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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渡过历史的垃圾时间-2

02 文化的罗刹海市

历史有垃圾时间，但个人没有。

个人该如何度过历史的垃圾时间？

胡文辉认为，历史之大是一回事，个人之微又是另一回事。在历史的垃圾时间里，个人在政治上固然束手无策，但在生活上，在文化上，是不妨继续放飞自我的。

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隐可以理解为躺平，是对历史的垃圾时间的一种拒绝、一种规避。胡文辉建议，一旦遭遇历史的垃圾时间，就把它当作文化的悠长假期好了。

“在大唐的垃圾时间里，有失意的皮日休，落第的陆龟蒙、罗隐，远走西蜀的韦庄，逃避后梁的韩偓，都各自拥有了他们的悠长假期，并焕发出异样的文化光彩”。

在胡文辉看来，当进入历史的垃圾时间时，又会分裂出另一个历史的平行宇宙，即政治上最阴暗的世界和文化上最华美的世界。

在明清的垃圾时间里，才子佳人纵情秦淮，孔尚任写下了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悲欢离合，著《桃花扇》，冒襄写下了他与董小宛的缠绵悱恻，著《影梅庵忆语》。还有吴伟业创作了《琵琶行》、《鸳湖曲》、《琴河感旧》。

“任凭一片风雨气，来作神舟袖手人”。

或许，胡文辉想要表达的感怀，并不是豁达与浪漫主义，而是无奈与买醉情绪。

历史的垃圾时间，未必是文化的悠长假期，更可能是文化的罗刹海市。

在历史的垃圾时间里，从来都没有星河璀璨，只有牛鬼蛇神。

在文化的罗刹海市中，戈培尔式喉舌、盛世美颜家、马屁精、应声虫，群魔乱舞，狂躁的无知者、搭便车者、沉默的大多数以及一群装作人畜无害样子的帮凶——汉娜·阿伦特斥之无思想、无人格、无责任的“平庸之恶”，层林尽染，共同演绎出一副“那马户不知道他是一头驴，那又鸟不知道他是一只鸡”的海市蜃楼。蒲松龄谓之“聊斋”。

大树底下，寸草不生；王权集中，万马齐喑。

从米塞斯到孔飞力、钱穆，我们发现，经济与政治的权力集中制造了历史的垃圾时间，而集权又是文化的天敌。

每当历史进入垃圾时间，最先倒下的永远是文化人、思想者。

每一轮文化浩劫就像历史的复读机：从尖锐的批评声消失，到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然后是赞美不够卖力也是一种罪，最后只留下一种声音：谎言。

而且，王权越集中，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就越疯狂，对异见者的打击就越极端。

满清入关后对汉族知识分子狐疑不决，大兴文字狱，案件大约160-170起，比其他朝代文字狱总数还要多。胡奇光在其《中国文祸史》中指出：

“（清朝文字狱）持续时间之长，文网之密，案件之多，打击面之广，罗织罪名之阴毒，手段之狠，都是超越前代的。”

顺治十八年的《明史》案是满清文字狱的第一大案。当时，浙江湖州富户庄廷鑨购买了明朝首辅朱国桢未完成的《明史》，然后招揽名士赠润删节，补写崇祯朝及南明史事，修成《明史辑略》。结果被归安知县吴之荣告发，酿成大祸。尽管此时庄廷鑨已死，仍被掘墓刨棺，枭首碎骨，尸体悬吊杭州城北关城墙上，示众三个月。名士编辑、刻印买卖等221人获罪，重辟70余人，凌迟18人。

为何王权执着于意识形态控制？

我们可以用赵鼎新的政权合法性理论来解释。

赵鼎新认为，政权合法性来自三个方面：

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程序的合法性 和 绩效的合法性，

分别对应的价值理性、形式理性和工具理性。

按照现代国家的标准，历代王权的程序合法性不足，君王不得不诉诸于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到达无以复加的地步。

古代东方的世俗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过度”成熟，压倒了自然宗教思想。统治阶层宣扬君权神授来维护其王权来源的合法性，却试图用世俗思想维护其王权万世永固。

所谓百花齐放的时代，不过是统治思想百家争斗、精英争当帝师的时代。

秦，法家得势，焚书坑儒。

汉，儒家崛起，罢黜百家。

孔子讲克己复礼，

孟子还说民贵君轻，

董仲舒就列三纲五常，

朱熹集大成，“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

明清帝师大儒登峰造极。

不过，世俗思想无法像宗教一样解决灵魂归宿问题，让民众绝对服从王权。

神为何授君权给嬴姓赵氏？

我家为何世代为奴？

“王侯将相有种乎”揭开了意识形态包裹的皇帝的新装，于是，两千年来革命不止，王朝更替。

古代欧洲诸国王权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来自神权，而非世俗思想。《圣经·罗马书》写道：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

三大宗教均有一套说服信徒归顺王权统治的意识形态，即信徒永生。

上帝说，人天生下来就是有罪的，耶稣降临、被钉上十字架，是为了洗脱世人的罪。信徒不谋今生求永生——

“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进上帝的国”，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

欧洲君主借助神解决了意识形态合法性问题，其王权世代延绵，上千年未见革命，意识形态拿捏得死死的。

为什么近代思想发迹于欧洲？

神权与王权合谋，但亦相互制衡，欧洲始终没有出现一股绝对的权力。而且，神权与王权，常常你争我斗，厮杀不止。这反而给民间留下一些空间。

14世纪中期席卷大半个欧洲的黑死病击溃了中世纪的统治。人开始觉醒，开始质疑神，接着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掌握《圣经》的解释权。韦伯认为，新教为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心里驱动力和道德能量，“资本主义愈加放手，这一状况亦愈加明显。”

当神权衰落，王权试图称霸。15世纪末开始，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和法国瓦卢瓦王室为了抢夺意大利众多城邦而大打出手，英格兰、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等众多欧洲王室卷入其中，史称意大利战争。这场战争打来打去打了60多年，结果不仅王权没有增强，还激活了民间力量。

诺斯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就讲到了这场战争。当时的国王、城邦要打仗，没有足够的财力和税收猎取的能力，只能向当地商人借钱，这直接催生了现代金融——政府债券。诺斯强调，那些欠钱不还的西班牙、猎税能力强的法国，成为了失败的国家，而民间商业力量的勃兴成为了国家的历史指针。

当地望族美第奇家族参与了意大利战争，美第奇帮助神圣罗马帝国对抗法国，以获取其在佛罗伦萨统治地位。在之后的200年里，这个银行家族成为了佛罗伦萨无冕之主。

美第奇家族大力资助了达·芬奇、拉菲尔、米开朗基罗等开创等文艺复兴，没有美第奇家族，文艺复兴肯定不是这个样子。文艺复兴主张人文主义，启蒙运动宣扬人权主义，从此欧洲走出蒙昧时代。

15世纪，朱明时期，东西方开始进入彭慕兰所说的大分流时代。

康乾时期，爱新觉罗王室大规模编纂《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四库全书》。同期，孟德斯鸠发表《论法的精神》，提出三权分立；卢梭发表《社会契约论》，提出人民主权；康德发表《纯粹理性批判》；狄德罗编撰百科全书。他们解决了国家现代化中的关键问题。

尽管在历史的垃圾时间中，也涌现过王守仁、李贽、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进步思想家，但无法与启蒙时代的星辰大海相提并论。

那是另一个时代了。

(未完待续, To be con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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