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华园里的悲剧和它折射的祖国之殇--评李佳佳女士《朱令的四十五年》-6..

 2016年，正值现政权疯狂打压维权人士、民间公益组织和维权组织纷纷被取缔时，“中国医疗自媒体联盟”却于此时宣布成立。“医自盟”的成立是习近平时代倾向强势一方的社会达尔文政策的衍生物，将医疗纠纷中的“医闹”打成“黑恶势力”相辅相成，加剧了医患之间权力、话语权的不对等（患者方面就没有也不会被允许组建“患方自媒体联盟”、“患者维权联盟”、“医疗事故与医疗腐败监督联盟”）。

     一些医疗群体成员总是仗着自己的“生杀大权”，自负而强横，一副“我如果不治你就活不成”、“我决定着你的小命”“、人们都离不开我们（医护人员）”的心理和态度。

甚至有医疗群体在新华社撰文，声称“医生是上天赐给人类的礼物”，不主张把医患关系称为服务关系。

那么，按这个逻辑，警察、法官也可以称为“上天赐给人民的保护神”；官员、公务员也可以称为“上天赐给人民的管理者”，毛泽东、习近平、邓小平都可以称为“人民大救星”了。而且毫无违和感。

    高官尤其公检法掌握国家的生杀大权，但是不代表他们可以贪赃枉法、鱼肉百姓，即便他们功勋卓著，有能力贪赃枉法、鱼肉百姓；

军队不能说有枪支坦克，就可以欺压和屠杀人民，哪怕他们也保家卫国，有能力欺压和屠杀人民。

同样，医护人员的确掌握着许多人的生死，治病救人，让许多人被治愈、康复乃至起死回生，但是这不是发生医疗事故、医疗腐败而不负责任的挡箭牌，不是态度恶劣、野蛮暴力的借口，更不是高人一等甚至几等、“刑不上大（dai）夫”的理由。

总之，不是有能耐就能为所欲为，不是有功劳就可以豁免罪行逃脱合理惩罚。

    而且，越掌握生杀大权的，难道不是越需要监督和约束吗？没有制约的任何权力都是洪水猛兽，无论这个“权力”是政府的公权力、国家的暴力机器，还是医护人员的手术刀和处方、病案。

    当然，很多人又会抬出“医护人员需要尊敬/敬畏”之类的话，认为如医护人员在内特殊行业的人，做出的贡献大于普通人、重要性重于普通人，所以理所应当得到更高的尊崇。

    我在此摘录一段一位作家评论“范跑跑事件”文章中的话：

    “这事如果发生在范跑跑以及他的某些支持者所向往的“自由、公正”的美国，没什么可争的，他铁定会被学校开除，而且这辈子别想再当教师了。原因很简单：他的所作所为非常不具有professionalism。

    这个词在汉语中没有恰如其分的对应词，翻译成“专业精神”、“职业道德”、“敬业态度”都不太准确。

它其实是某些特殊行业的业者所必须达到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干这一行就要有这一行的样子。

这些特殊行业对公共事业至关重要，不是普通人所能从事的，其业者必须受过专业教育和训练，有自己的行业组织，社会地位崇高，因而也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有严格的行为规范和更高的道德要求，讲求行业自律，才对得起公众的信任和尊敬。

一旦违反了行业准则，就会被清除出那个行业，即使道歉也未必能被原谅。

    像医生、护士、律师、工程师、建筑师、会计师以及教师都属于这样的行业。

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就有了特殊的责任，需要对学生和公众做出一定的承诺，而不能特立独行……”

    这些话同样适用于医护人员。如今以药养医、贪腐成风、过度医疗、失职渎职、事故频发、有罪不罚、排挤同僚等（关于诊疗和服务态度，都属于相对边角的问题了，哪怕正常国家这也很重要）各种问题乃至违法犯罪普遍（但并不是说全部，甚至可能不是大部分，而是许多、比例不确定的）的医疗界，是不是配得到崇高的地位、特殊的尊重、优越的保障呢？

何况，无论从地位、受尊重程度、收入、得到安全保障的程度，整体上哪方面不是远超普通国民了呢？

当然，不同区域、单位的医护人员，乃至同单位同工人员，收入却大相径庭乃至贫富悬殊，的确是严重的问题，亟待解决。但是如果取其平均，和社会平均相比，已经非常优越了。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当上了医护人员，就必须承担作为医护人员的职责，而不能只想着享受超出常人的收入、福利待遇、社会保障、安全保卫，而不好好履行作为“白衣天使”治病救人的责任与义务。

而国民对医疗行业的普遍依赖性与特殊需求性，都更加证明对医疗领域不能不加以制衡、监督。

    关于医疗问题和医患关系，就暂时只说这些吧。关于如何解决医疗领域的各种问题，在此也不展开讨论了。

我之所以在关于朱令事件的书评中写这么多关于医疗问题的评论，主要是如今医患双方在舆论场（例如知乎、微博等各互联网平台）的声音完全不对等，医护人员都是抱团讲一面理，垄断话语权，实在太嚣张了。

只要有机会，我就要批判这些嚣张跋扈的医疗界的流氓们。只要有张洋、宁方刚这种流氓在，我就不能停止批判。

哪怕现在正是武汉肺炎高发期，许多医护人员正在前线奋战。我敬佩奋战者，但一码是一码。违法乱纪的医护人员和奋战在一线抗疫的并不完全重合，而且功过不能简单相抵。

    本文主要是讲朱令案及延展问题，所以还是回到朱令案本身。

    朱令的父母还是相对有一定社会地位，也有知识水平的。即便如此，在“老子查儿子”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下，依旧碰了钉子。

经过漫长的诉讼，最终以协和医院赔偿10万元了事。当然，这在中国医疗事故处理中已经很罕见，是患方极少的胜利，尤其10万元在2000年已算是个不小的数字的情况下。

虽然，这样的数字，在西方发达国家只是司空见惯的医疗赔偿金额。

而且很明显，朱令案中的诊疗错误，在医方有明显人为且主观过错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医护人员和医疗管理人员受到刑事或业内、行政处罚。

    文中还提到，协和医院拒绝指证清华大学的过失，“他们特油”、“他们互相兜着”。

这也是中国中上阶层既得利益集团相互包庇、朋比胶固、共享不公果实的缩影。

建国以来，旧的利益共同体被打烂了，新的利益共同体诞生了。

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蓬勃发展，权贵集团的利益不断扩展，权贵集团本身也越发壮大。到了如今，已经形成了一群上亿人的利益共同体、新贵阶层。

    二十多年前的中国，阶级分化、阶层固化虽还不像如今这么严重，但利益同盟已经相对牢固。

其中，以医疗群体和工业党为圆心的精英阶层舆论互庇圈，是最典型的，例如在知乎上到处都能看到。

清华与协和，这代表着中国教育和医疗最高殿堂的两所机构，正是代表着教育和医疗界中上阶层、乃至整个“上层社会”相互包庇贪赃枉法、失职渎职行为，以巩固既得利益和特权的普遍的社会现实。

而朱令一家，也是被牺牲、被剥削、被压迫的亿万国人中的一例罢了。

甚至，他们比绝大多数处于因处于更低阶层而求告无门、惨绝无声的民众，还相对幸运一些、受压迫还不那么深重一些，还能溅起一点水花。

    说到清华大学，又涉及教育领域的问题。教育、医疗，可以说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两个民生领域，几乎没有人离得开教育和医疗。

说了医疗方面的问题，我再对朱令案中涉及的教育方面的问题尤其学校和校园人际关系问题进行一些延展分析。

  前面已经提到，我在中学上学期间，遭遇过许多次不幸，身心遭受严重创伤，精神曾经崩溃过，身体有时也虚弱至极，差一点就死在中学时期了。

关于这些，我另文有详细描述，在此不详述。朱令的悲剧，在具体遭遇上与我不同，但是反映出的教育、校园问题，却多有类似。

    中国的学校，非常缺乏人文主义和公民文化教育，在培育一个人基本的德行、情操、判断力、同情心等方面，几乎没有一点作用。

从建国前30年以“革命”压倒人性的“红色教育”，到后40年功利化、应试化、重理轻文的工具式教育，都将人本主义抛至九霄云外，培养出的不是庸才，就是有才无德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无论有没有才能，基本的人道、人文、人性都是缺失的。

    就像我在《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第一条就提到的：“要在总体上改革教育的内容与形式，要加强人文素质、公民素质教育，尤其要强化法治教育，让中学教育真正成为塑造学生、激励学生、升华学生的手段，增强语文、思想政治等人文科目的实用性、批判性、多元性，提高学生分辨是非、认识世界上各种人和事情复杂性的能力，培养具有平等、自由、自尊、自信、博爱、公正、法治理念的学生，让他（她）们有爱心、同情心、同理心、正义感、责任感，尊重多元，扶弱救贫，敢于与恶势力作斗争……”

    然而，这一切，在现实中是完全缺失的。正是因为缺失，我才提出建议；但建议毫无可能被采纳，甚至政权会把这一切视为大敌，或者说，他们这些年来一直都视真正的公民教育、人文教育，一切关于正义与进步的教育为敌，不希望人民苏醒，而试图让国民永远是愚民。

    好的教育并不能让每一个人都变成好人（即便欧美发达国家，如孙维和林森浩这种“高材生犯罪”也不乏其人，校园性侵等丑闻也从未止息），但是足以让多数人有起码的良知，不去蝇营狗苟、趋炎附势，也不在关键时刻选择沉默与从众。

我从不认为人先天就注定是好人或坏人，而是后天环境决定的。而教育虽然不是唯一影响因素，却有着基础性、导向性、重塑性的作用。只问“才”不讲“德”的教育，功利和没有灵魂的教学，培养出如物化二班中那些自私冷漠之徒，也就丝毫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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