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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末代皇帝溥仪:我的前半生-上-66:第五章到东北去-2:不静的静园

九月三十日下午，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通译官吉田忠太郎来到静园，说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请我到司令部谈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告诉我不要带随从，单独前往。我怀着喜事临门的预感，到了海光寺日本兵营，香椎正立在他的住宅门外等着我。
  我进了他的客厅，在这里我看见了两个人恭恭敬敬地站着，一个是长袍马褂的罗振玉，另一个是穿西服的陌生人，从他鞠躬姿势上就可以看出是个日本人。香椎介绍说，他是关东军参谋板垣大住派来朝见我的，名叫上角利一。介绍了之后，香椎就出去了。
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罗振玉恭恭敬敬地给我请过安，拿出一个大信封给我。这是我的远支宗室，东北保安副总司令张作相的参谋长熙洽写来的。

  张作相是兼职的吉林省主席，因为到锦州奔父丧，不在吉林，熙洽便利用职权，乘机下令开城迎接日军，因此，他的日本士官学校时代的老师多门师团长的军队，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吉林。他在信里说，他期待了二十年的机会，今天终于来到了，请我匆失时机，立即到   “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还说可以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据有满洲，再图关内，只要我一回到沈阳，吉林即首先宣布复辟。
罗振玉等我看完了信，除了重复了一遍信中的意思，又大讲了一番他自己的奔走和关东军的   “仗义协助”。照他说，东北全境“光复”指日可待，三千万“子民”盼我回去，关东军愿意我去复位，特意派了上角来接我。总之是一切妥善，只等我拔起腿来，由日本军舰把我送到大连了。
  他说得兴高采烈，满脸红光，全身颤动，眼珠子几乎都要从眼眶子里跳出来了。他的兴奋是有来由的。他不仅有熙洽的欲望，而且有吕不韦的热衷。他现在既相信不久可以大过其蟒袍补褂三跪九叩之瘾，而且看到利润千万倍于“墨缘堂”的“奇货”。

他这几年来所花费的“苦功”，后来写在他的自传《集蓼编》里了：

予自辛亥避地海东，意中日唇齿，彼邦人士必有明辅车之相依，燎原之将及者，乃历八年之久，竟无所遇，于是浩然有归志。

遂以己未（1919年）返国，寓天津者又十年，目击军人私斗，连年不已，邪说横行，人纪
扫地，不忍见闻。事后避地辽东又三年。

衰年望治之心日迫，私意关内麻乱，无从下手，惟有东三省尚未糜烂，莫如吁恳皇上先拯救满蒙三千万民众，然后再以三省之力，戡定关内。

惟此事非得东三省有势力明大义者，不能相期有成。

乃以辛未（1931年）春赴吉林，与照君格民（洽）密商之。
熙君夙具匡复之志，一见相契合，勉以珍重待时。又以东三省与日本关系甚深，非得友邦谅解，不克有成。故居辽以后，颇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相往还，力陈欲谋东亚之和平，非中日协力从东三省下手不可；欲维持东三省，非请我皇上临御，不能洽民望。友邦当道闻之，颇动听。

关于罗振玉在一九二八年末搬到旅顺大连以后的活动，他曾来信大略向我说过，那时在郑孝胥和陈宝琛等人的宣传下，我对这个   “言过其实，举止乖戾”的人，并没抱太大的希望。正巧在几个月之前，他刚刚又给我留下了一个坏印象。

几个月以前，他忽然兴冲冲地从大连跑来，拿着日本浪人田野丰写的“劝进表”对我说，田野丰在日本军部方面手眼通天，最近与一个叫高山公通的军界宿耆共同活动，得到军部的委托，拟定了一个计划，要根据所谓“赤党举事”的情报，派谢米诺夫率白俄军在日军支援下乘机夺取“奉天”，同时将联络东北当地官吏“迎驾归满，宣诏收复满蒙，复辟大清”。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希望我拿出一些经费给他。我听了这个计划，很觉蹊跷，未敢置信。过了两天，日本驻北京的武官森赳忽然来找郑孝胥，要我千万不要相信田野丰的计划，郑孝胥连忙告诉了我，并且把罗振玉又攻击了一顿。
  这件事情才过去不久，现在罗振玉又来和我谈迎驾的问题，我自然不能不有所警惕。

我瞧瞧罗振玉，又瞧瞧生疏的上角利一，心中犹豫不定。显然，罗振玉这次的出现，与以往任何一次不同，一则谈话的地点是在日军司令部，同来的还有关东军板垣大住的代表；二则他手里拿着照治的亲笔信；再则，前一天我从大连报纸上看到了   “沈阳各界准备迎立前清皇帝”的新闻，天津报上不断登载的中国军队节节退让，英国在国际联盟袒护日本的消息。看来日军对东北的统治是可能实现的，这一切都是我所希望的。但是，我觉得这件事还是和陈宝琛、郑孝胥他们商量一下的好。
  我向罗振玉和上角说，等我回去考虑一下再答复他们。这时，不知躲在哪里的香推出场了，他向我表示，天津的治安情形不好，希望我能考虑关东军板垣大住的意见，动身到东北去。他这几句话，使我在坐进汽车之后，越想越觉得事情不像是假的。我的疑惑已经完全为高兴所代替了。不料回到了静园，马上就碰见了泼冷水的。
头一个表示反对的是陈宝琛，追随他的是胡嗣瑗、陈曾寿（婉容的师傅）。他们听了我的叙述，立即认为罗振玉又犯了鲁莽乖戾的老病，认为对于关东军的一个大住的代表，并不能贸然置信。他们说，东北的局势变化、国际列强的真正态度，以及   “民心”的趋向等等，目前还未见分晓，至少要等刘骧业探得真相之后，才能决定行止。
  听了这些泄气话，我颇不耐烦地直摇头： 

  “熙洽的信，决不会说谎。”

八十四岁的陈宝琛听了我的话，样子很难过，任了一阵之后，很沉痛地说：

  “天与人归，势属必然，光复故物，岂非小臣终身之愿？惟局势混沌不分，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

(未完待续, To be con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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