级屡次要他改变立场，但他坚持不改，结果被划成右派，开除出党，撤职降级，被分配去打扫他那个研究院的试验室。 我母亲认识郝先生，她很佩服他的勇气，因此和他成了很好的朋友，友谊一直持续至今。她常在傍晚和他在一起，向他述说自己的苦闷。
  但是从他的身上，我母亲也可预见自己的下场如果她没完成上头所交待下来的任务的话。 我母亲每天在没完没了的会议后，得向市委汇报运动的进展。不需要报名字，数目就是一切。 但是她到哪里去凑这一百多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呢？最后，一位负责学校教育的孔先生报告说有几所小学学校的校长已划了几个教师为右派。其中一个小学教师的丈夫是国民党军官，在内战中丧生，她曾说过今不如昔之类的话。

  有一天，校长说她懒惰，不认真教书。   她动了怒，与校长大吵，还动手打了校长。   别的教师劝阻她，说校长怀孕了。   据当时那些教师所形容，她狠狠地说：我正想打掉这共产党的狗崽子！ 另外，有一位女教师的丈夫逃到台湾去了。一些年轻的女教师揭发她，说她把丈夫以前送给她的金银首饰拿出来向她们炫耀，宣扬国民党时代的生活多么惬意，还对她们说，她很遗憾，美国人没能打赢朝鲜战争，进攻中国。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母亲不可能去调查核实，谨慎会被视为袒护右派分子，怀疑同事的诚实。 医院的院长和卫生保健部门的负责人都没有抓出右派来。但市当局把在市委组织的会上鸣放的几位医生划成了右派。

  可是这些加起来还不到十个人，还低于我母亲所要完成的定额数。我母亲的上司殷先生后来不耐烦了，警告她：如不能找出足够的右派，就证明她本人与右派只差一步。被划成右派不仅意味着丢官在政治上受歧视，更重要的是孩子、家庭都将受到牵连，他们的前途也都完了。
  孩子们会在学校、所住的街上受孤立，居委会将监视这个家庭，留心谁来看过他们。要是右派被送到农场，农民会把最重的活摊派给他和他的家庭。还有别的种种后果，但没有确知是什么。这种吉凶未卜、提心吊胆的日子是最可怕的。 我母亲进退维谷，她如果被划成右派，就只有两条路走：要么与孩子们断绝关系，要么毁了他们的前程。我父亲可能被迫和她离婚，否则，他也会跟着倒楣。
  就算我母亲肯牺牲自己，与我父亲离婚，整个家庭仍将永远抬不起头。可是拯救她自己和她家庭的代价是一百多位无辜的人和他们的家庭。 我母亲的辖区内，有一所成都市第二师范学校。

  师范学生都免学费，还发生活费，往往吸引了穷人家小孩来读。当时第一条连接天府之国四川和其他省的铁路宝成线完工通车，大量食物突然被调运出川，结果一夕之间不少物价涨了一倍。二师学生发现他们的生活水准下降了很多，于是上街游行，要求更多的生活费。
  这次游行被市委比作是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学生们开的会被比作裴多菲俱乐部，学生是匈牙利知识分子的徒子徒孙。市委下令把所有参加游行的学生都划成右派。这所学校共有三百多名学生，一百三十名因参加了游行都变成了右派或反社会主义分子。
  虽然此校并不属于我母亲掌管（她只管小学），但因校址在东城区地盘内，市委就大笔一挥把这笔数目算成她的。 殷先生并不因此放过我母亲，反而把她列为右派怀疑对象。但是在他还未来得及采取行动前，自己就被打成右派。

  一九五七年三月，殷先生赴北京参加全国省、市宣传部长会议。

分组讨论时，与会的代表们都被鼓励对他们所在各省领导提意见。

殷先生对四川省委负责人说了些牢骚话。我父亲是四川省代表团团长，回川后他得照例作会议情况报告。后来，当反右运动开始时，这位负责人找副团长核实。但这位先生当时一听殷先生开始发牢骚就聪明地去了厕所。
  在反右后期，殷先生被定为右派。   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非常不安，翻来覆去地想他对殷被划为右派负有责任。我母亲安慰他说：这怎么会是你的错呢？但我父亲始终没有心安过。 当时有些干部借机公报私仇，这是一箭双雕的买卖：既凑够了右派指标，又打击了自己的私敌。在宜宾，刘、张二挺利用反右清洗他们忌妒又合不来的才干之士。

  我父亲在宜宾时所提拔的人，许多都成了右派。一位他的得力助手被划为极右派，原因是当时中共称对苏联要一边倒，而他说不该太绝对。结果他被判了三年劳改，去修筑一条穿越荒芜山区的公路，许多人死于此工程，他算是活着出来了。
  反右运动并没有席卷整个社会。   工人和农民照常过活。   一年的运动下来，至少有五十五万学生、教师、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医生及别的专业人才被划为右派。
  大多数人都失去工作，下放到工厂和农村去做笨重的体力劳动，有些人进了劳改营。他们的家庭成员都成了二等公民。教训既残酷又清楚：共产党是绝不容许被批评的。
  从此之后，人们噤若寒蝉，有一句顺口溜道出了当时的气氛，三反以后莫管钱，反右以后莫发言。人们的嘴就这样被封住了。 更有什者，一九五七年的悲剧还在于，大祸不仅从口出，而且从天降。
  指标制度加上个人私怨，意味着任何人都可能遭殃。有的右派得了这样的头衔：抽签右派，由大家拈阄决定；厕所右派，有些人在马拉松式的会议中实在忍耐不住大小便，去了厕所，返回时才发现自己成了右派；
  有毒不放，即使任何话也没说，任何人也没反对，但当一位领导不喜欢你时，他也许会说，这人看起来对劲，他父亲曾被共产党处决，我就不信他对共产党没有刻骨仇恨，不过不说就是了。有些好心的领导则正好相反，让我抓右派，抓谁呢？我总不能害人，抓我自己算了。这样的人被称为自认右派。 对许多人来说，一九五七年是一道分水岭。我母亲仍然忠于共产主义理想，但已开始对它的实践产生了疑问。

  她把这些疑虑对她的朋友郝先生说了，但她从不对我父亲说。不是因为他没有疑虑，而是因为他不会和她讨论。共产党的纪律就像军事命令，禁止党员们私下议论党的政策。
  党章规定：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党组织，下级服从上级，你有不同意见，只能向代表党组织的高一级领导反映。这种军事化纪律沿袭了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或更早期所建立的制度，也是他们胜利的关键。他们就是用这种铁的纪律在一个传统上个人关系高于一切的社会里保持政权。
  我父亲无条件服从这个种纪律。   他相信革命要成功，就不能从内部挑战。   在革命过程中，你站到哪边就得为那边作战，就算你这边并不完美，但只要比对方好就行。
  团结统一胜过一切。   我母亲看得出，凡事只要涉及到党，她在我父亲眼里就是外人。一天，她针对时势向我父亲发了些牢骚，他没有理睬。
  我母亲苦涩地说：你是个好党员，不是个好丈夫！我父亲点了点头，说他知道。 十四年后，父亲对我们提到他在一九五七年的险遇。
  早在延安时期，他二十岁时，曾和著名女作家丁玲成为要好的朋友。一九五七年三月，他到北京参加宣传工作会议，丁玲托人带信请他去天津看她。我父亲是想去，但更急于回家，故打消了念头。
  几个月后，丁玲成了中国大右派。   父亲告诉我们说，如果真去看了她，我这顶右派帽子就跑不掉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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