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史上的国家统一问题-4..

第二个问题我要讲的是民族发育和国家统一。
民族发育，我想应该包含汉族在内。中国要是只有华夏族—汉族，不可能形成这样一个统一的大国。还需要很多其他民族。但是要是很多民族在一起，文化水平不一样，生活习俗不一样，历史传统背景不一样，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大国，必然要付出代价，付出一些民族之间的代价，这个在历史上来说是不得不如此的。出现一些民族之间的冲突是事实，其中也有很多非冲突的、和平的状态，可能时间更久一些。我认为我们考察各民族状况的时候，有一个出发点，就是要承认各民族都有自己发育的过程，不应该只是从我是汉族，你是少数民族，只是从你和我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
  汉族也有自己发育的过程，也同周边民族形成过冲突。汉族要是不经过五胡十六国的局面搞出一个民族大融合来，汉族还是原来的汉族，那就没有隋唐的局面。因为隋唐时期的发展，包含着大量非汉族的血统，非汉族的文化，非汉族的各个方面的因素在里头。
  所以有人甚至于提出这样的问题：隋唐国家究竟是汉族的国家，还是汉族和鲜卑族合建的国家？中国并不重视对血统的考虑，这是中国文化的长处，不像英国人一样，计算你是二分之一的血统，四分之一的血统，盎格鲁一撒克森的血统，中国没有这个说法，没有这个想法。要承认各族有它自身发育的过程，汉族也有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中间吸收了很多少数民族的东西。
  少数民族从一个落后的状态上升到另外一种状态的时候，完全自主、自觉是不可能的，总会带来一些冲突，带来一些灾难。把这个灾难的问题放在民族发育总趋势的过程中间、不可避免的过程中间去考虑，就比较能够理性地看待。

五胡十六国就是一个最大的典型。五胡主要是循着和平的方式进入中国内地的，大体上分布在山西、陕西、河北北部、内蒙、辽西辽东。他们由于受到农业文化的影响，有向农业过渡这样一种要求，总是要接近比较方便的农业区，接近农业文化，因此向边塞靠近是一个自然趋势。
  他们后头有一些比他们更落后的族，也在兴起，这些族把他们向中国内地这个方向推，一波又一波的推动。而中国偏偏又有一些政权，由于边疆的空虚，由于边疆常常受到某些族的侵袭，因此想找一些和自己关系好一点的族来守边，主动把他们招引到边塞地区。种种客观的以及主观的原因，造成这个形势。五胡十六国局面开始的时候，五胡都处在更接近内地的地方，一个一个进人到中原。五胡十六国造成破坏，颠覆了西晋。到后来一个代替一个的十六国就不是汉族政权，而是胡族政权，一个胡代替另一个胡，只有极少数例外。
  我们看这个过程是痛苦的过程，是悲惨的，汉族与胡族所受的痛苦都是很大的。但是看问题毕竟还要从历史的结局来看，这些造成五胡十六国局面的族，失败以后几乎没有多少人离开中国，都留在中国；而且几乎没有多少人回到他们原来所在的中国边疆地区，大部分都沉淀在内地。
  后来他们子孙改成了汉姓，文化也是汉族文化，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了汉人，汉族因此而强大，而壮大。所以，民族冲突在苦难的时候，我们是很不好接受的，当收获的时候，我们就该想想，荒芜土地的开发好多都是沉淀下来的少数民族做的，汉族经过那么大创伤以后还是那么大的一个族，也是吸收了好多少数民族人口在里面。

我在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想到了恩格斯的一句话：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
就是说，历史的灾难有历史的进步来补偿。应用到中国民族之间所造成的灾难的时候，这句话非常有启发。因为这句话不是让我们站在历史灾难中间来观察，而是要站在灾难过去以后，来看看它的后果如何，这个后果往往是历史的进步，来对这个灾难做出补偿，这个补偿超过灾难对民族的作用。
  有了十六国的大灾难之后，才有了隋唐，没有十六国、北朝这样一段历史的话，隋唐的局面确实形成不了。因为隋唐文化十分兴盛，朝代是很开放的，民族是很开放的。从姓氏来判断，那时少数民族的数量相当大，而且是居于高层领导地位的，文官不少，武将更多，不光是过去的鲜卑，还有后来的突厥、契丹等等。
  《唐书》人物传中，重要的文武官吏，看姓氏就可以看出来其民族所属。不光是中国，外国文化也不排斥，所谓胡化，有的是新疆文化，有的是新疆以外的文化，还有的是从印度来的文化。这样一个开放的政权，给中国历史带来新血液、新气象。
  这样的一个政权对中国民族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却是在灾难之后出现的一个政权。
看待这个问题往往要从历史的某一个段落终结，回过头来看一看，这样我们会比较理智一些，不完全处在一种情感之中。这里顺便提到一句，我们爱国主义的提倡当然有重要的作用，爱国主义涉及到民族的时候，应当理智地考虑，有一些事可能在这个方面造成一些不很理智的状态，扬此抑彼，对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感情等等。总而言之，要理性一点。

民族融合本身也是一个困难的事，也有很多反复。局部的短期的汉人胡化，是常有的现象，但是总体的、全局的少数民族汉化，是更大的一个潮流。我这里提到了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三次大的民族入侵，所以说是   “入侵”，因为在当初向中原打进来的时候是一种入侵，有抵抗，正义、非正义还是存在的，不是抹杀这些东西。
  三次入侵造成的后果，有几个民族对中国民族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一个是拓跋鲜卑，没有拓跋鲜卑的作用，就没有隋唐这样一个帝国。一个是蒙古族，蒙古族结束了一次严重的民族对立、国家分裂的局面，蒙古族也给中国带来了一些国外的，当时所谓色目人的文明。在蒙古族走向文明的过程中间，最先依靠的不是汉人，而是色目人。
  把色目人带到中国来之后，又给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带来一些新的东西。特别是中国的西藏这样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在蒙古人的手里解决了。西藏，追溯历史，关系很深远，从文成公主起。
  但是那个时候，西藏并没有入版图，还是一个对等的状态，随时可以脱离。唐后期，吐蕃可以一直打到甘肃，打到陕西，把长安也闹得一塌糊涂。真正把西藏作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管起来，作为中央直辖区管起来，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开始。
  第三个特别有贡献的是满族，是满族解决了中国近代版图的一些困难问题，天山南北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台湾正式进入行政区就是在这个时候。

以上是从国土开发、民族发育两个方面看待中国古代统一问题。这两个方面不断发展所诱发的矛盾，使中国的统一有张有弛，有缩有盈，有退有进。但总的来说， 是朝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统一发展。
  总括起来看，第一，西周东周时期，在统一问题上，最早形成了统一观念，奠定了中国统一第一步的地域基础。

第二，秦汉时期创造了统治大国的制度基础和治国经验，逐步形成了统一规模、统一传统。在技术手段那么低下的状况之下统治这样一个大国，是对世界文明的一个伟大的贡献。
  统治这个大国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必须要一个专制主义统治，专制主义到最后形成了专制皇权。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无上皇权，在统治当时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可是一旦形成了这样一个制度，一代一代相传，对中国人民来说又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要为此付出很大代价。
  我们知道欧洲历史上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反对路易十四的   “朕即国家”，欧洲的“朕即国家”比起中国“朕即国家”的现实来说，晚了2000年，2000年以前中国就是“朕即国家”了。由此可知“朕即国家”的观念及其形成的制度、形成的传统，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包袱很沉重。资本主义萌芽萌不出来，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这样一种传统在里面，对于中国来说也是需要后代来把它纠正。
  

第三，隋唐收获了十六国以来丰硕的民族融合成果，再次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蓬勃生机。

第四，元明清时期进一步营造了统一国家的局面，确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民族分布的格局，使得中国得以以统一大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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