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1-08 , 1669 , 104 , 208
[编按： 转载于 caoliu社区/ygyg163, 2021-01-01. 原标题为“《大秦赋》不敢公开的秘密：他为何能让中国2000年无法真正强大！”。]
【编者按】想了解大秦的治国思想吗？鲍鹏山老师告诉你这本千古禁书，揭示大秦是如何成为虎狼之国的？以及大秦赋下的人民过得是什么样的生活？历朝历代盖棺定论都是一句话：天下苦秦久矣！
鲍鹏山教授还是十多年前的百家讲坛听他讲水浒，与当时走红的易中天、王立群诸老师比，其实平平，当然比于丹的论语鸡汤要强。可能是央视很多顾忌，后来讲《商君书》明显力透纸背。
这是一本奇书，知名度非常低，但暗藏着中国2000多年的不传之秘。商君，就是商鞅，以前有部大戏《大秦帝国》，把商鞅描绘成一名改革家、法治主义者。净是胡扯，商鞅韩非的法治，不是依法治国，约束公权，而是治民之术，驭民之术。与现代法治，方向正好相反，这本书里我们能看到一个真实的商鞅之法。
周秦之变，是华夏历史第一次千年大变局，从人身管控相对宽松的封建制转型为皇权制，有学者甚至把秦政成为“国家奴隶制”。
它的特色：权力越来越集中，对社会财富的汲取能力、对社会成员的控制能力，国家机器越来越强大，而同时老百姓的福祉和自由越来越稀薄。
不光是六国恐惧秦政，秦国百姓自己也恐秦。根据最新出土的秦代竹简，当时频频发生大规模逃亡事件，不是六国百姓逃往秦国，而是秦国百姓逃亡六国。“天下苦秦久矣”，这个“天下”不仅是战败国的六国人民，也包括战胜国的秦国百姓。
这就是为什么不可一世的大秦二代而亡？一个楚国屌丝刘邦入关中，废除秦苛法，只“约法三章”，关中父老对汉王喜极而泣，爱戴终身。
《商君书》在古代是天下第一禁书，过去一直是宫廷教导太子的教材，只有历代君王和准君王才能读到。一本《商君书》，不足三万字，把君主治国手段的技术性细节，阐述得条分缕析，深入到洞见肺腑。
汉朝时，汉宣帝的太子（后来的汉元帝）喜欢儒家，性宽厚，尚仁义，施仁政，汉宣帝知道后大惊，说我汉家是王霸并用，外儒内法，儒家的仁义道德那只是点缀，骨子里行的是商韩之法。
宣帝哀叹“乱我家者，太子也！”。后人有诗为赞，“百代皆行秦政法，孔学名高实秕糠”！
有这样一本禁书，暴露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专制的不传之秘。这本书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商君书》。最初公开讲解这本书的人，就是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教授鲍鹏山。
《商君书》是有名的天下第一禁书，过去一直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只有历代君王和准君王才能读到。读了这本书，你就会明白，当年那个西北落后的蛮夷之国秦国，为什么能在短短的十余年间迅速崛起，最终摧枯拉朽般地统一六国？ 也会明白，历代君王为什么会把老百姓修理得服服帖帖，一个王朝稀松平常也是二三百年！
商鞅真的太有才了，一本薄薄的《商君书》书，不到三万个汉字，居然把封建君主治国手段的细枝末节，阐述得头头是道，深刻到无以复加。
《商君书》既讲道理又讲办法，真的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哪怕你目不识丁，只要听一遍，你就可以当皇帝了！更令人震惊的是，《商君书》阐述的依法治国，集法家的丑陋和阴损之大成。
《商君书》本身，就这么成了空前绝后的“严刑峻法”，读了让人不寒而栗！
《商君书》祸害最深的，还得说是治国之术，而其治国之术的核心：一是毁商，二是弱民。
《商君书》主张禁止粮食贸易，商人和农民都不得卖粮，甚至连为商业贸易和人口流动服务的旅馆业也予以铲除。
人民都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成为农民。
人民不能离开半步，无法获得知识更新（也不需要），只能成为君主的生产工具。
毁商之后，再就是弱民之道了。
《商君书》认为，“有道之国，在于弱民”。通过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
实行一教，统一思想，进行思想控制；
通过剥夺个人资产，让民众依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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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辱民、贫民、弱民，使人民贫穷、软弱，实现民弱国强。
如果还有强民依然没杀光，还有杀手锏——发动战争，通过对外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
这几点，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君主治国驭民心照不宣的诡秘暗器，是他们不惜以民生的代价来化解内忧外患矛盾，获得长治久安的看家本领！
读到这里，所有的中国式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
为什么中国历代君主都重农轻商？
为什么中国的土地一直是国家控制？
为什么中国长期皇帝一人威严可以压过全国的百姓？
为什么中国一直有法不依，人治大行其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
为什么中国民众没有话语权，文字狱在中国越演越烈？
为什么中国总会“恰到好处”地发动对内和对外的战争？
为什么中国的太平盛世，都和老百姓的生活改善无关？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为什么秦朝之后（除了汉唐和东晋），中国人彻底失去了张扬的个性？
为什么人类现代科技文化不可能率先在中国出现？
同样的问题可以继续罗列，但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君主专制！这就是严刑峻法！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悲哀，是历史选择了儒家而不是法家。真正的悲哀是，秦朝之后法家并没有消失，而是通过商鞅的《商君书》的传承在专制君主的脑袋里。
帝王们一直在用法家的“阴和损”，在幕后操纵着中国的兴与衰；中国的法家，就是变着法儿整治国人。
中国的儒家能在汉朝以后深入中国人的灵魂，也就不仅仅是皇帝和董仲舒的功劳了。在“严刑峻法”的修理之下，中国人也就只能从《三纲五常》的熏陶中，找到一点可怜的心灵安慰。
这一点，中国和欧洲的中世纪异曲同工。在可怕的瘟疫以及阿拉伯人和野蛮民族的入侵等天灾、人祸面前，欧洲人也只能从宗教中获得了心灵的救赎。
如果西方人没有宗教的慰藉，东方没有儒家的安慰，那欧洲人和中国人就只有集体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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