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轉載于  豆瓣網/读库，  2018-02-28。 上海是张爱玲的，北京是她林海音的。  ]



1931年6月24日，农历五月初九，台湾人林焕文在北平东单三条的日华同仁医院逝世，享年四十四岁。
几天后，林焕文火化。他的妻子黄爱珍眼目低垂，看着六个孩子。六岁的长子燕生捧着骨灰盒居中，长女含英神情严肃，一脸哀伤，而两岁的燕璋似乎不明所以，还在挖着鼻子。
林含英当时十三岁，在漫长的三十年后，也就是1960年，她出版了一部小说集追忆这场提前结束的童年。
这本书就是《城南旧事》，署名林海音。

1918年，林含英出生在日本大阪。父亲林焕文出身于台湾苗栗县头份镇的望族，祖上是从广东蕉岭迁台的客家人。虽然台湾已经被日本占据，推行日语教育，但林焕文少时在父亲影响下，研读汉籍，写得一手好书法。
林焕文师范毕业后，从教两年，座下弟子有吴浊流。吴浊流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写有《亚细亚的孤儿》。不久，焕文携怀有身孕的妻子爱珍到大阪做生意，并无所成，只好将母女安顿在故乡头份，孤身一人前往北京谋生。

小英子到北京时，才是几岁的小姑娘。
五岁时，含英随父母从台湾搬到北京，她身着黄底红格子小和服，说着稚嫩的日本话和客家话。在家里，祖籍福建的母亲操闽南语。不过，含英入学后，很快就学会了北京话。离京四十多年后，她第一次回乡探亲，出租车司机对她一口京片子十分惊讶。

那时，在北京的台湾人不多，他们的身份也十分尴尬。在日本人眼里，他们是不服管教的皇民；在大陆人眼里，他们是可疑的叛离分子。他们也不敢以台湾人互称，而用   “番薯人”代替，因为台湾地图酷似一个番薯，又盛产番薯。
英子的父亲在北京邮政总局工作，薪资优渥，冬天涮寿喜烧锅子，夏天做冰淇淋，从日本带来的手摇留声机，经常让家里飘出歌声和笑声。焕文夫妇爱孩子，十年里生了七个；也爱搬家，从谦安客栈、虎坊桥再到梁家园，九年里在城南换了六个地方。
  但不管搬到哪里，院子里、廊檐下总是种满了夹竹桃、石榴树、海棠，墙上也爬满了牵牛花，甚至台湾乡亲都打趣说：   “老林，你那么爱花，难怪生了一堆女儿。”
小英子一家子人多，住大宅子，便请了佣人宋妈。这是她在《城南旧事》里的名字，本来姓冯。宋妈来自顺义，当时还是个苦地方。现在，顺义房价那么高，宋妈估计可以不用出来帮佣，可以把院子出租。

但在当时，宋妈为了   “一个月四块钱，两副银首饰、四季衣裳、一床铺盖”，必须把自家孩子留给乡下丈夫带，来给林家做奶妈，一待四年。在小英子眼中，宋妈会讲乡村故事，做针线活，给她们唱“鸡蛋鸡蛋壳壳儿，里面坐个哥哥儿”这样的儿歌。
有一次，宋妈的丈夫黄板牙骑着小毛驴来要钱，带来她日思夜想的儿子小栓子溺死的消息，而她那没有名字的   “丫头”，生下来当天就被卖给陌生人。宋妈吃着驴打滚儿小饼，四处找寻没名没姓的骨肉，最终一无所获。在这之后，她不再讲小栓子放牛的故事，儿歌也不唱，只是把思念织进厚厚的鞋底里。

考上小学那天，英子与屘叔（即幺叔）、妹妹在中山公园合影。
1925年夏天，一个大雨倾盆的早上，七岁的英子紧紧拉着屘叔的手，投考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小。
冬天早上，妈妈会让宋妈买菜，但她还说不好北京话，   “买一斤猪肉，不要太肥”，结果说成“买一斤租漏，不要太回”。小英子吃一套烧饼油条，出了胡同口上学去，走过整条西琉璃厂，两边的老书铺、新书店、南纸店一路直通师大附小。
黄昏放学后，英子可能在井窝子旁边撞见妞儿，和她玩一阵子，又看见惠安馆门口的秀贞，向她咬嘴唇笑。她后来搬家到新帘子胡同，经过雄伟的城门楼子，最爱看楼上的燕子飞来飞去。
这样无忧无虑的日子，随着父亲的去世而提早结束。在《城南旧事》最后一篇中，小英子拿着毕业证书，一卷红丝带系着的白纸筒，匆匆忙忙地赶回家去。进了家门，妹妹还在抢弟弟的玩具，弟弟正往玻璃瓶里灌沙子。英子放好毕业证书，再出来，看到院子里垂落的夹竹桃，在心里默念道：
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未完待续, To be contd)
 

本页U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