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的行为 Human Action-下部-54：三、没收式的课税..

XXXII. CONFISC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第32章 没收与再分配
3. Confiscatory Taxation
三、没收式的课税

现在，没收性的干涉之主要工具是课税。至于财产和所得税的目的，是所谓平均财富与所得的社会目的，还是以收入为主要目的，这是不关重要的，重要的只是它的后果。
一般人是以赤裸裸的嫉妒心来看这些问题。为什么别人比他更富呢？至于有修养的人士就把他的感情隐藏在一些哲理的论著中。他说，一个保有千万元的人，不会因为再增加九千万元而更快乐。相反地，一个保有一亿元的人，如果他的财富减少到只有千万元，不会感觉到他的快乐受到损害。这样的推理对过份的所得都有效。
这样的判断，意即从个人主义的观点来判断。所用的码尺是假想中的个人的情感。可是，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是些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就它们的社会后果来评判。有关重要的，既不是任何一个富翁的苦乐，也不是他个人的功过；而是社会，而是人们的生产力。
凡是限制任何人的财富累积不得超过千万元，或者限制任何人一年所赚的所得不得超过一百万元的法律，正是限制那些最能满足消费者欲望的企业家的活动，如果五十年前美国制定了这样的法律，则今天那些拥有千百万的富人们，会生活在更朴素的环境中。但是，所有为大家提供前所未有的产品的那些新的工业部门，即令生产的话，也只能是很小规模的生产，而其产品不会普及到一般人的手上。最有效率的企业家是会有很广大的活动范围的，他们的活动范围的扩张，是由于消费者购买他们的产品而促进的。
  如果对于企业家的活动加以限制，这显然是与消费者的利益冲突的。这里的问题又是「谁应当是至上的」，消费者呢，还是政府？在未受束缚的市场上，消费者的行为——购买或不购买——最后决定每个人的所得和财富。
  我们应该授权给政府限制消费者的选择吗？  

这是那无可救药的国家崇拜者（statolatrist）所反对的。在他的见解中，促使大企业家活动的不是财富欲，而是权力欲。像这样的一个「高尙的商人」，不会因为要把赚得的过多财富缴纳于税吏而减缩他的活动范围。
  为著讨论方便起见，我们姑且承认这个心理学的说法。但是，商人的权力如果不基于他的财富，那是基于什么呢？假若洛克斐勒（Rockefeller）和福特（Ford）不能赚得他们那么多的财富，他们如何可以取得「权力」？
  可是，正因为财富会给人经济权力[1]，因而那些想限制财富累积的国家崇拜者，比上述的国家崇拜者，倒是站在较好的立场上。

课税是必要的。但是，在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这个误导的名称下，被普遍接受的那种差别税制，与其说是一个课税方式，不如说是对成功的资本家和企业家的一种变相的没收方式。不管政府所豢养的食客们如何地称赞它，它总归是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
  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至多也只能当作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我们把一九一三年开始演变到现在的美国联邦所得税的税率作一回顾，我们就难于相信，这个税不会在很快的将来把那超过工会领袖们的薪水的所得统统用一〇〇％的税率课掉。
经济学对于那些主张累进税的一些玄论，可以置之不管，而它所要讨论的是，累进税对于市场经济的影响。干涉主义的作家们和政客们，是从他们那种武断的所谓「社会利益」的观点，来看这里涉及的一些问题。照他们的看法，「课税的目的决不是为了筹取经费」，因为政府「可以印刷钞票来筹取它所需要的经费」。
  课税的真正目的在于「让纳税人的手中少留些钱」。[2]

经济学家们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他们首先要问：没收式的课税对于资本累积的影响是怎样？被课掉的高所得，有一大部份是会用在额外资本之累积的。
  如果财政部把这课到的税收用之于经常支出，其结果就是资本累积的数量减少。对于遗产课累进税，其结果也如此，而且，资本累积的数量甚至减少得更多。因为这样的遗产税逼得继承人不得不变卖遗产的大部份来完税。
  当然，这项资本并没有毁灭；   它只是转换了所有权而已。   但是，购买这份财产的人们所用掉的那笔储蓄，原是可以构成一笔资本净增额的。
  所以，新的资本累积是减低了。   因此，技术改进的实现也受到了损害；   每个在职工人所分配到的资本额也灭少了；   劳动生产力不能上升，工人的实质工资率也就不能上升了。通常的想法是，以为这种没收式的课税只是有损于直接纳税的富人，这很明显地是个谬见。

如果资本家眼看著所得税或遗产税将有提高到一〇〇％的可能，他们就宁可把他们的资金都消费掉而不留给税吏来征收。
没收式的课税之妨害经济进步与改善，不仅是由于它对资本消费的影响。它还引起一般的趋势：即趋向于「在自由市场经济里面不会持久存在的」工商业活动的长期停滞。
资本主义的一个固有的特征，就是不偏袒既得的利益。它逼得每个资本家和企业家，每天都要适应市场的变动来重新调整他们的行为。资本家与企业家永远得不到轻松。只要他们还留在工商界，他们就无法安逸地享受他们的先人和他们自己所获致的成果。如果他们忘记了他们的任务是在尽最大的努力为消费者服务，他们就马上丧失他们优越的地位而落到普通人的阶层。他们的领导地位和他们的资金，不断地受到新来者的挑战。
 

毎个有才干的人都可自由创办新的企业。他也许是个穷人，他的资金也许很少，其中的大部份人也许是借别人的。但是，如果他能够以价廉物美的东西满足消费者的欲望，他就会靠「过份的」利润而成功。
  他把利润的大部份用来再投资，因而使他的企业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之所以富有动力，就是由于这样的一些暴发户的活动。这些暴发户是促动经济改进的先锋队。他们那种恐吓性的竞争，逼得老的、大的公司行号不得不调整作为，为大家提供最好的服务，否则就是退出工商界。
但是，今日的税课常是没收新来者的「过份」利润的大部份。因而他不能累稹资本；他不能扩展他的营业；他不会成为大规模的企业家而与既得利益者抗衡。老的公司行号不必怕他的竞争；它们受到税吏的庇护。他们就耽于例行的工作而无戒惧；对于大众的欲望他们不予重视而变成保守的态度。所得税固然也使他们不能累积新的资本，但是对于他们更重要的，是使那具有威胁性的新来者一点资本也不能累积。
  老的公司行号实际上是因为这种税制而受到特权保障。在这个意义下，累进税妨碍了经济进步而形成僵固。在未受束缚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所有权是一个责任，这个责任逼得所有者不得不为消费者服务，可是，现代的课税方法却把资本所有权变成一种特权。
  干涉主义者有时发牢骚，说大的企业渐渐僵固，变成官僚化，有能力的新来者再也不可能向那些老而富有的家庭的既得利益挑战了，这些牢騒所涉及的事实是对的，可是这些事实，却是干涉主义者自己的那些政策所引起的结果。

利润是市场经济的推动力。利润愈多，消费者的需要愈是满足。因为利润的获得，只能靠把「消费者的需求」与「以前的生产活动状况」之间的差异消除掉。最善于服务大众的人就赚到最高利润。政府之反对利润，也即执意破坏市场经济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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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scatory Taxation and Risk-Taking
没收式的课税与风险承担

有个流行的谬见把企业家的利润看作承担风险的报酬，把企业家看作一个赌徒，这个赌徒在权衡得失的机会以后投下他的赌注。这个意见最明显地表现于，把证券市场的交易称之为赌博。从这个流行的错误观点看来，没收式的课税所引起的弊病，是弄乱了得和失的机会之间的比率。
  赢得的数量削减了，而输掉的机会仍然不变。   因而资本家和企业家就不乐于承担风险了。   这种推理的每一个字都是错误的。资本的所有主不是在大危险的、小危险的、和安全的投资之间作选择。他是在市场活动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把他的资金投之于最能满足消费者最迫切的欲望之途径。
  如果政府所采的课税方法引起资本消耗或妨害新资本的累积，则那笔为边际就业所必要的资本就缺少了，而在没有这些课税时所会发生的投资扩张也被阻止了。于是，消费者的欲望只在一个较低的程度下满足。但是，这个结果并不是由于资本家的不愿承担风险，而是由于资本供给的降低。
 

没有所谓安全的投资这样的一回事。如果资本家真的依照上述的避险神话而行为，只向他们认为最安全的逯径去投资，那么他们的行为本身就会使这个投资途径不安全，他们一定会丧失他们所投下的资金。就资本家来讲，没有任何方法可以逃避这个市场法则——投资者必须遵从消费者的愿望而在资本供给、技术知识、和消费者评値的既定情况下生产所可生产的东西。
  资本家之选择投资，决不是照他对未来的了解来选择那亏本的、危险性最小的途径，他是选择他认为可赚得最高利润的途径。

凡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对于市场趋势没有正确判断之能力的资本家，不会投资于普通股，而是把他们的资金借给那些投资于普通股的股东。于是，他们与他们认为对市场趋势具有较好的判断能力的那些人们之间，就有了休戚相关的关系。通常是把投之于普通股的资本叫做风险资本。但是，优先股、公司债、抵押、和其他放款等投资方式的成功或失败，最后也是同样地决定于所谓风险投资的成败所赖以决定的那些因素[3]。市场的情况是变动不居的，没有任何事物与市场的变动无关。
如果课税是要鼓励贷放资本的供给，而以风险资本的供给作牺牲，那就会使市场毛利率降落，同时，在公司行号的资本结构中借到的资本，相对于普通股的资本比例为之上升，因而使贷放的投资也变得不安全。所以，这个过程是会自我抵消的。
一个资本家照例不愿把他的资金全部投之于普通股或贷放，也不全部投之于一个行业或一个部门，而是把他的资金分散于许多不同的投资途径。这个事实并不证明这个资本家想灭轻他的「赌博风险」，他只是想改善他赚得利润的机会。

如果不是希望投资赚钱，谁也不会投资。谁也不会故意选择一个错误的投资。使一项投资成为错误投资的，是那位投资者事先没有正确预料到的那些情况的发生。
我们曾经指出，没有所谓「非投入的资本」（noninvested capital）这么一回事[4]。资本家不能在投资与非投资之间自由选择。他在选择投资的途径时，也不能自由地违背消费者尙未满足的欲望中最迫切的欲望所决定的那些途径。
  他必须试图正确地预测这些未来的需要。   租税会减少资本的可能增加量，甚至会引起原已累积的资本的消耗。但是，租税并不影响可利用的资本之利用，不管资本的数量是多少。
 
对于很富的人课以高的所得税和遗产税税率，资本家就会认为「以现金方式保存他的全部资金，或者存在银行的活期存款户而不孳生利息」是最聪明的办法。他消费他的部份资本，不纳所得税，也可减少他的继承人将来要纳的遗产税。但是，即令人们真的这样作，他们的行为并不影响可以利用的资本之利用。
  它所影响的是物价。   但是，决没有资本财因为这个缘故而成为非投资的。市场的运作，把投资推到最适当的途径上去。所谓最适当的途径，也即可以使消费者尙未满足而又最迫切的欲望得以满足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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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re is no need to emphasize again that the use of the terminology of political rule is entirely inadequate in the treatment of economic problems.

[1] 在讨论经济问题时，使用政治的术语是完全不适当的。关于这一点，无须在这里再强调。参考前面的第十五章第四节的「政治术语的比喩用法」。
[2] Cf. A.B. Lerner, The Economics of Control, Principles of Welfare Economic (New York, 1944), pp. 307-308.
[2] 参考A.B. Lerner, The Economics of Control, Principles of Welfare Economic (New York, 1944), pp. 307-308.
[3] Cf. above, pp. 539-540.
[3] 参考第二十章第三节。
[4] Cf. above, pp. 521-523.
[4] 参考第十八章第九节。
[5] In using the term "capital goods available," due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problem of convert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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