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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下部-7：第18章 为军事现代化作准备-6

扩大国防战略


邓小平从毛泽东那里继承的国防战略，严重依赖于两种极端方式的结合：   “人民战争”和核武器。“人民战争”是指动员地方民众骚扰和消耗装备更精良的入侵之敌，这在抗战时期曾被有效地用于对付日本的长期占领。它也使苏联在1969年进攻中国时不敢长期占领，而且确实仍是让苏联不敢再发动进攻的一种有效方式，从而使苏联进攻的可能性变得更低。
  由于缺乏雄厚的经济基础，毛泽东不能指望在所有领域实现军事现代化，所以他把资源集中用于他认为最关键的领域：导弹和核武器（中国于1964年试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试爆第一颗氢弹）。[18-65]毛给自己的继承人留下了一个不大的核武器库，它在数量和技术质量上都无法与美国或苏联相比；还有一些中程导弹和卫星技术（中国在1970年发射了第一颗卫星）。
  [18-66]导弹、卫星和潜艇的研究在文革期间普遍受到保护。[18-67]尽管如此，中国的军事技术在文革时期只取得了有限的进步，大大落后于互不示弱而有巨大军事投入的美国和苏联。

邓小平上台时，苏联在远端战机和导弹上取得的进步，使毛泽东从边境迁往内地的   “三线”工业顿显其防御能力不堪一击。但和过去的毛泽东一样，邓小平相信即使敌人拥有占优势的军事技术，“人民战争”和核武器的威胁可以降低中国受到攻击的可能性。但是中国也要针对苏联的技术进步做出调整。[18-68]邓指示中国军队要做好准备，打一场“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这一概念由淮海战役的功臣、后来领导研发先进武器的粟裕于1977年提出。在1980年秋天的一次会议上，中国的军事领导人开始就中国的战略指导路线形成了共识，即不再被动地诱敌深入，而是准备进行更为积极的防御。[18-69]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在1981年6月比较具体地阐述了“现代条件”的含义。
  在受到全面军事入侵的情况下，就像毛泽东时代一样，要用人民战争去消耗敌人。但是宋时轮说，还要有另外一些对策，因为中国不能放弃城市，也因为现代技术需要更长的供应线、对工业基地的保护、陆军和空军等多兵种的协作、更强的专业化。因此，（1）解放军要用阵地战阻击敌人，使其无法深入中国腹地；
  （2）不但要以步兵，而且要用包括空军在内的多兵种对抗敌人；（3）要准备保护战场之外漫长的后勤补给线；（4）军队应当放弃毛泽东时代由政委承担的政治工作，把这些工作移交地方，军队只集中精力完成军事任务。
  这些分析并不是由邓小平提出的，但是他支持解放军为了适应这些“现代条件”，而对现有指导思想、体制、训练和征兵方案进行调整的努力。[18-70]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并没有参加美国与苏联的专家投入大量精力开展的那些关于如何阻止核战争的复杂讨论和计算。但到了1980年代中期，赴国外攻读西方战略思想的研究生和青年学者陆续回国，开始向国内介绍这些更加深奥的新知识。自从发展出核武器以后，中国一直在计划获得二次打击能力。
  随着新知识的引入，现在他们拓宽了思路。   中国不再只强调   “人民战争”和核打击，开始考虑发展能防止战争升级为全面核冲突的有限核打击和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18-71]
邓小平从毛泽东那儿继承下来一支海军，它规模很小，而且已经完全过时。1975年邓在毛手下主政时，苏振华领导的海军提出过一个新的发展计划。1978年之后，由于对外贸易尤其是石油、无烟煤、和铁矿石进口的大幅增长，中国的计划干部开始更加关心保障中国海上运输线的安全。
  中国还开始了在渤海湾和南海扩大海上能源的勘探，这使得保护有争议海域的勘探成为必需。[18-72]但是当中国开始考虑发展应对这些新挑战的能力时，邓小平却要求有所节制。他在1979年7月对海军干部的讲话中，仍对发展海军的计划作了限制，他说，海军的作用是防御性的，旨在保护中国近海，中国没有任何称霸的野心。
  [18-73]甚至在十分优先的军事领域——导弹、卫星和潜艇——重点也仍是放在技术研发而不是大规模的生产上，只期望在必要时能够迅速生产更多武器。1980年中国试射了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并在不久后开始部署。中国早在1958年就开始了研制核潜艇的工作，1982年成功试射了第一枚潜基弹道导弹。
  [18-74]在邓小平时代，这类系统的部署一直以适度的规模进行。[18-75]邓小平时代结束后，针对李登辉总统1995年试图搞台独的举动，此类研发和生产的步伐愈发加快。

1984年之后，由于苏联在阿富汗越陷越深，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也让它不堪重负，中央军委正式表达了邓小平本人早先得出的结论：与苏联发生全面战争的危险性很低。邓小平在1985年对中央军委的讲话中总结了他对全球性威胁的看法，他说：   “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
他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能力发动大战，但不用担心，它们都   “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18-76]这使邓小平可以继续压低军费开支，把资源用于发展民用经济。
尽管与超级大国发生全面战争的危险已经减少，但邓小平和他的同事担心，随着两极世界被多极世界所取代，小范围战争的危险却在增加。日本、印度、越南、韩国和欧洲加强了它们在世界舞台上的经济和军事地位。因此解放军要把计划和训练的工作重心放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小规模冲突上，与和超级大国的全面战争相比，中国的军力更适合应付这一类冲突。
  大军区经过裁军之后从11个减为7个，它们要针对边境地理和气候以及潜在对手的性质进行计划和战备。军队为此提出了要求，要用更多资金研发适合地区战争的关键技术，如坦克、大炮、航空电子设备以及指挥和控制系统。军事战略家在制定计划时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所偏爱的速决战。
  他们仔细研究了其他国家运用这种战略的经验，尤其是英国在福克兰群岛的作战和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快速反应可以使其他国家和世界舆论来不及对结果做出反应。[18-77]

精简军队

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确立领导地位后不久，向中央军委常委说明了他对军队问题的整体看法。他说，军队面临四个问题：第一，   “消肿”；第二，改革体制；第三，训练；第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
  ⋯⋯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如果能够节省出一点用到经济建设上就更好了。⋯⋯我们这次精简，主要是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率机构、指挥机构人员。
  最主要的是减少干部。”[18-78]
中共领导层早就在考虑为军界和政界的高级干部规定强制性退休年龄，但一直未能建立这种制度。邓小平说：   “要有退休制度⋯⋯军队干部的退休年龄要比地方干部小一些，因为军队要打仗。”
[18-79]退休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干部没有任期限制，并且他们因为   “对革命的贡献”而觉得自己理应享有这样的待遇。虽然所有重要的军事决策都是由邓小平拍板，但他花费时间精力最多的还是裁减军队老干部的问题。
  邓小平解释说，就军费而言，“世界各国军费用到人头上的并不多，主要是用在装备上。我们有一个很不好的情况，主要是人头上花钱多。我们指挥机构的人太多，战斗部队并不多”。[18-80]实际上，邓担任头号领导人期间，在几乎所有军队干部会议上都会谈到退休问题。

在整个1980年代，邓小平继续从事着他在1975年开始的工作，让干部制订新的裁员编制表，然后落实政策，堵上那些精明的干部可能为规避政策而发明出来的漏洞。他鼓励地方单位为军队的退休老干部和服完正常兵役的人安排工作。为了使退休更具吸引力，他情愿让老干部保留他们在军队中享有的很多特权——住房、用车、医疗，甚至优厚的收入。
  邓在1982年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后，军队中的很多老领导成了该委员会的成员。
1985年6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要将解放军裁员100万，有人认为这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使中国在冲突中处于劣势。邓小平回答他们说，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为了使部队有效地作战，缩小规模也是必要的。[18-81]但是他要保留很多召之能战的老兵作为预备役部队。
  大规模的军队裁员始于1985年，到1988年基本完成。从1980年到1989年，地方单位在上级的要求下总共为154万名军人提供了地方上的职位。[18-82]1982年农村公社制度的终结，使很多过去能为复员军人提供机会的职位也随之消失。
  [18-83]为了帮助复员军人就业，邓小平提出由军队提供更多的职业培训，使军人退役后能在地方经济中发挥作用。[18-84]
为了给复员军人找到就业机会，邓小平提出了特殊培训课程。他在1980年3月对中央军委常委说：   “我建议组织各种训练班进行训练，训练什么呢？就是准备到哪个行业就专门学习哪一行的业务。”

[18-85]邓小平还继续他在1975年开始的恢复和扩大军事院校的工作。其中最顶级的院校是1985年9月成立的中国国防大学，用于培养有前途的军官。1980年3月邓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重要讲话中说，   “不打仗，部队军事素质的提高就得靠训练”。
  但是与美国和苏联军队相比，中国针对高技术战争开展的部队培训计划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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