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帝国的兴亡..

[编按： 转载于 悠读文学网/yooread.net. 2015-12-07. 本书已收录 有福经典UfqiClsc: https://ufqi.com/news/clscpage.1052.html , 以下章节为试读样章内容，请购买正版授权全部内容。 ]

前言

题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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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到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作为个人来说，个个可贵，作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可怜──歌德

希特勒是德国的劫数，这是无法逃脱的。

──一九三八─一九四一年德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勃劳希契陆军元帅

千年易过，而纳粹德国的罪孽难消。

──驻波兰总督汉斯‧弗朗克在纽伦堡就刑前

凡是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桑塔亚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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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帝国短促的生命的前半期，我曾在那里生活和工做过，亲眼看到阿道夫‧希特勒怎样巩固他作为这一伟大而又茫然不知所从的民族的独裁者的权力，后来又怎样引导这一民族走向战争和进行征服，但是，如果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我的这种个人经历还不会诱使我尝试写这本书。

这件绝无仅有的事情，就是缴获了德国政府及其所有各部门的大多数机密档案，其中包括外交部、陆海军、国家社会党以及海因里希‧希姆莱的秘密警察的机密档案。我相信，这样大批的珍贵材料落入当代历史学家手中的事情，过去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在此以前，一个大国，即使战败了，它的政府被革命推翻了，像德国和俄国在一九一八年所遇到的情况那样，它的档案也总是由它自己保管的，只有那些对后来的统治集团有利的档案，最后才会公布。

一九四五年春，第三帝国迅速崩溃，因此人们不仅缴获了它的大量秘密档案，而且也缴获了其它许多非常宝贵的材料，诸如私人日记、极度秘密的发言记录、会议报告和通信，甚至还有纳粹领导人电话中谈话的记录，这是赫尔曼‧戈林在航空部设立的一个特别机构所窃听收录的。

例如，弗朗兹‧哈尔德将军写日记一直没有断过，他用格贝尔斯伯格式速记法不仅记下了逐日的事件，而且也记下了当天每小时的发展。

要了解一九三九年八月十四日到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之间这一段时期的确切情况，这就是一个很难得的材料来源。当时他担任陆军参谋总长一职，同希特勒和纳粹德国其它领导人每天都有联系。他的日记是德国人日记中提供情况最多的一部日记。

但是也有其它日记具有极大价值，包括宣传部长、希特勒在党内的亲密同事约瑟夫‧戈培尔博士的日记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ＯＫＷ）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的日记。还有最高统帅部自己的和海军总司令部的日记。

比如，在科堡附近的坦巴哈城堡缴获的六万卷德国海军档案，就几乎包括了从一九四五年四月缴获之日起一直回溯到一八六八年现代化德国海军建立之时止的全部德国海军的信号、舰只的航海日志、个人日记、备忘录等等。

德国外交部四百八十五吨文件藏在哈尔兹山脉的各个古堡和矿井里，在奉到柏林方面的命令正要烧毁的时候，为美国第一军团所缴获，这批文件不仅包括第三帝国时期，而且还包括魏玛共和国时期，并一直追溯到俾斯麦的第二帝国创建的时候。

战后许多年来，成吨的纳粹档案被封存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里亚的一个美国陆军大仓库里，我国政府没有表示有什么兴趣要想打开木箱，看看里面可能有些什么有历史价值的东西。

最后到一九五五年，在这些档案被缴获后十年，由于美国历史学会的创议和一些私人基金会的资助，藏在亚历山大里亚的档案才被启封，数目少得可怜的一批学者，在人手和工具缺少的情况下，趁政府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些档案送还给德国之前，进行了翻阅和摄影的工作。结果证明这是一次丰富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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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虽然这本书的研究和计画工作，同我所写的别的书一样，是由我自己进行的，但在这本书的五年写作过程中，我曾得到许多人和机构的慷慨协助。

推动我写这本书的是西蒙一舒斯特出版公司已故的杰克‧古德曼和该公司负责本书的编辑约瑟夫‧巴恩斯，和我同时在欧洲作记者的老朋友巴恩斯，不论在我顺利或遭到困难的时候都一直支持我，给了我有益的批评。

研究战争中所缴获的德国档案的权威学者、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弗里茨‧Ｔ‧爱泼斯坦博士在使用那些汗牛充栋的文件上给我很多指导。其它很多人也在这方面给我许多帮助。其中有纽伦堡战犯审判检察官的首席顾问特尔福德‧泰勒，他曾写过两本关于第三帝国军事史的书。他将他私人收藏的文件和书籍借给我，并提供了许多很好的意见。

属于美国历史协会的美国战争档案研究委员会主席、佛吉尼亚大学教授奥伦‧Ｊ‧哈尔给我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材料，其中包括他自己研究的某些成果在内。

一九五六年一个炎热的夏日，他帮了我很大的忙，从国会图书馆的文稿室里把我拉出来，严厉地劝告我回到我的写作本书的工作上去，否则我就会很容易像某些人那样将我的后半生陷在德国档案中。

国务院历史处处长Ｇ‧贝纳德‧洛贝尔博士和国务院的外交官员、《德国外交政策档案汇编》美国编辑之一的保尔‧Ｒ‧斯维特也帮助我走出纳粹档案的迷津。

斯丹福大学的希尔德加德‧Ｒ‧波宁格夫人在通讯中和阿格尼斯‧Ｆ‧皮德逊夫人在交谈中都给我很多帮助。在陆军部军事历史处代理处长Ｗ‧胡佛上校和他的属员德迪玛尔‧芬克告诉我怎样研究该部收藏最多的德国军事档案。

《外交季刊》的主编汉密尔顿‧菲西‧阿姆斯壮对本书的写作很关怀，外交学会当时的执行理事长瓦尔特‧Ｈ‧马娄里也很关心。我很感谢外交学会弗兰克‧阿尔朱尔和奥佛尔布鲁克基金会，他们给我的一笔慷慨的赠款，使我能够在这本书的最后一年写作中得以全力以赴。

我还必须感谢外交学会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的职员，我曾多次麻烦他们。纽约社会图书馆的职员也同样被我打扰过，但他们非常耐心，十分合作。

路易‧加兰地尔和赫尔伯特‧克莱德曼耐心地读过大部分稿件，并且提出很多宝贵的批评。在二十年代初期阿道夫‧希特勒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以及后来他上了台的这一段时间都在柏林美国大使馆作武官的杜鲁门‧史密斯上校，让我研究了他的笔记和报告，这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及其日后某些方面的发展提供了线索。

纽伦堡法庭的美国检察官之一、现在在纽约作律师的山姆‧哈里斯提供给我《主要战犯的审讯》（纽伦堡的档案和证词）和其它许多未公布的资料。

在大战头三年中担任德国陆军参谋总长的弗朗兹‧哈尔德将军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作了最详尽的回答，并且给我提供了德国原始资料。我曾在别处提到过他那本未出版的日记对我的帮助，在本书的大部分写作过程中，这本日记的副本一直搁在我的身边。

战争初期在柏林美国大使馆工作的乔治‧肯南曾经提醒我某些有历史价值的东西。我在欧洲时的几位老朋友和老同事，如约翰‧根室，Ｍ‧Ｗ‧弗多尔、凯‧波尔、西格里德。舒尔兹、桃乐赛‧汤普逊、惠特‧伯纳特和纽维尔‧罗吉尔斯，都同我讨论过这本书，使我得到教益，我的著作代理人保尔‧Ｒ‧雷诺在我最需要鼓励的时候鼓励了我。

最后，我十分感谢我的妻子，她的外文知识、对于欧洲背景的了解以及在德国和奥地利的经验，对我的研究、写作和核对工作帮助很大，我们的两个女儿，英加和林达，在学校放假的时候也帮我做了许多必要的工作。我对以上提到的人以及其它对我帮助过的人，在此表示感谢。这本书的缺点和错误自然完全由我自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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