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不平等如何影响你的人生-2..

3为什么不平等比贫困更可怕？

佩恩指出，不平等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方式，而行为上的差别又会扩大不平等。人们在美国这种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做出错误选择的频率，比在加拿大这种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要高。

这种导致穷人陷入堕落的恶性循环的力量，同样也是促进富人进入良性循环的力量。

如果为了谋求未来更大的回报而牺牲眼前的利益，对于你来说显然是更好的选择，那么你很可能处于一个诚信投资能得到回报的环境之中。

相对贫穷和不平等对贫穷循环的推动相比于对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区分同样重要。佩恩发现：一个人对自己所处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评价越低，就越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并在工作中发挥失常；他就有可能相信超自然的力量和阴谋论，面临肥胖、糖尿病和心脏疾病的风险也越大。低收入人群有更高的压力激素水平，其血液中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也更高。反应过度的免疫系统和更高的炎症水平更容易在低收入人群中出现。

经济学家安妮 · 凯斯和安格斯 · 迪顿（Anne Case and Angus Deaton，2017）的研究发现，尽管在过去几十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死亡率都在稳定下降，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却上升了。

死亡率上升的部分主要集中在没有上过大学的白人男性群体。这个群体受到的伤害很大程度上是自虐造成的。他们死于心脏病和癌症的概率并不高，却往往死于肝硬化、自杀、慢性病以及麻醉剂和止痛药的过度使用。

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主观上的社会攀比，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阶层流动性固化意味着这一代人很可能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代财富不及父辈的人，相对地位的下降让他们有着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高度不平等与高犯罪率、高压力相关的疾病风险和高度的政治极化相关。在严重不平等的社会环境之中，底层为了维持生存，往往不得不从事一些灰色地带的活动甚或轻微的违法活动；更有甚者，在金钱的诱惑下铤而走险。

穷人很难做到“延迟满足”，即一种甘愿为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放弃即时满足的抉择取向，以及在等待时展示的自我控制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穷人所处的恶劣生存环境决定的。

“延迟满足”需要建立在一种长远规划和稳定预期之上，而穷人所处的环境常常是“有今天，没明天”，“今朝有酒今朝醉”。

佩恩指出，必须严肃对待不平等而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贫穷，因为我们无法简单地走出当前面临的困境。不平等在健康、决策制定、政治和社会决策等领域影响深远，要解决不平等问题，光靠经济发展是不够的。

要摆脱贫困，一个较好的办法是搬迁到相对富足或平等的社区。撤离贫困社区的家庭中，孩子变成单身父母亲的概率更小，而在学校上学并考上大学的可能性更大，成年后的收入也更高。如果不能搬迁到更富裕地区，那么还可以考虑搬迁到一个更平等的地方定居。

然而，社会学家马修 · 德斯蒙德（MatthewDesmond）在《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Evicted：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一书中告诉我们，搬迁到更好的社区绝非易事；事实上，底层的人们能够维持住现有的住房，不被扫地出门就已经很庆幸了。

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房租不应该超过其收入的30%，然而德斯蒙德发现，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房租占到了他们收入的70%乃至更高，这不仅让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也意味着容错空间极小，稍有差池，譬如一次不明智的购物（在巨大生计压力下，穷人往往以一次性的挥霍来释放压力），就可能让租客入不敷出，最后被房东驱逐。

驱逐的后果是严重的，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例如，为了找到新住处而耽误工作，被老板解雇，生活雪上加霜，更加无力负担房租。更可怕的是，被房东驱逐会成为不良信用记录，未来租房更加困难，甚至租金也更高。

4从断裂的阶梯到合作的阶梯

“断裂的阶梯”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在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地方，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更小；不平等也降低了人们的合作意愿，撕裂了组织或社群的团结。

薪酬的高度不平等降低了底层员工的满意度，但也没有提升顶层员工的幸福感。

经济学家马特 · 布鲁姆（Matt Bloom）基于对“职业棒球大联盟”球队胜负情况的研究发现，薪酬不平等程度更高的球队比那些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的球队表现更差。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严重不平等会引起团队的不满，从而削弱团队合作。

研究者还发现，主管与小时工之间的薪酬越不平等，小时工生产的产品质量就越低；底层员工会用磨洋工、偷盗产品、提高报废率等方式来回应不平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持续增长，美国最富裕的1%人群所占有的社会财富持续增加，2016年占有美国38.6%的财富，而占总人口90%的大众所拥有的财富和收入水平在过去25年里呈下降趋势。

2017年美国最大的350家上市公司中，CEO平均加薪17.6%，平均薪酬为1890万美元，而普通员工的工资则停滞不前，同比增长仅为0.3%，CEO的平均收入比普通员工多312倍。

而2010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美国人幸福感的拐点是75000美元，一旦年收入超过这个数字，金钱对幸福感的正面作用就开始下降。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碾碎了普通人的美国梦，却没有相应提高富人的幸福指数，不平等的加剧无疑损害了社会的总福利。

相对平等和社会流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修补“断裂的阶梯”。然而，在一个越来越稳定、成型的社会中，社会流动的机会往往呈下降趋势。

不仅中国人有“阶层固化”的焦虑，以社会流动为核心特征的“美国梦”也在褪色。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一书中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阶层分化越来越严重，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离婚率和非婚生子女的比例越来越高，单亲家庭的数量持续增长，性别和族群的歧视依然延续，社会不平等正在代际传递。

如何在一定程度上“激活”社会流动，特别是让底层迈向中等收入群体的短程社会流动，扩大中产阶层的规模，避免M型社会的出现，是一个日益重要的全球性议题。

最后，我想用这样一段文字做结语：

不管一个社会的GDP总量如何之大，只要有一部分民众仍然衣食无着、低人一等，这个社会在本质上还是贫困的，只不过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已；

不管一个社会的文化产业多么发达，高等教育如何普及，只要大多数富人过着醉生梦死、为富不仁的生活，那么，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必然是低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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