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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的实业在1914年前后达到巅峰。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陷入混战，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企业家获得了喘息和崛起的机会。

以棉纱业为例，在1914年之前，中国每年需从国外进口棉布1900万匹、棉纱250万担，到一战结束时已分别锐减到1400万匹、130万担，仅英国的进口棉织品，就减少了48%。

据记录，在1916年，每生产16支纱一包可获利7.61元，到1917年盈利就猛升到36.93元，到1919年，竟达70.65元。张謇的大生纱厂是最重要的棉纱制造集团，在1918年，大生两家工厂的利润率都超过了100%，1919年的两厂盈利高达380多万两，创下最高纪录，拥有纱锭数达13.7万枚，为国内第一。

当时，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最抢手的股票。据时人回忆，“一股一百两银子，红利最高的时候分红可以达到一股20两，一些股金多的投资者，得到的利息银子甚至无法靠人力搬动，要用车子推。这就让那些开始时不愿意投资的人们后悔不及。”从1914年到1921年的八年间，大生两厂的利润累积超过1000万两。

中国人向来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理想，对企业家来说，天下太大，那就去治理眼皮底下的那片土地吧。

在这方面，张謇是一个最值得纪念的典范，从1903年开始，他就致力于家乡南通的城市建设，大生纱厂的很多利润都被他投入到了公共事业上。将近二十年下来，南通已成当时中国最出名的县城。

张謇创办全国规模最大的育婴堂

1920年，一位访问者描写他看到的南通：“在登岸以前，我们就已感受到她的现代气息了。大道旁柳树成行，满载面粉、棉花以及旅客的卡车、汽车在奔驰，高耸林立的烟囱在冒着烟，工厂的机器轰鸣声在回响——一个欢快劳动的日子又宣布开始了。

在江岸边建有现代化的码头和仓储设施，通过现代化的公路和运河，运输线四通八达。……登上狼山山顶，一幅动人的壮丽图画展开在我们眼前。在南面奔腾着雄伟的长江，它的水上运输繁忙。

在西面静卧着南通城，屋顶、烟囱、城门楼依稀可见。到处都显示着满足、快乐和繁华。我们看到每一寸土地都得到了耕种，并由田间小路分割成几何形状。……在居住区内有大量精心种植的树木，这也是这里的一个特征，在中国其它地区没有类似的情况。”

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主笔J.B.鲍威尔也是在这一年到访南通，他称之为“中国大地上的天堂”，他在报道中写道：“张謇以及他的兄长张詧、他的儿子简直可以用‘君临天下’一词来形容，除了童话故事中对待臣民就像对待子女一样的慈善君王外，可能无人可与之匹敌，而在南通州这却是事实。”1922年，中国科学社在南通举行年会，梁启超到会，称之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文学家鲁迅的朋友、日本人内山完造称南通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城市”。

张謇时代的南通

同年，北京、上海的报纸举办“成功人物民意测验”，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这一年正好是他70岁大寿。让人感慨的是，也正是在这一辉煌的时刻，张謇的企业突然冒出了危机的苗头，他很快陷入无法自拔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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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源于市场的突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国进入战后复兴，中国再成被争夺的市场，再加上连年农产品歉收，各种原材料大涨，脆弱的民族产业受到严重冲击。

其中，景象最惨的是前些年发展最快的棉纺业，从1922年10月到1924年6月，上海交易所的棉花平均价格上涨了73%，厂家不堪其重，爆发了纱厂危机，到1924年初，三分之一的上海纱厂停产歇业。

在这场危机中，最轰动的事件便是张謇的破产。

晚年的张謇把大量的精力投注于政治事务和南通模范城的建设，他到底有多少时间花在生产经营上不得而知。大生集团在1919年创下盈利380多万两的最高纪录，到1922年就因棉花涨价而出现了亏损，该年亏掉70万两，其后就江河日下。

到1924年，大生已欠下400万两的巨额债务，直奉战争爆发后，东北和华北市场已惨不可问，更糟糕的是齐燮元与卢永祥居然还在家门口开火，江浙市场一动摇，大生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到1925年，大生集团已经资不抵债，光是大生一厂的债务就已经高达906万两，张謇被迫把苦心经营将近30年的全部企业交给债权人接办，在陈光甫的安排下，中国、交通、金城、上海四家银行和永丰、永聚钱庄组成债权人团全面接管大生企业。

已年过72岁的张謇晚年居然遭遇如此劫难，他不由感叹：“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年代。”

张謇商业王国的陡然衰落，除了棉纱产业的危机外，还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

一是理想主义的沉重包袱。为了南通的公共事业，大生纱厂常年无偿输血，已超出企业正常的负担，到1924年前后，大生一厂仅为企业和公益事业的垫款有70多万两，对其他企业的借款超过112万两，以往来名义被其他企业占用的款项也接近这个数字，三项合计超过了全部营运资本的45%。企业办社会，最后拖累大生。

二是多元化经营失控。张謇晚年反省失误时承认“本小事大”“急进务广”，其中失误最大的投资是垦牧产业，垦牧业带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投资大，周期长，而且受海潮、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张謇先后创办了近20家垦牧企业，围海400万亩，累计投入资金2119万元，它们竟然全数失败，纱厂资金被迫去填了大黑洞。

三是企业管理混乱。大生虽是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之一，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张謇的光环太大，晚期更是近乎于“神”，集团内各实业公司都没有基层负责的规定，事无巨细，表面上都要向他请示，而他的大部分精力又在企业之外，对于经营实情并不完全了解，因此，管理弊端丛生，一旦发作，便无药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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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张謇从云端坠下，在最后的岁月里竟饱受煎熬。

自企业亏损之后，种种流言四起，每次开股东会他都不得不面对指责，好几次会议不欢而散，在一封写给股东的信中，张謇十分无奈地说，自己已七十多岁了，为人牛马三十年，也可以结束了，他欠大生的债务，可以从股息和退隐费中分年偿还。

他还给自己在狼山之畔选了一块墓地，自拟对联：“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墓上不铭不志，只简单地刻着“南通张先生之墓阙”，没有头衔，没有装饰。

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他还去视察江堤，为盐垦事业做最后的努力，因劳累过度，他发起高烧，1926年7月17日，一代“状元企业家”在无限的寂寥和落寞中黯然去世。

南通啬园：张謇先生的墓园

张謇下葬时颇为寂寥，并没有关于他的陪葬品的记录。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8月24日，张墓被红卫兵当作“四旧”砸毁，孙女张柔武目睹墓中葬物。他的陪葬品是：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还有一对金属的小盒子，分别装着一粒牙齿，一束胎发。

春与人俱老，花随梦已空。张謇的破产和去世，意味着士商时代的一去不返，此后中国商界再没有出现如他这样具有公共影响力的全才型人物。

胡适为他的传记作序言，称他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

毛泽东则说，“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

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

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化学工业不能忘了范旭东，

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

其实，张謇之不能忘记，又何止轻工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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