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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在武汉医生知道真相但他们被下令保持沉默-3：所有人都在捂盖子

中国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就在最需要它的时候却失灵了。

部分原因是混乱和行政管理上的无能。在最初几周，到社区发热门诊看病的人被送回家，或者转到上一级医院，这些病例极有可能根本没有产生   “报告卡”，从而未被登记到直报系统里。
  另一方面，到三甲医院住院，费用很高，很多病人可能不太想去。此外，许多一线医生没有使用直报系统，或者拿不准是否报告一种没弄明白原因的传染病。高层卫生官员传达了矛盾的新病例定义标准 — 刚开始的时候，只有跟华南海鲜市场有接触史的病例才符合上报标准，但是在出现了许多没接触过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后，这个上报要求才被停止执行。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在2020年1月的头几周，高层官员有意拖延报告病例。
卫生官员警告医生不许书面上报，只能口头上报，这马上阻挠了国家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的作用，因为直报系统只接受书面电子   “报告卡”，而报告卡只能由医生或者医院内指定的工作人员、如公共卫生科人员填写。正如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一位人员所说，

“没有书面报告，没法上报，嘴上说的也不算数啊。”

根据新华医院那位放射科医生，卫生官员还限制了检测病毒样本的数量。

病毒检测数量少，质量差；在那个阶段，中国既没有进行大规模检测的办法，也没有那样的意愿。
  这使得很多人被诊断为   “疑似病例”或送回家康复，而不是被收入医院治疗。如果他们死亡的话，他们不被计入确诊病例的统计。

（2020年）1月11日，卫生官员还决定，CT扫描的记录不许直接交给医务人员，而只能口头通知扫描结果。
  这样的决定是要向医务人员掩盖感染数量，而政府则向公众声称未发生感染。

在各个医院，医生反复被警告在上报新病例时要   “慎重”。

《财新》和另一家中国媒体《澎湃》获得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公共卫生科一位医生撰写的从12月29日到2月8日每天对疫情处置情况的时间线报告，这两家媒体都说它们证实了这份文件的真实性。这份文件显示出在上报传染病报告卡上所遭遇的拖延和推诿。
武汉市中心医院对最初的7例患者只做了电话上报，这位公共卫生科的医生急切希望填写网络直报报告卡。但是政治官员和上司要求他等待。

根据这份时间线报告，尽管医院在12月底已经有病例，但是这些病例直到1月8日才上报到直报系统中。

（2020年）1月11日，武汉市卫健委根据最早的病原核酸检测把感染病例下调至41例，再次声称   “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1月12日，武汉市中心医院那位公共卫生医生从上面接到更多指示：传染病报告卡报告需   “慎重”。1月13日，卫生官员又到医院开会，警告医生和公共卫生人员，病例信息要经市级和省级卫健委这样的政府机关同意才能上报。一层一层的批准进一步堵塞了直报系统。“1月16日”，这位公共卫生医生写道，“我向周边医院询问近期报卡情况，得知近期也未报卡。”
但是他补充道，病毒已经在武汉迅速传播，并且已经出现了无症状感染。其他一线医生估计，到1月21日，疑似感染的病例可能就有上万人了。
  “1月中旬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捂盖子”，

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一位医生告诉《财新》。

“从省里到市里到院里，省里不让市里报 ，市里不让院里报，院里不让科里报，就这么一层层捂下来了，导致黄金防控期一再错过。”

前述新华医院放射科医生看到了政府通报与现实不符合。

（2020年）1月18日，他所在的医院已经有86例。   “之后每天都超过100例。”
他说，他如果知道后来会酿成这么大的灾难，他宁愿牺牲公职也要把事情说出来。但是当时，   “【我】懦弱了，选择了沉默。”
他私下在微博上发出一个隐晦的消息，敦促武汉的老人们戴口罩，但他只有为数不多的粉丝，   “没有人听到。”

武汉的医生们尤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武汉市中心医院四名医生死于新冠肺炎，包括受到训诫的眼科医生李文亮。

(未完待续, To be con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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