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国家必死于脆断：埃及和突尼斯-2

埃及的循环往复

我们往往认为，埃及革命是一种传染的结果，也就是革命从突尼斯传染进入利比亚，再传入埃及——埃及革命不是原生性的。
但实际上，埃及革命也是一种内生的行动，人们对于社会的不满早就隐藏其中，而爆发的导火索，也是维稳的警察们。
在埃及，最著名的受害者是青年Khaled Mohamed Saeed。2010年6月6日，Saeed在一个网吧上网时，突然间遭到了埃及安全警察的突袭。安全警察将他带出网吧时，Saeed拼命反抗，遭到了警察的毒打。

  警察把他的双手拧在背后，把他的头往石头上、铁门上、台阶上死撞，将他的头撞烂。有两个医生路过赶快施救，却毫无希望。就在医生试图救人的时候，警察还在继续击打着Saeed已经死亡的躯体。
  到底为什么要抓捕Saeed，是一桩迷案。根据警察的声称，之所以抓他，是因为他涉嫌偷窃和携带武器（不是嫖娼），但这个指控是有疑问的。
令人发指的是，在他死后，警察往他的嘴里塞了一嘴毒品，试图伪造他因为服食毒品身亡的假象。
结果，这个青年不仅死去，还背上了携带武器、偷窃、吸毒等一系列罪名。由于人已经死了，连伸冤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案子令人震惊，就在于埃及的维稳力量已经有了操控一切的能力。他们可以无故抓人，可以随便把人打死。他们随身携带毒品，随时用来栽赃。他们是法律之外的上帝。

埃及的安全警察之所以如此嚣张，就在于他们是穆巴拉克总统离不开的打手，已经和独裁政权牢牢绑在了一起。
埃及的政治和社会要比突尼斯复杂得多，穆巴拉克总统的前任萨达特就死于极端分子的暗杀，而穆巴拉克上台之后，也是大肆动用强力手腕，既镇压极端势力，也镇压反对派。这些措施都要求有一个超乎法律之外的维稳组织。
但是，埃及的财政状况比突尼斯还要糟糕。为了赎买底层人民的不反抗，政府拿出大量的钱财来补贴穷人，供给他们廉价的食品和用品。同时，穆巴拉克总统的家族和盟友、军队的头目们又分走了很大的一块饼，剩下的饼还要用在和以色列的斗争上。

与前任总统相比，穆巴拉克实际上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减少财政开支，比如，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节省了一大笔军费。
但是这笔节省出来的钱转瞬间又用在了内部维稳上，安全警察队伍的不断膨胀，使得总统还是养不起。到最后，穆巴拉克也采取了与突尼斯同样的措施：允许警察们自己找食吃。
结果，警察们立刻利用手中的权力，将组织黑社会化。他们随意抓人，随意制定规矩收取保护费。这种权力的扩张让人不寒而栗。
到了Saeed死亡之时，人们已经预感到，如果这种态势继续发展下去，那么任何人都不会再有安全感。于是，Saeed的死亡就成了一个反抗的契机，这个青年死亡的照片传得到处都是，一个名叫   “我们都是Saeed”的运动随之兴起。
这时的埃及已经处在脆断的前夜。但是，由于   “超级稳定”的特性，很多人根本看不到任何的革命前兆。

恰好此时，突尼斯小贩Bouazizi的死亡引起了埃及人的共鸣，于是，脆断终于发生，革命开始了。
革命最初，人们是希望发动针对于维稳机构的大游行，目标不是指向穆巴拉克总统，而是指向了警察，要将这个维稳机构砸烂。但是悲惨的总统却发现，自己的政权已经无法和警察相分离了。他无法充当中立的角色，因为他就是警察们的大老板， 警察的一切所作所为，要么来自于他的授意，要么来自于他的默许。
而人们也迟早会意识到，要想反对警察，必须把目标转移到对政权和总统的反对上。就这样，穆巴拉克总统稀里糊涂地因为几个屁民的死亡而下台了。

更令人感到悲伤的是，埃及和突尼斯不同，这个国家缺乏成熟的反对势力，工商阶层也不够发达，商人们和政府捆绑过紧，当革命推翻了现政府之后，埃及立刻陷入了无法组织起有效行政机构的困境。
当人们对混乱厌烦了之后，又将另一个与穆巴拉克类似的人推上了台，西西总统按照穆巴拉克模式重新建立了一套以维稳为目的的政权。
从这个角度说， 埃及的革命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只不过又开始了另一个循环，这个循环仍然以维稳为目标，但必将以脆断为结局。

(未完待续, To be con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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