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天命48岁人生成败-2..

（接续）

（3）人生很难有第二个完整的48年，对心智成熟的人来说，这个年龄早已是硕果累累，成为社会中流砥柱；而对于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得到充分的社会发展机会的人来说，可能生活还无法过得从容。

从我的人生经验观察，在中国（可能国外也一样），一个人从步入社会开始，后来的命运分化无不跟社会发展进程、家庭背景、个人奋斗息息相关，按权重顺序来排位也是这么一个顺序。往大了说，一个人的命运很难摆脱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这是人的命运的最底层轨迹，用大佬的话说，就是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主要是历史的进程在影响。

　　个人的奋斗可以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但很难摆脱大时代背景下对人的价值约定。比如一个青年生活在六七十年代，如果他想创业、成为亿万富翁，那是绝无可能的。他更多的可能是通过自己奋斗进入一家国营企业，做到领导阶层。

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决定了人的命运的大体轨迹，个人奋斗的价值在于在这个大体轨迹上，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获得别人更主动的社会定位，按自己意愿获得自己能获得的社会资源。

　　为什么把家庭背景放在个人奋斗前面呢？因为一个人在走向社会前，至少有20年左右时间的人生是接被动安排的，你出生在哪里、上什么学校、生活条件、父母能给予的人生教育无一不是来自家庭背景，前20年你能形成的人格基本都是从家庭被动获取的，绝大部分人都由此决定了一生的命运，当然形式会各种各样，但根本的命运因子是来自家庭背景的。

　　个人奋斗能不能改变个人命运呢？当然能，尤其在社会大变革时代，屌丝逆袭的案例比比皆是，但与其说个人奋斗，不如说个人机遇。

当社会机遇和个人机遇碰撞到一块儿时，个人奋斗才有意义。

所以对个人而言，永远不能放弃个人奋斗，用俗话说就是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成功永远是一件概率事件，一个人的奋斗就是把这个概率不断放大，直到成功砸中脑门。

　　1981年至1984年是我的初中学习生涯，我就读的那所中学只设有初中部，没有高中部，学生总数大约有300多人，学生除了镇里的，还有镇辖村里的，人数大致占了三分之一，他们基本住在学校宿舍，每周回家一次带下一周的饮食用米和咸菜萝卜。我的班级有50多号人，开设了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和体育、美术、音乐课。

师资大致有几类，一类是师范院校毕业分配来的，那时候的师范生并不像现在一样是大专学历，而是初中毕业后直接上师范学校，文化水平大抵相当于高中生，但会有一些专门的师范教育。这一类的老师算是我们学校素质最高的一群了。

第二类是年纪大的老师退休后，由子女顶替来的，这类老师素质参差不齐，有的是高中毕业顶替来的，有的是初中毕业顶替来的。

第三类是由县里教育局统一招的民办教师，通常都是没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以上是主要的三类师资来源，剩下的都是孤例不成群体，比如英语老师是文革前的共大毕业生，数学老师是上海知青。

　　在大的时代背景下，这群学生和老师的命运在后来都发生了各自的演变，成绩好的学生通过中考、高考获得了学历文凭，进入了社会主流轨道，按主流价值观安排着自己的人生。

在80年代，考上大学是一件概率很小的事情，大致是5%的比例。

因此，对于那些学习成绩不错的孩子，家长通常会安排子女优先在中考中报考师范学校。毫无例外的，我的班级中成绩最好的三个学生都报考并考上了师范学校。

这三个学生的命运后来也发生了极大的分化，三人都是农家子弟，毕业后都分配到了乡镇一级中学做老师，一个后来调到县城一所小学一直教学，一个后来调到乡镇政府分管教育，但不幸得了肝病，不到30岁就去世了。

一个在师范学校时交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的父亲是当地县委的副书记。因为这层关系，这位同学就转而从政，顺风顺水，现在已经是某县的县委书记了。

　　我的成绩在班里大概在7、8位，不足以考上师范学校，但能保证考上县里最好的中学，和我一起考上县一中的还有5、6个人，另外考上其他次一些的同学也有5、6个人，班里剩下的学生在中考后就结束了他们的学生生涯，他们的人生从此淡漠于他们父辈的巨大阴影里，沿着父辈的人生轨迹营生。

　　我的那些初中老师们的命运也在不断演变，当时他们的年龄大多也不过20多岁，最多不过30出头，真是人生变数最大的时期。

我的班主任老师是个个头矮小，但生性活跃的年轻人，他总能调动班级的气氛，把班委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他后来也转而从政，先后做过镇长和县粮食局长，退下来后，又追随一个发达了的学生，在学生公司里谋了个职位，学生给他开了20万年薪，并配了小车和专职司机给他。

这位学生就是和我同时考上县一中的那几个同学之一，他的故事我后续还会提到。那位上海知青老师后来回了上海，这位长着络腮胡须的上海知青身材魁梧、皮肤白净，年龄虽然才30出头，头顶已经谢顶了。我不太了解他过去的故事，只是知道他在学校是一个另类的存在。

他不苟言笑，不亏欠自己，经常上镇里集市买鸡鸭炖了吃。每个学期，她的上海女朋友会来看望她。他大概在我上高三那年回了上海，后续情况不得而知。

我的语文老师是一位外地分配来的师范生，那时年龄在20出头，他口才便当，谈吐有风度，有着儒雅小生的气质，是我学生时代印象最好的一位老师。当时，我的语文成绩很好，作文常常被他作为范文在班级朗读，因此，他对我一直比较关注，由于他管教比较严厉，我还跟他闹过一些小别扭。

我高中毕业的那年，他工作调动，回他原籍的一所中学当老师，至此再无交集，我后来听说他得了风湿关节，行动不便，算算也有50多岁了，不免感慨万千。

　　进入县高中以后，高一期间住校，跟来自各个乡镇的同学住在一栋五层高的学生宿舍里。我高一时的年龄在15岁末16岁初，心智渐打开，加上心无旁骛，一心学习，成绩很快冒出来了，期末考试考了全班第一。

在这一年，我还跟班上一个男同学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们形影不离，吃饭学习都在一起，生活充满了嫩芽般欣欣向荣的气息。这段时光可能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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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时候是一个比较沉默，不大活泼可爱也不机灵的小孩，对于那些小孩子玩的游戏也不大参与。我很小就表现出对于事物表象不大感兴趣，却总是试图看透表象背后的本质，我学生时代的数学成绩一直比较好，而实验操作的化学课相对较差，可能也跟这有关系。

直到现在，我也属于较擅长抽象思维，不大擅长实务操作的一类人，这类人通常更适合做一些抽象的分析、研究工作。一个不大活泼可爱的小孩通常是不大被大人喜欢的，加上在家里小孩中排行老二（上有一姐，下有一弟），被忽略的时候比较多，父母对我从来没报什么大的希望，相反，他们时不时会表现出像我这样呆头呆脑的小孩长大以后怎么在社会生存的担忧和同情。

即便在我上高中后，成绩已经在班里排名第一也丝毫没有唤起我父母对我的期望，他们总是抱着同情心想为我解决后顾之忧。高一学期结束时，我母亲有一天来学校找我，说县里供销社在招工，希望我去报名，好有一份工作。

我当时很生气，坚决拒绝了，我觉得她不应该把我的人生定位在这么低的层面。这事对我情绪影响很大，加上我跟那位要好的同学因为一些琐事关系闹掰了，我开始有点封闭自己，性格变得孤僻起来。

　　高一结束后，由于我弟也考上了县一中，姐弟三都到县城读书了，我父母就借助家族里的关系都调到县城工作了，单位也分配了住房。我也就结束了学校寄宿的生活，回到家里住宿，每天早起，吃过早餐，穿过一条窄窄的巷子，过着往来于学校、家里的两点一线的学生生活。

高二学期学校开始分文理科班，并根据学习成绩分好班、差班，我理所当然地被分进理科好班。整个高二学期对我来说是很灰暗的，我的年龄到了16-17岁，青春期的躁动和忧郁闹得我心神不宁，我的学习成绩很好，却总是感到自卑，对自己没有信心，自我封闭得厉害。

我的父母由于个性不合，经常吵架，我自己也比较叛逆，经常顶撞他们，这些对我心理都产生很多负面影响。我的成绩也因此波动很大，到高二结束时，已经滑到班级中游了。

　　高三学期，班级的学习气氛开始紧张起来，我的心也开始沉下来，更加专注，成绩也慢慢起来了，各种考试中，语文、数学、英语等主课时不时都能拿第一名。

我的其他课目，物理还不错，还从来没有拿过第一名，化学算比较差，无论我怎么学，成绩都上不去，一直在六七十分晃荡。

　　我是1987年参加高考的，在距离高考不到一周的某一天，我母亲因为一些琐事对我很不满，晚上对正在复习功课的我大发雷霆，扬言不让我参加高考。我是带着郁闷和不安的心情参加高考的，成绩还算正常，在全县900多考生里排在第5名，比本科录取线高出近20分，但很可惜差了一本线仅1分。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想象不到上世纪80年代的高考难度之大，能考上大学本科的不会超过10%，就拿我们那县来说，全县900多学生，考上本科的不到20人，包括同我一起从乡镇初中一起考进县一中的另外两位同学。

　　由于我的成绩比较尴尬，加上高考志愿没填好，我报考的学校未能录取，最后被调剂到外省的一所普通大学。18岁，我进了大学，半只脚踏进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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