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末代皇帝溥仪:我的前半生-上-20:第三章北京的小朝廷-11:在北府里-2

到了次日，北府的门禁突然加严，只准进，不准出。后来稍放松一点，只许陈、朱两师傅和内务府大臣出进，外国人根本不许进来。这一下子，北府里的人又全慌了神，因为既然国民军不把洋人放在眼里，那就没有可保险的了。
  后来两个师傅分析了一下，认为历来还没有不怕洋人的当局，王正廷既向三国公使做出保证，料想他不会推翻。大家听了，觉得有理，我却仍不放心。话是不错，不过谁知道大门口的大兵是怎么想的呢？
  那年头有句话：  

 “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

黄郛和王正廷尽管如何保证，离我最近的手持凶器的还是门口的大兵。万一他们发作起来，就怕一切保证都不顶事。我越想越怕，后悔没有跟郑孝胥带来的日本人出去，同时心里也埋怨父亲只考虑自己，却不顾我的安危。
正在这时候，罗振玉从天津回来了。他是在冯军接管内城守卫的时候乘坐京津国际列车①到天津求援去的。他到了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司令部的金子参谋告诉他，鹿钟麟已进了宫，日本司令官叫他去找段祺瑞。
  这时段祺瑞也接到了北京竹本大住转来郑孝胥的求援电报。段祺瑞发出了一封反对冯玉祥   “逼宫”的通电。罗振玉看了那个电稿，明白了段祺瑞马上就要出山，觉得形势并不那么严重，不过他仍然要求日军司令部出面“保护”。
  日军司令部告诉他，北京的竹本大往会有办法。根据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指示，他返回北京找到竹本大住，竹本大住叫他告诉我，日本骑兵将在北府附近巡逻，如国民军对北府有什么异样举动，日本兵营会立即采取“断然措施”。陈宝琛也告诉我，日本兵营想把日本军用信鸽送进北府，以备报警之用（后来因为怕国民军知道，没敢收），于是我对日本人的“感情”又发展了一步。
  这样一来，罗振玉在我心里得到了与郑孝胥相等的地位，而王爷就被挤得更远了。

①内战中，火车常被军阀扣留，京津间交通很不正常，因这趟车是根据东交民巷的意思组成的，所以交战双方都不敢动它。——作者

我看到了段祺瑞指摘冯玉祥   “逼宫”的通电，又听到了奉军将要和冯军火并的消息，这两件事给我带来了新的希望。与此同时，陈宝琛给我拿来了日本兵营转来的段祺瑞的密电，上面说：“皇室事余全力维持，并保全财产。”
接着门禁有了进一步的松动，允许更多的王公大臣以至宗室人等进来，甚至连没有   “顶戴”“功名”的胡适也没受到阻拦，只有庄士敦还是不让进来。
不久，北府所最关心的张、冯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传来了冯玉祥在天津被奉军扣押的消息。后来虽然证明是谣传，但是接踵而至的消息更鼓舞了北府里的人：国民军所支持的黄部摄政内阁，在北京宴请东交民巷的公使，遭到了拒绝。北府里乐观地估计，这个和我过不去的摄政内阁的寿命快完了，代替他的自然是东交民巷（至少是日本人）所属意的段祺瑞。
  果然，第二天的消息证实了罗振玉的情报，冯玉祥不得不同意张作霖的决定，让段祺瑞出山。过了不多天，张、段都到北京来了。

那几天的情形，郑孝胥的日记里是这样记载的：

乙巳廿六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小雪。作字。日本兵营中平电话云：
段祺瑞九点自天津开车，十二点半可到京。偕大七（郑的长子郑垂）往迎
段祺瑞于车站。……三点车始到，投刺而已。……

丙午分七日（二十二日）。……曹纟襄衡（段的幕僚）电话云：段欲
公为阁员，今日请过其居商之。答之曰：不能就，请代辞，若晤面恐致龃
龉。至北府入对。泽公，亻斤贝子、耆寿民（龄）询余：就段否？余曰：
拟就其顾问，犹虑损名，苟不能复辟，何以自解于天下？亻斤贝子曰：若
有利于皇室，虽为总统何害？……

丁未廿八日（二十三日）。……北府电话召。入对。上（溥仪）赐膳，
裁两器、两盘、数小碟而已。段派荫昌来，守卫兵得其长官令：不禁止洋
员（指庄士敦）入见。涛贝勒云：顷已见段，求撤卫兵，但留警察。使垂
访池部（日公使馆书记官）。上云：今日已派柯助志、罗振玉商购裱褙胡
同盛昱之屋，将为行在。……

戊申二十九日（二十五日）。……至吉兆胡同段宅晤段芝泉（棋瑞），
谈久之。至北府，入对。……

己百三十日（二十六日）……召见，草赐张作霖诏，罗振玉书之。诏
云：   “奉军入京，人心大定，威望所及，群邪敛迹。昨闻庄士敦述及厚意，
备悉一切。予数年以来，固守官中，囤子闻见，乘此时会，拟为出洋之行，
惟筹备尚须时日，日内欲择暂驻之所，即行移出醇邸。俟料理粗定，先往
盛京，恭谒陵寝。事竣之日，再谋游学海外，以补不足。所有详情，已属
庄士敦面述。”
……北府冯军撤回。冯玉祥求免职，段批假一月。闻冯已赴西山。……

段、张合作的消息一传出，北府的气氛就变了。王公们首先给张作霖秘密地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庇护。张、段入京后，王公们派了代表和郑孝胥一齐表示欢迎，然后又分头进行活动。
  由郑孝胥去找段祺瑞，北府的管家张文治去找他的盟见张作霖。让北府最高兴的，是张作霖托张文治特别邀请庄士敦去一趟。结果庄士敦去了两趟。张作霖找庄士敦的目的，是想通过庄士敦探一探东交民巷对他的态度，而北府里则希望通过庄士敦探一探张作霖对我的态度。我让庄土敦带去了我的一张签名照片，一个大钻石戒指。张作霖留下照片，退了戒指，表示了同情。与此同时，段祺瑞向郑孝胥表示了，可以考虑恢复优待条件。既有了东交民巷的   “同情”，又有了这两位当权人物的支持，虽然冯玉祥的国民军还在北京城里，而北府的人们已经敢于“反攻”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即大门上的国民军撤走、冯玉祥通电辞职的第二天，北府里用内务府的名义发出了致国民内务部的一封公函：
……查法理原则关于刑律之规定，凡以强暴胁迫人者，应负加害之责任，其民法原理凡出于强暴胁迫，欺罔恐吓之行为，法律上不能发生效力。
兹特专函声明：所有摄阁任意修正之五条件，清室依照法理不能认为有效。
……

与此同时还发出了向外国公使们呼吁支援的公函。对摄阁成立时组成的   “清室善后委员会”，虽清室代表已参加开了几次会，现在也否认了。

这天，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记者来访问我，我向他发表了谈话，与出宫那天所说的完全相反：
此次国民军之行动，以假冒国民之巡警团体，武力强迫余之签字，余决不如外间所传之欣然快诺。……①

①这是记者报道的文字，登在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顺天时报》上，基本和我当时的思想一致。——作者

《顺天时报》是日本公使馆支配下的日商报纸。说到当时日本人对我的   “热心”，决不能忽略了这份报纸。它不像竹本大住那样的一切在暗中进行，而是依仗特权公然地大嚷大叫，极尽耸动听闻之能事。
  从我进了北府的第二天起，《顺天时报》连续发出了对“皇室”无限“同情”，

对摄政内阁和国民军无限“激愤”的消息和评论。

里面大量地使用了“逼宫”、“蒙难”之类的字眼，

以及“泰山压卵”、“欺凌寡妇孤儿”、“绑票”等等的比喻，大力渲染和编造了“旗人纷纷自”，

“蒙藏发生怀疑”等等的故事，甚至还编造了“某太妃流血殉清朝”，

“淑妃断指血书，愿以身守宫门”和“淑妃散发攀轮，阻止登车”的惊人奇闻。

其他外文报纸虽也登过类似的文字，但比起《顺天时报》来，则大为逊色。

(未完待续, To be con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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