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把四岁的米卡脱出手去以后，很快就续了弦。这一段婚姻生活过了八年。

他这第二位太太索菲亚·伊凡诺芙娜也很年轻，是从别省里娶来的，他为了一桩包工的小事情，和一个犹太人结伴到那边去了一趟。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虽然荒淫，酗酒，闹事，却从不耽误各项投资，事情总是办得挺顺利，虽然差不多永远带点儿卑鄙。

索菲亚·伊凡诺芙娜是“孤女”出身，从小就失去了双亲，是一个愚蠢的教堂执事的女儿，生长在恩人养母，同时也是折磨者，有名望的老将军夫人，伏洛霍夫将军的寡妻的富有的家庭中。

详情我不知道，只听说这温良娴淑，天真无邪的养女有一次曾在阁楼的钉子上系绳上吊，被人家救了下来，可见她是怎样地难于忍受这位老妇人的任性和没完没了的责备了，其实老妇人并不见得多么凶恶，只是因为闲着没事干，才成了一个使人受不了的女阎王。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前去求婚，人家打听清楚他的来历，就把他赶走了。于是他又照第一次结婚的办法，向孤女提议私奔。假使她当时对于他的行为知道得详细些，她一定无论如何也不肯嫁给他的。然而因为是隔了一省，再说一个十六岁的闺女又能明白多少事情？况且她呆在女恩人的家里，本来就不如投河死了的好。于是这可怜的女人就把女恩人换了男恩人。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这一次一个钱也没有弄到手，因为老将军夫人非常生气，不但没有给予任何东西，而且把他们俩臭骂了一顿；不过这次他本来也不指望捞到什么，这清白的女孩的非凡美貌就使他相当满意了，主要是她的天真无邪的态度使他这个以前只知罪恶地玩赏粗俗的女性美的好色之徒为之惊愕不置。“这双天真无邪的眼睛当时在我心灵上象剃刀似地划了一刀。”

——他以后说，无耻地、怪模怪样地嘻笑着。但是对于荒唐的人，连这也只是色情的冲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既没有得到一点好处， 就和他的夫人不讲客气了， 凭着她在他面前似乎是有“短处”，又几乎是他把她“从吊绳上救下来”的，此外又利用她那种少见的温顺和口拙的性格，居然连最寻常的夫妇礼貌也完全不顾。

一些坏女人就当着夫人的面，聚到家里来狂饮乱闹，胡作非为。我要当作一种特性报告的是，那个阴沉、愚蠢、固执、好讲理的仆人格里戈里，他和以前的太太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是死对头，这回却站在新女主人的一边维护她，用仆人不应有的方式，去为她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相骂，有一次他甚至竟搅散了狂饮乱闹的场面，把所有聚拢来胡闹的女人赶走了。

这个不幸的，从小吓怕了的年轻女人犯起了类似神经病的女人病，这种病在普通乡下女人身上常见，得这种病的人被称做害疯癫病的女人。得了这个病，会发作凶险的，歇斯底里性的痉挛，有时甚至失去神志。

然而她给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生下两个儿子，伊凡和阿历克赛，第一个生在结婚的第一年，第二个生在三年以后。她死时，小阿历克赛刚刚四岁，虽然很奇怪，但是我知道他以后一辈子都记得母亲，自然是恍如梦中一般。

她死后两个小孩的遭遇正和第一个孩子米卡一模一样：他们完全被父亲抛弃、遗忘了，也落在了格里戈里的手里，而且也是住到他的木屋里去。专制老妇人，那个将军夫人，他们的母亲的女恩人和养母，就在木屋里找到了他们。她那时还活在世上，八年来始终没能忘记她所受的侮辱。

在这八年中，她经常能得到关于“索菲亚”的生活的最精确的消息，听到她生了病，而且有许多丑事包围着她，老妇人曾经两三次对自己的女食客们高声说：“她这是活该，这是因为她忘恩负义，上帝才这样罚她。”

　　索菲亚·伊凡诺芙娜死后整整三个月的时候，将军夫人忽然亲自驾临我们小城，一直来到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住宅，只在小城里一共留了半点钟，却做了许多事情。当时正是暮色苍茫的时候。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醉醺醺地迎接她。她有八年没有见到他了。

据说，她一言不发，刚一见到他，就上去给他两下扎实、响亮的耳光，拉住他的头发使劲揪了三下，然后还是不吭一声，一直冲到木屋里去看两个小孩。一眼看到他们脸也不洗，穿着脏衣服，她立刻又给了格里戈里一记耳光，对他宣布，这两个小孩由她带走，随后就领他们出来，让他们还穿着原有的服装，外面用羊毛花毯裹住，坐上马车，回自己的城市去了。

格里戈里挨了这一下打，象一个驯服的奴隶似的， 没敢说一句粗话， 还送老妇人到车旁，朝她弯腰鞠躬，恭敬地说，她“照顾孤儿将得到上帝的酬报”。

“你真是一个饭桶！”

将军夫人临走对他吆喝了这么一句。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把这事情全盘考虑一遍以后，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所以对正式同意孩子们归将军夫人教养的问题，以后也从未加以反对。至于说到所受的几记耳光，他自己还走遍全城，到处去说呢。

　　恰巧将军夫人不久就死了，在遗嘱里指定给两个孩子每人一千卢布，“做他们的教育费。这笔款子必须用在他们身上，用钱多少以够用到他们成年时为度，因为对于这类孩子赠送这一点钱已是足足有余，假使有人愿意慷慨解囊，那就随他们便好了”，等等。

我自己没有读到遗嘱，但是听说其中的确有诸如此类的古怪内容，而且辞句十分别致。老夫人的主要的继承人是一个诚实的人，那个省里的首席贵族，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波列诺夫。

他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通了几次信，当时就猜到从他那里是挤不出他的孩子们的教育费来的，——虽然他从不干脆拒绝，遇到这类事情时永远只是想法拖延，有时甚至说得很动人。

于是波列诺夫亲自关心起这两个孤儿来，特别是爱上了最小的一个，阿历克赛，所以他把他收养在家里很长时间，几乎直至成人。这一点我要请读者最先加以注意，如果问这两个青年人所得的教育和学问应该终身感激谁，我要说，应该感激这个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最高贵而且讲究人道的人，这类人是很少见的。

他把将军夫人遗下的两千卢布款子保存起来不动，到他们成年的时候加上利息，每人竟有两千了。教育他们则完全花自己的钱，而且数目远远超过每人一千。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还是不去多讲，只想指出一些最重要的事情。关于大的伊凡我所要报告的只是他长大时，成了一个阴沉而有心计的孩子，并不很懦怯，却似乎从十岁起，就透彻了解他们到底是住在别人家里，他们的父亲是那类连提起来都嫌丢人的人，等等。

这个男孩从很早，几乎在婴孩时代（至少是这样传说），就显露了一种不寻常的，研究学问的才能。我不大知道底细，不知怎么，他几乎在十三岁上就离开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的家，进入莫斯科的一个中学，到一个有经验的，当时极有名气的教育家，叶菲姆·彼得罗维奇幼时的好友家中去住宿。

伊凡以后自己提到这一切时说，这都是由于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的“勇于行善”，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有天才的儿童应该跟天才的教育家学习。

但是当青年人中学毕业，进入大学的时候，叶菲姆·彼得罗维奇和这位有天才的教育家全都去世了。因为叶菲姆·彼得罗维奇临死没有吩咐清楚，那位专制的将军夫人所遗给孩子们的钱，虽然已经利上加利每人增到了两千，竟由于我们这里完全不可避免的各种手续拖延，使他们迟迟领不到手，所以青年人在大学的最初两年内不能不吃了点苦，他被迫半工半读。

值得注意的是他当时根本没有同他父亲通过一封信，——也许由于矜持，由于看不起他，但是也许因为经过冷静明智的考虑以后，明白从父亲那里是得不到一点点正当接济的。无论怎样，这位青年人总算一点也没慌张，到底找到了工作，起初是每小时两角钱的教课，以后向各报馆投十行左右的小文章，讲些街头发生的事件，署名“目击者”。

这些小文章听说总是写得十分有趣而隽永，很快地受到大家欢迎。单从这一点说，这位青年人在经验和知识方面就都远胜过了大多数永远受穷的、不幸的男女学生，那些人在都市里照例从早到晚踏破报馆和杂志社的门槛，永远重复着关于翻译法文或抄写稿件之类的老一套请求，此外就想不出任何较好的办法。

伊凡·费多罗维奇和报馆编辑部认识以后，就没有同他们断过关系，到了大学的最后几年，开始发表评论各种专门书籍的十分有才气的文章，因此在文学界居然也逐渐知名了。不过直到最近，他才偶然在广大读者中突如其来地引起了特别的注意，以致有许多人当时就马上留心到他，还记住了他。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件。当时伊凡·费多罗维奇从大学毕业后，正在准备用自己的两千卢布出国游学，这时他忽然在某大报上刊出了一篇奇怪的文章，甚至不是专家也都大为注意，更主要的是，文章谈的是他显然并不熟悉的问题，因为他研究的是自然科学，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当时各处都在纷纷议论的关于宗教法庭的问题。

他一面批评几种以前人家发表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一面表示了自己的见解。特别是语气和结论不同凡响。当时有许多教会中人简直把他当做了自己人。但突然间不但平民派，甚至无神论者也同样表示赞许，鼓掌称快。

终于有些聪明的人断定，全篇文章只不过是一个玩笑，一出粗卤的闹剧罢了。我特别提起这件事，因为这篇文章当时也曾传到了我们市镇附近的著名修道院，那里的人对于大家议论的关于宗教法庭的问题是十分注意的。这篇文章到了那里，

便引起了很大的惶惑。他们一看作者的名字，知道他就是我们城里的人，“就是那个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儿子。突然，就在这当儿，作者亲身到我们城里来了。

　　伊凡·费多罗维奇当时为什么到我们这里来？——我记得我在当时就曾带着一种近乎不安的心情这样思忖过。这次不幸的驾临，引起了许多严重的后果，后来长时间、甚至几乎永远成了我弄不明白的一个问题。就一般推断，这位十分有学问，态度非常骄傲而又谨慎的青年，竟会忽然走进这样不堪的家庭，去找这样的父亲，真是件怪事。

他的父亲一辈子也不理会他，不认识他，不想到他，而且即使儿子向他提出请求，也无论如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给他钱，却仍然一辈子提心吊胆，唯恐儿子们——伊凡和阿历克赛——会一旦突然跑来，向他要钱用。但是这个青年人竟搬进这样的父亲家里，和他一个月又一个月地同住在一起，而且生活得不用提多么安谧。

最后这一点不但使我特别惊奇，而且许多别的人也为之诧异。我上面提起过的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前妻方面的远亲，当时恰巧从他已经长期定居的巴黎回来，光临故土，耽搁在小城附近的一所庄园里。我记得他就是诧异得最厉害的一个人。

他和这青年人认识以后，对他十分注意，有时还不免以稍受刺痛的心情，和他唇枪舌剑，争论关于知识见闻方面的问题。“他是骄傲的，”

那时候他对我们这样谈论他，“永远能挣到钱的，现在他就已经有钱到国外去了。那么他在这里干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他到父亲家来，并不是为了金钱，因为无论如何父亲是不会给他钱的。他并不喜好酒色，然而老人却离不开他，两个人处得挺投机！”

这是实在情形。青年人甚至对于老人具有明显的影响；虽然老人十分任性，常常近乎存心取闹，但有时却几乎好象是还肯听他的话；甚至他的行为有时也开始显得规矩些了。……

　　以后才弄明白，伊凡·费多罗维奇来到这里，部分是由于长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的请求，是为他的事情来的。伊凡从出生以来，几乎也就是在这次到这个城里来的时候，才跟德米特里第一次认识和相见，但为了一件多半是跟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有重大关系的事情，还在他离开莫斯科到此地来以前，他们就已经开始书信往还了。

至于那究竟是什么事情，读者以后自然会详细知道。话虽如此，就是在我已经知道了这个特殊情节的时候，我也还是觉得伊凡·费多罗维奇象一个谜，对于他的降临此地实在无法解释。 

　　我还要补充一点：伊凡·费多罗维奇在父亲和长兄之间当时是以一个中间人和调解者的身分出现的，长兄当时已和父亲发生了很大的争执，甚至提出了正式的诉讼。

　　再重复一下：这个小家庭的成员当时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团聚，有几个人甚至还是生平初次见面。只有幼子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住在我们那里已有一年光景，比两个哥哥来得早些。对于这个阿历克赛，我很难在把他引上小说正文以前先来一次象现在这样序幕性的叙述。

但是也必须先介绍几句，至少是为了预先说明很奇怪的一点，那就是我在这部关于他的小说的第一幕里，就不得不把我未来的主人公穿上修士的长袍，介绍给读者。

是的，他住在我们的修道院里已经一年了，而且好象准备在这里关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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