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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摩斯探案-上-40：冒险史：身分案

我同福尔摩斯两人对坐在贝克街他寓所的壁炉前。他说：      “老兄，生活比人们所能想象的要破妙何止千百倍；真正存在的很平常的事情，我们连想也不敢想。
假如我们能够手拉手地飞出那个窗户，翱翔在这个大城市的上空，轻轻地揭开那些屋顶，窥视里边正在发生的不平常的事情：破怪的巧合、密室的策划、闹别扭、以及令人惊破的一连串的事件，它们一代一代地不断发生着，导致稀破古怪的结果，这就会使得一切老一套的、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局的小说，变得索然无味而失去销路。”
我回答说：      “可是，我并不信。报纸上发表的案件，一般地说，都十分单调，俗不可耐。在警察的报告里，现实主义到了极点，必须承认，结果是既不有趣，也无艺术性。”
福尔摩斯说道：      “要产生实际的效果必须运用一些选择和判断。警察报告里没有这些，也许重点放到地方长官的陈词滥调上去了，而不是放在观察者认为是整个事件必不可少的实质的细节上。毫无疑问，没有什么象司空见惯的东西那样不自然的了。”
我笑着摇摇头说：      “我十分理解你这种想法。当然，由于你所处的地位，是整个三大洲每一个陷于困境的人的非正式顾问和助手，你就有机会接触到一切异乎寻常的人和事。可是在这儿"——我从地上捡起一份晨报——"让我们作一次实验，这儿是我看到的第一个标题：《丈夫虐待妻子》。

这条新闻占了半栏篇幅，可是我不看就完全明白里边说的是什么。当然罗，其中牵涉到另一个女人、狂欢滥饮、推推搡搡、拳打脚踢、伤痕累累以及富有同情心的姊妹或者房东太太等等。哪怕最拙劣的作者也想不出比这更粗制滥造的东西了。”

福尔摩斯拿过报纸，粗略地扫视了一下，开口道：      “其实，你所举的例子，对你的论点来说是很不恰当的。这是邓达斯家分居的案子，发生的时候，我正在把同此案有关的一些细节弄清楚。丈夫是绝对的戒酒主义者，没有别的女人；被控的行为是，他养成了一种习惯，在每餐结束时，总是取下假牙，向他的妻子扔去。你将认为，这件事在一般讲故事者的想象里是不会发生的。大夫，来一点鼻烟，你得承认，从你所举的例子来看，我赢了。”
他伸手拿出他的旧金鼻烟壶，壶盖的中心嵌上了一颗紫色水晶。它的光彩夺目同他的朴素作风和简单生活成为鲜明的对照，于是我不得不加以评论。
  “呵，"他说，“我忘记有几星期没见你了。这是波希米亚国王为酬谢我在艾琳·艾德勒相片案中帮了他的忙而赠送的小小纪念品。”
  “那个戒指呢？"我看了看他手指上光辉夺目的钻石戒指问道。
  “这是荷兰王室送给我的，由于我给他们破的案件非常微妙，即便是对你这么一位一直诚诚恳恳地把我的一两件小事迹都记述下来的朋友，我也不便透露。”
  “那末，目前你手头上有什么案件吗？"我很感兴趣地问他。

  “有那么十一二件，但是没有一件是特别有趣的。它们是重要的，你了解，但是并不是有趣的。的确，我发现在通常不重要的事件里倒有观察和可以机敏地分析因果关系的余地，这样的调查工作就很有兴味了。
罪行越大，往往越简单；   因为罪行越大，一般地说，动机就越明显。   这些案件中，除了从马赛来要我办的那个案件颇为复杂以外，其它就没有一件特别有趣了。
不过，也许再过一会儿，就会有更有趣的案件送上门来的，因为如果我不是大错而特错的话，现在又有位委托人来了。”

他从椅子上起身，站到拉开了窗帘的窗前，往下看着那灰暗而萧条的伦敦街道。我从他的肩上往外看去，对面人行道上站着一个高大的女人，颈上围着厚毛皮围脖，插着一支大而卷曲的羽毛的宽边帽子，以德文郡公爵夫人卖弄风情的姿态，歪戴在一只耳朵上面。在这样盛装之下，她神情紧张、迟疑不决地向上窥视着我们的窗子，同时身体前后摇晃着，手指烦躁不安地拨弄着手套的钮扣。
  突然，象游泳者从岸上一跃入水那样，她急遽地穿过马路，我们听到了一阵刺耳的门铃声。
福尔摩斯把烟头扔到壁炉里，说：      “这种征兆，我以前看见过。在人行道上摇摇晃晃经常是意味着发生了色情事件。她想要征询一下别人的意见，但是又拿不定主意是否应把这样微妙的事情告诉别人。
就在这点上也要加以区别。   当一个女人觉得一个男人做了很对不起她的事的时候，她不再摇晃了，通常的征兆是急得把门铃线都给你拉断了。现在这个我们可以看作是一桩恋爱事件，不过这个女子并不怎么愤怒，而只是迷惘或忧伤。

好在目前她亲自登门造访，我们的疑团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他正说着，有人敲门，穿着号衣的男仆进来报告说玛丽·萨瑟兰小姐来访。话音未落，这位女客就出现在他那穿着黑色号衣的矮小身材后面，仿佛随着领港小船扬帆而来的一艘商船。福尔摩斯以他落落大方而又彬彬有礼的非凡态度欢迎她，他随手推上门，微微鞠躬，请她在扶手椅上坐下，片刻之间，就以他特有的那种心不在焉的神态把她打量了一番。
 
他说道："你眼睛近视，要打那么多字，不觉得有点费劲吗？”
她回答道：      “开始确实有点费劲，但是现在不用看就知道字母的位置了。"突然，她体会到他这问话的全部含义，感到十分震惊，抬起头来仰视着，她的宽阔而性情和善的脸上露出害怕和惊破之色。她叫道：“福尔摩斯先生，您听说过我吧，不然，怎能知道这一切呢？”
福尔摩斯笑着说道：      “不要紧，我的工作就是要知道一些事情。也许我已把自己锻炼得能够了解别人所忽略的地方。不然的话，你怎么会来请教我呢？”
  “先生，我是从埃思里破太太那里听说到您才来找您的。警察和大家都认为她的丈夫已经死了而不再去找了，而您却毫不费力就找到了。哦，福尔摩斯先生，我盼望您也能这样帮助我。
我并不富裕，但是除了打字所得的那一点点钱之外，凭我自己继承的财产，每年还有一百英镑的收入。只要能知道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消息，我愿意全部拿出来。”

福尔摩斯问道：      “你为什么这样匆匆忙忙地离开家来找我呢？"他手指尖顶着手指尖，眼睛望着天花板。
玛丽·萨瑟兰小姐的有些茫然若失的脸上又一次出现了惊讶的神色。她说：      “是的，我是突然地出来的。因为看到温迪班克先生——就是我的父亲——对这事漠不关心，使我非常气愤。
  他不肯去报告警察，也不肯到您这里来，最后，由于他什么都不干，只是不断地说，‘没事，没事，'使我十分冒火，我穿上外衣，就立即赶来找您。”

  “你的父亲，"福尔摩斯说，“一定是你的继父，因为不是同姓。”
  “不错，是我的继父。我叫他父亲，尽管听起来很可笑，因为他比我只大五岁零两个月。”
  “你母亲还健在吗？”
  “是的，我母亲还健在。福尔摩斯先生，在父亲刚死不久，她就重新结婚了，而且男的比她几乎年轻十五岁，这使我很不高兴。我父亲是在托特纳姆法院路做管子生意的。他遗留下来一个相当大的企业，这个企业由母亲和工头哈迪先生继续经营。可是，温迪班克先生一来就迫使母亲出卖了这个企业，因为他是个推销酒的旅行推销员，地位很优越。他们出卖商誉连同利息，共得四千七百英镑。假如父亲还活着，他得到的钱数会比这个多得多。”
我本以为福尔摩斯对于这样杂乱无章和没头没脑的叙述会感到厌烦，岂知相反，他却聚精会神地倾听着。

他问道：      “你自己这一点儿收入是从这个企业里得来的吗？”
  “啊，先生，不是。那是一笔另外的收入，是在奥克兰的奈德伯父遗留给我的。是新西兰股票，利率是四分五厘。股票金额是二千五百英镑，但是我只能动用利息。”
福尔摩斯说：      “我对你说的深感兴趣。你既然每年提用一百英镑那样一笔巨款，加上你工作所挣的钱，不成问题你可以旅行，过着舒适的生活。我相信，一位独身的女士大约有六十英镑的收入就可以生活得很好了。”

  “哪怕比这个数目小得多，福尔摩斯先生，我也能过得很好。不过，您可以想见，只要我住在家里，就不愿意成为他们的负担，所以当我同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用我的钱，当然，这只不过是暂时的。温迪班克先生每季度把我的利息提出来交给母亲，我觉得我光用打字所挣的那点钱就能过得很好。
每打一张挣两便士，一天往往能打十五到二十张。”
福尔摩斯说：      “你已经把你的情况对我说清楚了。这位是我的朋友华生大夫，在他面前可以同在我面前一样，谈话不必拘束。请你把同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关系全部告诉我们吧。”
萨瑟兰小姐的脸上泛起了红晕，紧张不安地用手抚弄短外衣的镶边。她说：      “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煤气装修工的舞会上。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们总要送票给他。此后，他们还记得我们，把票送给我母亲。温迪班克先生不愿意我们赴舞会。他从来不愿意我们到任何地方去。甚至我想去教堂做礼拜，他也会很生气的。可是这一次我下定决心前往。我就是要去，他有什么权利阻止我去呢？他说，父亲的所有朋友都会在那里，我们结识那些人不合适。他还说，我没有合适的衣服穿。而我的那件紫色长毛绒衣服，几乎还从来没有从柜子里取出来穿过。
 

最后，他没有别的办法，为了公司的公事而到法国去了。母亲和我两个人，就随同从前当过我们工头的哈迪先生一起去了。正是在那里我遇到霍斯默·安吉尔先生。”

福尔摩斯说：      “我想，温迪班克先生从法国回来后，对你去过舞会的事一定很恼火。”
  “啊，可是他的态度倒很不错。我记得他笑笑，耸耸肩膀，还说不让女人做她愿意做的事是没有用的，她总是爱干什么就会干什么。”
  “我明白了。我想你是在煤气装修工舞会上遇见一位叫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
  “先生，是的。那天晚上我遇见了他。第二天他来访，问我们是否都平安无事地回到家里。在此以后，我们会见过他……福尔摩斯先生，我是说，我同他一起散过两次步，但是此后我父亲又回来了，而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就不能再到我家来了。”
  “不能吗？”
  “对啊，您知道我父亲不喜欢那样的事情。要是办得到，他总是极力不让任何客人来访，他总是说，女人家应当安于同自己家里的人在一起。不过我却常常对母亲说，一个女人首先要有她自己的小圈子，而我自己还没有。”
  “那么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又怎么样了呢？他没有设法来看你吗？”
  “嗳，父亲一星期内又要去法国了，霍斯默来信说，在他走之前最好彼此不要见面，这样更保险。在这期间我们可以通信，而且他总是每天都有信来。我一早就把信收进来了，没有必要让父亲知道。”

  “你这时候和那位先生订婚了没有？”
  “啊，是订了婚的，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在第一次散步后就订了婚。霍斯默·安吉尔先生……是莱登霍尔街一家办公室的出纳员，而且……”
  “什么办公室？”
  “福尔摩斯先生，最大的毛病就出在这里，我不知道。”
  “那么，他住在哪里呢？”
  “就住在办公室。”
  “你竟不知道他的地址？”
  “不知道……只知道莱登霍尔街。”
  “那么，你的信寄到哪里呢？”
  “寄到莱登霍尔街邮局，留待本人领取。他说，如果寄到办公室去，其他办事员都会嘲笑他和女人通信。因此，我提出用打字机把信打出来，象他所做的那样，但是他又不肯，因为他说，我亲笔写的信就象同我直接往来，而打字的信，总觉着我们俩中间隔着一部机器似的。
福尔摩斯先生，这正好表明他多么喜欢我，哪怕一些小事情他也想得很周到。”
福尔摩斯说：      “这最能说明问题了。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小事情是最重要不过的了。你还记得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其他小事情吗？”

  “福尔摩斯先生，他是一个非常腼腆的人。他宁可同我在晚上散步，也不愿在白天散步，因为他说他很不愿意受人注意。他举止文雅，态度悠闲，甚至说话的声音都是柔和的。

他告诉我，他幼年时患过扁桃腺炎和颈腺肿大，以后嗓子一直不大好，说起话来含含糊糊、细声细气。他对衣着总是很讲究，十分整洁素雅，但是他的视力不好，同我一样，所以戴上浅色眼镜，遮挡眩目的亮光。”
  “好，你继父温迪班克先生再去法国以后又怎样呢？”
  “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又来我家里，并且提议，我们在父亲回来前就结婚。他非常认真，要我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永远忠实于他。母亲说，他要我发誓是十分对的，这是他的热情的表示。
母亲从一开始就对他大有好感，甚至比我更喜欢他。这样，当他们谈论要在一星期内举行婚礼时，我就提起父亲来。但是他们两人都说，不用担心父亲，只要事后告诉他一声就可以了。
母亲还说，她会把这件事同父亲谈妥的。   福尔摩斯先生，我并不喜欢这样一种做法。   由于他不过比我大几岁，却一定要得到他的允许，说来未免可笑，但是我不想偷偷摸摸干任何事情，所以我写封信给父亲，寄往公司驻法国办事处所在地波尔多，但是就在我结婚那天早晨，这封信退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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