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是怎样废止中医的-2..

这几位先驱之后，中国人主导的西医研究几乎断了线。他们超越时代的学说大多没有通过弟子继承下来。
明朝灭亡后，传教士西医继续服务于清廷，虽然经历了短暂的教禁，但清国从未彻底把传教士清除出去。洋人开办医院、成为御医，甚至还有两名法国传教士白晋和巴多明进宫给康熙皇帝讲过解剖学。
康熙同时意识到：
此书乃特异之书，故不可与普通文籍等量观之，亦不可任一般不学无术之辈滥读此书也。
这么精神污染的东西，朕研究一下也就算了，怎么能拿给大家看呢？

在大清国的限制下，科学有意不向士人普及。西医仍然依赖传教士和洋人医师，除了痘师、眼科等少数门类，西医在清前中期没有培养起传承有序的本土师徒关系；翻译的图书也大多没有刊印。
于是，当生活在乾隆到道光年间的王清任走向屠宰场观察动物的时候，他在认知工具上就已经输给杉田玄白将近二百年了。

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并未提及西洋医学，著作中也有诸多西方解剖学早已解决的舛误。他很可能只读过方以智、王宏翰等人一百年前的著作，这些人又只能参考的明中后期传教士的著作，所以保留了一些更早的舛误。
在威廉·哈维《心血运动论》出版二百年之后，王清任仍然认为动脉中流淌的是气体，可见百年间毫无交流之景况。
所谓“中西医汇通学派”直到19世纪后期才登上历史舞台，重新发掘这几位明末清初的前辈。那时，日本已在讨论要不要废止汉医。

幸运的杉田玄白，不幸的王清任
杉田玄白之后的故事仍然并不简单。西医从一群人的医学流派，成了日本唯一被国家认可的医学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中不能忽视的一大因素，是“西医”自身的进化。
16世纪的“西医”，还是体液学说和帕拉塞尔苏斯这样的术士的天下。除了解剖学开始走向科学外，其医学理论、临床效果甚至还不如中日传统医学。

但就在这三百年间，“西医”与现代科学合流，成为科学医学（scientific medicine），发展出了细菌学说、疫苗、消毒术、化学方法提取药物等新科技，在处理公共卫生问题方面，逐渐产生了碾压汉医的趋势。
《解体新书》日文版出版于1774年，向前距离阿尔梅达218年，向后距离日本正式废止中医94年。上下三百年间，西医在日本逐渐普及开来。

从1720年德川吉宗将军放宽禁令开始，长崎一波波输入的医学翻译著作从未停止；医术讲习所和医院的创办也源源不断。
兰医佐藤泰然开办的诊所兼学校“佐仓顺天堂”，是日剧《仁医》中仁友堂的原型，创办于1843年，很快成为日本西医教育的中心
牛痘技术在发明之后，很快传到日本。1858年，兰方医（学习荷兰医术的医师，逐渐成为西医的统称）伊東玄朴等人设立江户种痘所，开始向全国推广，到20世纪之前基本在日本消灭了天花。这是对汉方医“胎毒”理论的沉重一击。

梅毒则更能说明问题。据现代医学史家估计，江户中期可能有50%以上的城市居民携带梅毒。虽然当时西方提倡的汞剂疗法并无效果，但依托俄罗斯人和英国人的财力，兰方医进行广泛的检疫和隔离治疗，事实上控制了梅毒的传播。
到维新时代前，不断进化的日本西医在水平比试的拉锯战中，已经大幅胜过了汉医。
现在，是时候为自己的师祖正名了。

重订《解体新书》的重要人物之一叫大槻玄沢，是杉田玄白的学生。他有一个重要的徒弟，叫绪方洪庵。绪方洪庵开了一家兰医学堂“适塾”，培养出了数十位活跃的幕末维新派门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以“脱亚入欧”理论知名，在日本维新中作出卓越贡献的上一代“万元男”
当初弃教的葡萄牙传道士沢野忠庵，大概想不到自己的六代徒孙会成为如此颠覆性的人物。
1868年，明治维新伊始，日本开始奔走在“脱亚入欧”的路上。1874年政府实行《医制》，逐渐取缔汉方医教育、推行西洋七科医学考试方案，不合格者不得执业。

此后的三十余年间，汉方医的遗老遗少虽经大力奔走、在脚气病之争上小规模获胜，仍无法证明汉方总体上真实有效，《医师免许规则改正案》两次投票未获议会通过。
从此，日本汉方退居生药制药和学术领域，在临床上一蹶不振。

日本汉方药的市场越来越集中于中国，也变得越来越懂中国人
中国的西医远没有如此的幸运。当大清扑街、传教士重新来华，传播一种和三百年前迥乎相异的“西医”时，“汇通学派们”才把明末清初先辈们的著作翻出来，奉为鼻祖。

这样软弱无力的本土化，结果可想而知。民粹主义一回潮，没有本土根基的中国西医跟洋教一起成了排斥对象。1900年，义和团仅在山西一省就烧毁了二百余家教堂和医院。
到了20世纪20年代，全中国的西医才不过数千人。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也说：“现在全国约有二千县，有西医地方尚不能占十分之一二。”
1929年，民国政府也曾想要学习日本，废止中医。

该案的提出者余云岫就是日本留学的海归。他提出了“废医存药”，并且跟汪精卫等人提了通过行政命令废止中医的提案。

当时，国民党的高级卫生官员，像汤尔和等人，全是海归派西医出身，因此议案顺利进入讨论。

余云岫质疑中医的著作《灵素商兑》，出版于1916年。他认为，中医理论皆凭空杜撰与巫术同源，中医脉法自欺欺人，中医不能预防疫病，中医病原学说阻遏科学化.
不过，当时的西医在上层也没有群众基础。很多元老，比如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就是“挺中医”的代表。而且“废中医”者多是亲日派，在那个时间节点上，难免遭到政敌发难。

没过多久，余云岫的提议就一地鸡毛地结束了。
1949年后，西医更没了翻盘的资格。一穷二白却又要在农村普及医疗，只能依赖中医和连中医还不如的赤脚医生，于是领袖钦点。晚年的余云岫也研究上了中医，写成了煌煌医史巨著《古代疾病名候疏义》。
今天的中国舆论场上，“中医粉”与“中医黑”无休止的争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医在中国省略了一两百年的磨合、碰撞、切磋的过程，直接跳到了最后一步。
日本人则用他们的医药系统和药物市场雄辩地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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