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的行为 Human Action-92：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

XVII. INDIRECT EXCHANGE
第17章 间接交换
3. Demand for Money and Supply of Money
三、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

各种货物和劳务，在销路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有些货物不难于在高的价格下销售掉，有些货物即使在低的价格下也不易很快地卖掉。引起了间接交换的，正是货物和劳务在销路上的差异。一个人，当他不能立刻得到他所想消费或用以生产的东西的时候，或者还不知道在不确定的将来，他将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如果他把一项销路差的财货换成销路好的财货，这算是向他的最后目的走近了一些。

也可能有这种情形：他所想放弃的那项财货的物质特性（例如容易腐坏、或保管费太大等等）逼得他不得不急于卖掉。有时，他之所以急于要卖掉某项货物，是因为他怕它的市场惯格会跌落。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如果他能够取得销路较好的财货，他就改善了他的处境，即令这项财货不能直接满足他自己的任何需要。

交换媒介是这样的一种财货，人们取得它既不是为的自己消费，也不是为的用之于生产，而是为的将来拿它交换那些可用以消费或用以生产的财货。


货币是交换媒介。它是销路最好的财货，人们之所以取得它，因为他们想在今后的人际交换中使用它。货币是大家接受当作交换媒介用的东西。这是它的唯一功能。至于其他的一切功能，只是这个基本功能——交换媒介——的一些特殊面[3]。
交换媒介是经济财货。它们是稀少的；对于它们有需求。在市场上，有人要取得它们而愿意以货物和劳务来换取。交换媒介有交换价値。人们为取得它们而支付代价。这种代价的特征是不能用货币表示的。关于货物和劳务的，我们是说「价格」或「金钱价格」。关于货币的，我们是说它的购买力，而不说它的价格，更不能说它的金钱价格。


交换媒介之所以有需求，因为人们想把它们储存若干。市场社会的每一份子都想有一定额的货币存在手头，也即一笔确定量的现金握存或现金余额。有时他要较多的现金握存，有时要较少的，在例外的情形下，他甚至完全不要现金握存。无论加何，绝大多数的人，不仅是要保有种种可卖的财货，也要保有若干货币。他们的现金握存不是一项剩余一他们的财富没有用掉的余额。详言之，不是在一切有意的买卖行为结束以后无意地賸下的余额。现金握存的数额是决定于现金的有意需求。货币与可卖的财货之间的交换比率之发生变动，是货币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动而引起的。

每一块钱都有一个人（市场经济的份子之一）保有。一块钱从这个行为人的控制下转到另一行为人的控制下，是一刹那间的事体，这其间没有一点时间可以说这块钱既不是一个人的，也不是一个商号的现金握存之一部份，而是在「流通中」[4]。把货币区分为「流通中的」与「呆存的」，这是不正确的。区分流通的货币与窖藏的货币，也同样不正确。通常所说的窖藏（hoarding），是按照一个观察者的个人见解，认为现金的握存量超过他认为正常的或适当的量。但是，窖藏是现金握存。窖藏的货币仍然是货币，而且它在窖藏的功用与它在所谓正常的现金握存中的功用是一样的。

窖藏货币的人，认为便于应付某些特殊情况的可能发生，有累积一笔现金握存的必要，这笔现金握存的数量，超过了他自己在不同的情况下所要握存的数量，或超过那些批评他的行为的人们所认为的适当数量。他这样的行为对于货币需求的结构所发生的影响，与每一「正常的」需求所发生的影响是一样的。

许多经济学家避免把需求和供给这两名词用在货币方面，因为他们怕引起与银行家使用的名词相混淆。银行的习惯是把货币需求叫做短期贷放的需求，货币供给叫做短期贷放的供给。因此，大家把短期贷放市场叫做货币市场。如果短期贷放的利率趋向于上升，大家就说货币短缺；如果这种利率趋向于下降，就说货币充裕。

这种习惯的说法已牢不可破。但它助长了一些严重错误的蔓延。它使人们把货币观念与资本观念混淆，而以为货币数量的增加可使利率持续地下降。但是，正由于这些错误的粗疏，以致上述的名词尙不会引起任何误解。我们难于想像经济学家在这样的基本问题上会犯错误。

其他的人们之所以主张不要说货币的需求与供给，因为他们以为，需求货币者的目的与需求货物者的目的不同。他们说，货物是为的消费而被需求，货币是为的在将来的交换行为中拿出去而被需求。这个说法同样是无效的。交换媒介的用处，固然是在于放弃它。

但是，人们热心于累积某一数量的货币，是为将来的购买作准备。正因为人们在市场上提供他们的货物和劳务的那个时候，不想满足他们自己的直接需要，正因为他们想等待或不得不等待直到有利的情形下再购买，所以，他们不直接物物交换而使用交换媒介来间接交换。货币不因为有人使用过而损耗，而会无限期地提供它的功用，这个事实是它的供给结构中一个主要因素。但是，货币的评价与其他一切货物的评价，仍然要用同样方法来解释：即用那些想获得一定数量货币的人们的需求来解释。

经济学家们曾经把那些在经济制度里面会增加或减少货币需求的因素列擧出来。那些因素是：人口；个人家庭自给生产的程度以及为别人的需求而生产，在市场上出卖产品，买进自己的消费财的程度；商业活动的分配以及一年当中结付帐款的季节；淸算制度。

所有这些因素固然都会影响货币需求以及各个人和各商号现金握存量，但是，它们的这种影响只是间接的，因为人们在考虑保存多少现金余额才是适当的时候，那些因素会发生作用，于是间接地影响到货币需求以及各个人和各商号的现金握存量。决定现金余额的总是当事人的价値判断。各个行为人照自己的价値判断认为应当保持多少现金余额才是适当。

他们为实现他们的决定，于是放弃一些货物、有价证券、生利权（interest-bearing claims）而卖出这类的资产，或者相反地增加它们的购买。关于货币的这些事情，并非不同于关于所有其他货物和劳务的事情。货币的需求决定于那些想获得它作为他们现金握存的人们的行为。

另一个反对货币需求这个观念的理由是这样：货币单位的边际效用之递减，比其他货物的边际效用之递减要慢得多；事实上它的递减之慢，慢到可以不必理的程度。关于货币，谁也不会说他的需求满足了，谁也不会放弃取得更多货币的机会，如果为取得它而必要的牺牲不太大的话。所以，不能认为货币的需求是有限的。这个有名的理论，完全是错误的。它把现金握存这种货币需求和以货币名义表示的对更多财富的欲望弄混淆了。

一个人，当他说到他想获得更多钱的这个欲望永远不能满足的时候，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他的现金握存永远不会太多，他真正的意思是说他永远不会富够了。如果有更多的钱到他的手里，他不会用来增加他的现金余额，或者只用一部份来增加现金余额。他将把多余的部份用在当时的消费，也可用来投资。谁也不会使手头的现金超过他所认为的适当的现金握存。

一方面是货币，另一方面是可卖的货物和劳务，这两者之间的交换率，和各种可卖的货物相互间之交换率一样，是决定于需求与供给。这个透彻的观察是「货币数量说」的本质。这个理论，本质上是把一般的供需理论应用到货币特例上。它的优点是，拿那用以解释所有其他交换率的同样理论，来解释货币购买力的决定。

它的缺点是，它诉之于一种全体主义的说明。它考虑国民的货币总供给，而不考虑各个人和各个商号的行为。这个错误观点所引起的后果，是货币的「总」量的变动与货币价格的变动之间有个比例这个想法。但是，那些较古老的批评家，没有探究到数量说固有的错误而以较满意的理论替代它。他们没有击中数量说的错误；相反地，他们攻击到它的真理核心。他们想否认物价变动与货币量变动之间有一因果关系。

这个否认使他们摆不脱种种错误、矛盾、荒诞的纠葛。现代货币理论一开始就认识到：要研究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必须应用那些应用于所有其他市场现象的原则，而货币供需的变动与其购买力的变动之间，有一种关系存在，这个认识是接著传统的数量说而讲下来的。在这个意义下，我们可以把现代的货币论叫做数量说的一个修正。

The Epistemological Import of Carl Menger's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Money
孟格尔（Carl Menger）的货币起源论在认识上的重要性


孟格尔不仅是提供了一个顚扑不破的行为学的货币起源论，而且他也认识到，他的理论对于说明行为学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其研究方法的重要性[5]。


有些著作家曾以命令或契约来解释货币的起源。他们认为，有意建立起间接交换制度和货币的，是一个权威——国，或人民相互间的契约。这个说法的主要缺点，还不在于如下的假设：尙未见过间接交换和货币的那个时代的人们能够设计一个新的秩序，完全不合于他们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形的秩序，而且懂得这样的设计之重要；也不在于如下的事实：历史上找不出一点线索可以支持这样的说法。它的主要缺点是在更基本的地方，我们有些更实在的理由可用来反对它。

如果我们假定：有关各方的生活情况，随著直接交换进到间接交换的每一步骤而改善，最后大家乐于采用某些特别具有高度销路的货物当作交换媒介，那么，我们就难于了解，为什么要多此一举，要用命令或契约的权威来解释间接交换的起源。

一个人当他发现了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难于获得他所想要的东西，他就会知道，如果首先换取更有销路的货物，等到后来再用它交换届时所要的东西，那就方便多了。在这种情形下，用不著政府干预，也用不著成立什么契约。最精明的人首先实行，等而下之的人们跟著这样做。我们把「间接交换的利益为行为人所知晓」这一点视为当然，比假定「一位天才凭空想像到货币社会的好处，再经由命令或契约来实现这个社会」更可叫人相信些。

但是，如果我们不假定「各个人发现了间接交换比等候直接交换的机会更方便些」，而且，为著讨论起见，如果我们承认货币是由命令或契约创立的，那么，又有些别的问题发生了。我们必须问：用什么方法可以使人们采用一种为他们所不了解其功用的程序，而且在技术上比直接交换更为复杂的程序。我们姑且假定用强迫方法。

但是他们又要再问：在什么时候，有些什么事情使人们觉得间接交换和货币使用不再是麻烦的，或至少是无可无不可的程序，而变成对他们是有利的。

行为学的方法把一切现象追溯到各个人的行为。如果人与人之间的交换情形是这样：间接交换使交易更为便利，再加上如果人们又认识这些利益，间接交换和货币就会出现。历史的经验显示出，这些情形过去和现在都有。假若这些情形不存在，人们如何能够采取间接交换、使用货币，并且固执这涸交换方法，那就无法想像了。

关于间接交换和货币的起源这个历史问题，毕竟是与行为学无关的。唯一相干的事情是：间接交换和货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促成它们存在的那些条件，在过去和现在都具备。如果这是如此，行为学无须要靠这个假设：命令或契约创制这些交换方法。国家主义者们，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还会继续地把货币的「发明」归功于国家，不管这是多么不可能。

要紧的是，一个人不是为的消费它或用它来生产而谋取一件财货，而是为的在日后的交换行为中放弃它。这样的行为使这件财货成为交换媒介，如果这样的行为总是涉及某一种财货，则这种财货就成为货币。行为学里面关系交换媒介和货币的一切定理，都涉及一种财货以其交换媒介的资格所提供的那些功用。即令间接交换和货币，真的是由命令或契约提供发动力而引出的，下面这句话仍然是顚扑不破的，即：只是那些从事交换的人的行为，能够创造间接交换和货币。

历史也许会吿诉我们，交换媒介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第一次出现，后来那些作为交换媒介的货物种类又如何愈来愈减少。由于交换媒介这个较广的观念，与货币这个较狭的观念之区别，不是截然划分的，而是渐渐的差异，所以，关于从简单的交换媒介进到货币这个历史过程，也没有一致的看法。这是属于历史领悟的事情。但是，前面曾经提到，直接交换和间接交换的区别是截然划分的；交换学关于交换媒介所确定的一切事情，在范畴上都涉及所有当作这种媒介而被需求、被获得的财货。


间接交换和货币是由命令或契约创制的这个说法，就其意义在于说明历史事实的程度以内来讲，揭发它的错误，是历史家的任务。就其只是作为一个历史的陈述而提出来讲，那就不会影响交换学的货币论，以及关于间接交换的解释。但是，如果它是当作关于人的行为和社会事象的一个陈述而提出的，它就毫无用处，因为，它对于行为完全没有讲到。至于说，有一天统治者们，或集会在一起的公民们突然灵机一动，想到间接交换和使用交换媒介的好处，这不是关于人的行为的一个陈述。那只是把有关的问题推开。
我们必须了解：如果有人说「国，或者一个超人的领袖，或者一个降落在全体人民的神灵启示，创造了某些社会现象」，这种说法对于人的行为和社会现象的科学概念没有任何贡献。它也不能驳倒下面这个学说，即：说明这些社会现象如何可以看作「无意的结果，即不是社会的份子们故意设计而努力达成的结果」[6]的那个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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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f. Mises, 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trans. by H. E. Batson (London and New York, 1934), pp. 34-37.
[3] 参考Mises, 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H. E. Batson译(London and New York, 1934), pp. 34-37.
[4] Money can be in the process of transportation, it can travel in trains, ships, or planes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But it is in this case, too, always subject to somebody's control, is somebody's property.
[4] 货币会在运输过程中，它会在火车上、轮船上、或飞机上，从这个地方运输到那个地方。但是，在这种情形下，它也是在某一个人的控制下，属于某一人所有，而不是所谓的在「流通中」。
[5] Cf. Carl Menger's books Grundsa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Vienna, 1871), pp. 250 ff.; ibid. (2d ed. Vienna, 1923), pp. 241 ff.; Untersuchungen u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Leipzig, 1883), p. 171 ff.
[5] 参考Carl Menger's books Grundsa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Vienna, 1871), pp. 250 ff.; ibid. (2d ed. Vienna, 1923), pp. 241 ff.; Untersuchungen u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Leipzig, 1883), p. 171 ff.
[6] Cf. Menger, Untersuchungen, 1.c., p. 178.
[6] 参考Menger, Untersuchungen, 1.c., p.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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