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华园里的悲剧和它折射的祖国之殇--评李佳佳女士《朱令的四十五年》-3..

第三，就是涉及到社会结构性不公的问题、教育和医疗行业的纠纷双方中，机构和个人、强者和弱者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问题。

具体说来，就是作为强势一方的医院和医护人员（尤其医生）对弱势患者和家属的绝对优势及造成的权利义务不对等；

作为强势一方的学校及教职工对学生和家长的相对优势及造成的不公正。

朱令及其家人遭遇中国最顶尖医疗机构（之一，但基本是个位数的并列）的北京协和医院和中国最顶尖教育机构（之一，只和北大并列）清华大学分别且共同（没错，先是分别、后是默契的勾结）利用其权力、技术、人脉等优势的伤害，也是颇具代表性了。

    先谈医患不平等问题。首先，我认为医患之间的不平等是远严重于师生不平等的。而造成这种不平等的最主要客观原因，就是医护人员拥有对患方绝对的技术垄断、专业话语权优势，还有患方对医方的高度依赖。

这不仅是教育机构做不到的，连政权、政府、法院检察院也不及。

医护人员尤其医生因身份特性拥有的这种极为特殊的、稀缺性的专业信息垄断，以及衍生的话语权垄断，客观上制造了医患之间信息的极端不对称、关系的极度不平等，以及对患方造成的严重的伤害、医方普遍的逃脱责任现象。

    在朱令案中，协和医院的傲慢与自恃跃然纸上，事后的推脱和卸责更是轻易而残酷。面对朱令家人和中学同学（贝志城）多次提出检验铊中毒可能性的要求，协和医院以高高在上态度选择了拒绝，整个过程几乎没有任何人道精神和协商意识。

    例如贝志城回忆，当他通过互联网得到国外医疗专家高度怀疑朱令为铊中毒后，希望协和进行化验，或提取样本到别处化验，得到的结果却是“然而在當時的中國，醫生不能也不敢拍板回應這樣的要求，‘他要請示醫院醫務處、黨委，同不同意這個事。

那個時候很戒備這些和國外的交往，必須（請示）這麼一圈下來，看看行不行’……

結果就是，協和根本不同意，說醫院有規定不得把病人樣本拿出去。

檢驗也就沒能放行。”

当美国医生愿意进行远端医疗时，“他打電話來說能不能做遠端醫療。

但這邊（協和）都擋住，都說不行的。”当然，从这点看还可以归咎于官僚主义制度，但是下面的事证明医生本身也有责任。

    当贝志城坚持不放弃，将从互联网上国外医生们对朱令症状判断的邮件收集起来，并找上层关系联系上了协和的副院长，副院长亲口答应让一位主任接受材料时，竟然还是遭遇了冷酷的拒绝：

    “貝志城拿著一大摞英文郵件在ICU病房外等主任，朱令的舅舅進去問是否能接受一下材料，對方答覆太忙，等會。

貝志城記得自己一直站在門口耐心地等，從早上到中午，對方就是不出來接。

‘他一直在病房跟人談話，在我因為腿酸剛走到遠處的長椅休息，他就一個箭步衝進廁所，然後又迅速衝出繼續在病房跟人談話。’

中午，朱令舅舅再進去說了一次，結果‘比較明確，就是說資料對他們沒用，不要’。

後來接受記者採訪時，貝志城說，‘現在回想，大概在醫生眼裡，我只是個與病人關係並不近的毛頭小子，還拿著一堆外國人的意見，有點指手畫腳的意思吧。’”

    这显然是故意不接受材料，哪怕有了卫生部副部长、协和医院副院长打招呼。

协和医生的倨傲与冷漠，乃至一种对自身诊疗水平的自负、对病人的不负责任，表现的淋漓尽致。

这没有任何“制度”、“上级”可以推脱，就是医疗人员自身的问题。

如果非要说制度，那就是医学院和医疗机构没有教会医护人员尊重病患和亲友、没有对这种不负责任的惩罚机制、医疗事故的核查和补偿机制缺失。

    当然，协和医院有一定特殊性，它是中国最好的医疗机构之一（可能能并列的只有个位数），这些主任、专家水平的医生有一定自负的资本。

可是，正是这种自负和倨傲，错过了朱令得以救治的最佳时机，也间接造成朱令永久的瘫痪、失智。

当经过五十二天的拉扯，多方包括陈震阳等院外专家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朱令是铊中毒时，

“此前一直堅決排除鉈中毒的主治醫生此時顯得難以置信，自言自語‘她沒有接觸史啊，怎麼可能’……

‘唉呀，那就太可怜了’”两句话轻描淡写的带过，几乎没有自责，更没有歉意和主动承担责任，哪怕这关系到一个花季少女、可能的国家栋梁的一生光明或毁灭。

（说到这我觉得作者李佳佳女士过于善良了，如果是我写一定会把他和其他所有案件中有恶的医疗、教育、公安领域人士的名字清清楚楚写在书上、挂在世界上能挂的任何角落，也欢迎他们来告，或者以别的非正当手段对付我也随他们便）

    而朱令母亲朱明新的回忆同样佐证了医患地位的悬殊差距和关系的不平等：“朱明新苦笑著說，每次跟醫生要求什麼她都很忐忑，怕對方不願意：‘他們老覺得我在這兒妨礙他治療這個那個的，因為妳是外行嘛。

’在多次會診的時候，主治醫生一句話就堵了回來：‘協和是世界水準的醫院，妳還不相信我們？‘朱明新也曾坦陳她的無力感：‘……孩子在醫生手裡，我們不是學醫出身，當然要相信醫生，生怕有的地方做過了火，會讓醫生不高興’……‘做家長的又著急，恨不得每一種可能都去試一試。

我們提過要不要做鉈中毒的檢測，但醫生沒接茬，也就不敢再多說了。’”

    虽然协和的特殊性让它的自负有某种“底气”，但事实上，这种缺乏与患者沟通、认真询问、对病情仔细商讨，不是中国各大医院的共通之处吗？

尤其对于就诊量巨大、主要负责危重病患的各地重点医院，医护人员凭自身经验自以为是、短促问诊后就进行诊断和治疗，是普遍现象。

这某种程度当然可以说是因为医疗资源短缺、医生没办法仔细诊断……

但是，在一定时间内，医护人员是不是做到责任范围内足够的倾听和沟通呢？

问诊的效率、精细度有没有做到力所能及的呢？

更重要的是，中国医疗机构诊疗与护理的态度、手段、方式，有没有与国际一般要求看齐呢？

医疗资源配置是不是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不透明呢？

其实这些问题应该都不难回答，尤其医护人员心里应该都有数的。

    患者家属的低声下气与畏缩忍耐、医生的自负与倨傲，医方在诊疗上的独断专行以及事后的不负责，都是典型的“医事父权主义”的体现。

当然，这是西方医疗领域的名词，那时的中国，乃至如今的中国，99.9%的医护人员和患方，恐怕都从没听说过，更无这种自省自觉意识，相反将这种不平等当做理所当然。

“平等”这个词离中国人是多么遥远，国人在现实中对“平等”的感受是多么陌生，以至于早已丧失了对平等的感知，更无为平等而激烈抗争的意识和意志。

大体上而言，医生缺乏义务意识，患方缺乏权利意识。

我之所以激烈批评医疗群体，并非只是看到朱令案中协和的表现，也并不是只因为个人的偶然遭遇。事实上，我所遇到的大多数医护人员都很好。

因为我体弱多病，经常因为感冒发烧打点滴，在河南的新乡市、焦作市、安阳市滑县、安徽合肥市、陕西商洛市丹凤县等地，我数十次输液和治疗（例如拔牙），医护人员普遍很是和蔼、相处很融洽，也没有过度医疗，都是我自己主动要求输液打针让自己好的快点。

当然我后来在香港一次特殊的“入院”让我看到部分医护人员的恶心，但是情况特殊。

此事以后很可能要走司法程序或者别的渠道解决，我也在详细写相关经历，还涉及政治问题，非常复杂，在此就不细说了。

而如今我在的地方医护人员同样很负责和善良。总之，我总体上对于医护人员并无个人的恶感和偏见。

    那我为什么多次激烈批评医疗群体呢？

首先，是因为如今医患关系的极度不平等、医方占据的绝对优势，以及医疗事故的多发与普遍不被追究、以药养医等医疗腐败猖獗、没钱就见死不救成了“常规操作”、服务态度蛮横无礼等现实；

第二，是因为医护人员背靠中共独裁体制，成为既得利益阶层，巩固既得利益的同时还要求更多特权和特殊待遇，并利用其权力、技术、信息、人脉、金钱的绝对垄断性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以为其违规违纪乃至违法犯罪脱责；

第三，是因为当今许多医护人员和医疗自媒体成员非常嚣张跋扈、利用其话语权优势对患方横加欺凌（尤其在互联网舆论上），集体的持续性的侮辱谩骂诽谤正义勇敢的记者，污名化医疗纠纷中的患方及批评医疗问题的人士。

    这三点紧密相关，几乎是不可分割的。具体来讲就混杂在一起而不分开叙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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