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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下部-5：第16章 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

第16章
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1982–1989

到1982年，陈云的紧缩政策已取得了成功，但有意思的是，这反而使邓小平更有理由推行陈云所不赞成的   “中国经济超增长”政策。1980年中国的预算赤字高达财政收入的11.7%，到1982年已降至2.6%。外汇储备在1980年仅有40亿美元，到1982年已升至140亿美元。
  此外，1982年的粮食产量为3.54亿吨，比上年增长了9%。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则达到7.7%，几乎是4%这一预定数字的两倍。[16-1]

邓小平和陈云在增长率上的分歧：1981–1983

到1981年，邓小平对陈云放缓增长率的经济调整政策逐渐失去了耐心。他开始谈论到2000年工农业产值要实现翻两番。他在一次会议上问道，如果要使国民生产总值从1980年到2000年翻两番，需要多快的增长速度。
  早已对此做过计算的胡耀邦立即回答：年均7.2%。[16-2]但是由于陈云、姚依林和掌控着各计划部门的谨慎干部限制着基建投资的规模，1981年的经济增长只有5.2%。
尽管邓小平避免与陈云公开闹翻，但在华国锋失势后，邓在政治斗争中已经不需要陈云的合作，因而他开始加大推动现代化和经济扩张的力度。有一次，邓小平含蓄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实际增长率与计划增长率相差那么大，这是不是有用？陈云则回答说，生产超过计划目标没有问题。事实上，在陈云看来，制定比较低的目标而后超越，比制定高目标要好。因为下面的干部正干劲十足，如果目标定得太高，他们会冲劲过大，超过经济能够承受的限度。结果会造成供应短缺和通货膨胀，很快就会导致混乱，并使增长受阻。
 

1980年底，在讨论下一年的年度计划时，陈云的支持者姚依林说，尽管可以力争达到5%，但1981年可能实现的最高增长率是4%——而从长远看可能达到的最快增长速度是年均6%。胡耀邦则尽力维护邓小平的目标，于是他反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关于到2000年翻两番的讨论就毫无意义了。[16-3]在1981年12月的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讨论   “六五”计划（1981年–1985年）和1982年的年度计划时，有关增长速度的分歧如此严重，乃至全国人大既没有通过年度预算，也没有明确“六五”计划的增长目标。
  [16-4]1982年12月上海全国人大代表团去陈云在上海的冬季寓所看望他时，他用黄克诚的一个比喻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经济]就好比一只鸟，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
对于那些想使经济更加开放、更快增长的人来说，陈云这种   “鸟笼经济学”成了阻碍市场发展的过时思维的象征。陈云后来解释说，他所说的管制是指宏观调控；鸟笼可以是一国一省，在某些情况下也许比一国还大。[16-5]然而这种解释并没有终止对他的批评。
尽管陈云的批评者有时会让人觉得他反对一切改革，但事实并非如此。陈云支持赵紫阳在四川率先进行的让企业自负盈亏的改革；他赞成中央在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面给予企业更大自由；
  他并不反对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并支持在工商业领域放松管制，让下级干部有更多的自由进行探索；他还同意在价格上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使一些当时仍由计划管理的小商品转而进入市场交易。他也想让经济保持活力。[16-6]但是陈云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护计划体制的良好秩序，使重点工业部门得到它们需要的资源，并确保通货膨胀不至于失控。在这些问题上他表现得很固执。

在中共十二大（1982年9月1日至11日）和随后的全国人大（1982年11月26日至12月10日）公布的文件中已经反映出邓小平和陈云在增长速度目标上日益扩大的分歧。党代会上的大多数文件都是由谨慎的计划干部起草的。但在邓小平的坚持下，大会接受了到世纪末让工农业生产总值   “翻两番”这一目标。
  邓小平坚定地重申，计划增长率大大低于实际增长率不是好事。[16-7]作为一名严守纪律的党员，陈云没有公开批评邓小平在本世纪末翻两番的计划，但是他也确实没有表示认同。他再次强调未来20年的经济建设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用较温和的增长打基础，后十年再谋求更快的增长。
  [16-8]经过修订的   “六五”计划（1981年–1985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获得通过，它反映着谨慎的计划干部的胜利。未来五年的年均增长目标被确定为4%到5%。同期的基本建设投资为230亿美元，与第五个五年计划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增长。投资的重点是能源和交通运输，同时也将增加教育、科学、文化和卫生保健的支出。
此时，胡耀邦认为他能够为现代化作贡献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走遍全国所有县市，给地方干部打气。他听取他们反映的问题，尽力消除发展经济的障碍。根据他对农村的视察，胡耀邦确信各地有能力发展得更快。
  针对陈云所主张的80年代增长要慢一些，以便为90年代更快的增长打好基础，胡耀邦回应说，现任的领导人应当在80年代全力以赴，以免给90年代领导经济工作的人留下不切实际的目标。在陈云和支持他的谨慎的计划干部看来——甚至包括赵紫阳在内——胡耀邦竭力支持地方干部的做法过于随心所欲，而且他对遏制通货膨胀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胡耀邦在各地的视察使他和陈云发生了冲突。虽然两人在平反错案上曾经合作得很好，而且胡耀邦对陈云仍很恭敬，但陈云对胡耀邦的意见越来越大。在1983年1月12日一次讨论年度计划的会议上，邓小平再次指出，1981年开始的   “六五”计划仍把年增长率定为3%到4%，可是实际增长率比这高了一倍多。
数据来源：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 p. 362.
邓小平再次问，计划和实际情况差别如此之大，这合适吗？计划干部回答说   “这样不会坏事”。[16-9]邓小平于是采用他的典型风格：既要避免对抗，又要让他的战略占上风。
  他并不公开批评陈云和党的决定，但也不限制地方干部想方设法加快发展，不阻拦胡耀邦下去视察。面对他所不赞同的党内共识，邓小平的对策一贯是：“不争论，大胆地闯”。

赵紫阳：构思改革

陈云在1980年同意赵紫阳应当有个班子研究新时期的经济问题，他承认此时已不同于他建立计划体制的时期了（对赵紫阳的介绍，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赵紫阳刚来到北京时赞成陈云的经济调整政策，陈云因而也支持赵紫阳让企业经理有更多自主权和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在更一般的意义上，陈云也很欣赏赵紫阳   “讲北京话”的努力，欣赏他愿意放弃多年来形成的地方领导人的思维方式，转而关注全国经济大局。
 

赵紫阳希望避免政治斗争。虽然身为总理，他并不干涉陈云和谨慎的计划干部领导计划经济的日常工作，而是和他的智囊团一起在常规的官僚体系之外，专注于如何引导相对封闭的经济变得更加开放这一重大问题。当赵紫阳和他的智囊班子在北京工作了两三年后，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对于经济发展方向的新观点，而邓小平也开始转向赵紫阳征求意见。
  此时邓小平已经对陈云和谨慎的计划干部领导下的缓慢增长失去了耐心，他开始离陈云而去，转而借助于赵及其智囊团，让他们提供基本经济政策的指导。赵紫阳直接同日本顾问、世界银行召集的各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官员展开合作，为中国应当如何进行转型构建思路。当时尚无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地——并且没有造成严重动荡地——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可持续的、开放的市场经济。
  因此，当世界银行官员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经济学家来到中国时，最重要的会谈都是与赵紫阳进行的。赵紫阳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大学教育，但外国人对他的学识、求知的好奇心、掌握新观念的能力以及分析水平都留有深刻印象。[16-10]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1988年访问北京时，与赵紫阳的会面原本预期为半小时，但这次只有赵紫阳、佛利民和译员在场的会谈却整整进行了两个小时。
  佛利民在谈到赵紫阳时说：   “他对经济形势和市场如何运行都很有洞见。”

佛利民把这次会见描述为   “令人着迷”。[16-11]

赵紫阳的智囊团之一是一个小型的（30人）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它在农村改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最初是由一群有见识的青年才俊组成的讨论小组，他们在文革期间   “下放”农村多年，对农村的情况有深入了解。1981年11月它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下属的独立机构。
  [16-12]此后又并入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参与过制定包产到户政策的工作，后来每年都为中央起草有关调整农村政策的1号文件。[16-13]
赵的另一个智囊团是体制改革委员会，它是为研究根本性的体制改革而成立的。由于它能就改革官僚部门建言献策，一些官僚对它有可能提出的建议很敏感。它最初是中国科学院下属的一个体制改革研究小组，1980年改为   “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受赵直接领导；
  1982年5月更名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升格为部级单位。在赵紫阳的领导下，它到1984年已有大约100名官员。[16-14]忠诚且勤于钻研的官员鲍彤，最初是由中组部派到赵紫阳手下任总理秘书，此时开始成为赵紫阳班子的主管。
  在智囊团里为赵紫阳工作的人，都十分尊重和钦佩赵紫阳。他们喜欢他毫不做作的随和作风、不拘一格广纳贤言的开放态度，以及能把想法转化为推动国家前进的实际政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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