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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11: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5

  我父亲并不后悔，他认为把个人、家庭置于社会之上的传统危害极大，要堵死。

他不让亲人享有任何特权，跟外人一样公开对等。但什么叫公平，没有客观标准，于是他靠自己的直觉去做，唯恐亲人得到不该得的好处。
  他甚至不和同事们商量，部分原因是他知道他们没有一个人会说他的亲友不够格。 

他对传统的挑战在一九五三年达到高潮，那年所有的共产党干部被分成二十五级，最高一级薪金是最低一级的二十倍。

级别不同，各种待遇都不一样，服装质地是高级毛料还是低廉的棉布，住房的大小，能否有室内厕所等等，都视级别而定。

  这个级别制还决定了每个干部所能接触到的信息。

共产党不仅控制信息，而且按级别高低来分配。比方说，有的文件只传达到地师级，有的则可传达到县团级。
  尽管级别制的重要意义在当时还没完全显现出来，但干部们已能隐约感到这对他们的生活会有重大影响，他们都很紧张地等待评定结果。

我父亲已经被上级定为十一级，此时被指定审批宜宾地区干部的级别，其中包括他最喜欢的小妹妹的丈夫。当基层报上给他定的级数时，我父亲决定降他两级。

  大家庭中人人都很生气：人家老老实实工作，和你妹妹结婚就该少两级吗？然后轮到我母亲，我母亲的单推荐她为十五级，我父亲大笔一挥，把她也降两级，定成十七级了。 

一个人的级别并不直接和他的职务有关，职务升了不一定会升级。

  在以后的近四十年里，我母亲只在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八二年升过两次级别，每次只升了一级。四十年终于扳回了我父亲扣去的两级。

八十年代，她的级别使她无权购买飞机票或火车上的软卧，因为只有十四级以上的干部才准买。
  她不能住旅馆的单人套房，这是十三级以上的干部享用的。

当她想把屋里的电表储存安数换大一点时，住屋管理员告诉她，只有十三级以上的干部才准用大电表。 这些使我父亲全家都大为恼怒的事，却深受当地民众的赞扬，他的好名声持续至今。

  一九五二年一天，市第一中学的校长向我父亲汇报工作时说，他正愁着教师们没地方住。

我父亲立即回答说：那么，就住我家大院好了。这么大个院子才住了三个人！他不管三个人实际上是谁：她的母亲、姐姐俊英和他一位智能不足的弟弟。

学校喜出望外，他家里的人却很伤心。这栋带有迷人花园和竹林的老屋，在过去最困难时也没舍得卖。

  尽管我父亲为他们三人在城中找了一栋小房子，他母亲心里还是不痛快。但她很豁达，心地又善良，所以也没多加计较。 并不是每位干部都像我父亲那么清廉。

共产党掌权后不久，发现面临的危机。

他们先前正是因为号称要建立清廉政府，所以才吸引了成千上万民众的支持，但是现在一些共产党干部却开始受贿，为自己的亲友捞取好处。一些共产党员还大开宴席，既是请客，也是炫耀。

  花费都由公款支付，而当时正是政府资金极为短缺的关头，一方面要重建破碎的经济，一方面朝鲜战争又吃掉了国家预算的一半。 由于一些干部开始大规模贪污，共产党政府担心老百姓的拥护、共产党员的纪律及献身精神都会消蚀殆尽。一九五一年底，政府决定发起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政府枪毙了一些贪官，也关了一批人，还撤掉了很多人的职务，甚至有一些长征老红军因牵涉到大规模贪污或贿赂案中而被处决，以杀鸡儆猴。这一场疾风暴雨后，共产党干部在二十多年里少有贪污腐败的事情发生。 

我父亲负责宜宾地区的三反运动。这里没有发现贪污的官员。但我父亲说，为了让老百姓看到共产党搞廉政是说话算话，哪怕是一丁点儿越规行为都得公开自我检讨，像用公家电话处理私人的事情，或用公家信重复写私人信件。从此，干部们变得十分谨慎，甚至不敢用公家的墨水写私信，他们都带着两支笔公家跟私人的，不时换来换去。

  我父亲的道理是，共产党得从小事着手，在中国建立一套全新的道德标准：

公共财产和私物要完全分清楚，有权的不把国库当作自己的钱包。

他的同事也都这么认为。 三反运动是针对共产党内部，但腐败往往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党外有贿赂者，特别是资本家、工厂主和商人，他们那时还未被革命触及。

  一九五二年春天，三反运动展开后不久，另一个五反运动也开始了，这次是冲着资本家来的，反贿赂、漏税、诈骗、盗窃国家财产和收买官员获得取经济情报。

结果发现许多资本家都犯有一项或多项这样的违法行为，惩罚通常是罚款。共产党利用这场运动对资本家软硬兼施，一方面使他们就范，一方面利用他们搞经济，关押的人并不多。
  发动这两次相关联的运动的方式是共产党早期就发展起来的：由工作组领导的群众运动。

工作组是临时组织，主要由政府工作人员组成，共产党官员领队，由中央到各省再到基层，层层委派。

一般来说，只有在某次运动中已经审清的人才可以担任那次运动的工作组成员。

  工作组下到单位去动员群众，几乎每晚都开会，组织学习中央最高决策机构发布的文件指示。工作组成员通过个别谈话、会议演讲，鼓动、劝说大家站出来揭发可疑的人和事，并鼓励人们写匿名信投到专门设置的信箱中。工作组调查每个案子，然后裁决，送上一级审批。
  中国没有真正的申诉体系，但被怀疑的人可以要求看证据，可替自己辩护。

工作组有权作判决，包括公开批判、撤职，以及各种不甘落后监督。

最重的判决是把人送到农村做体力劳动。只有很严重的案件才由正式的司法系统审理，当然这仍不离党的控制。在每次运动中，上级发布一连串的指导方针，工作组必须遵照执行。但是到了个人的案件时，工作组的公正与否，甚至工作组成员的个人好恶、脾气等，都会影响案件的处理。

(未完待续, To be con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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