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联一个强大的工业体系为何在短短20年里消失得几近无影无踪?-2..


2020-09-12 06:47 , 21

2、通往“崛起”之路

1973年,美国学者萨顿出版了一本著作《静悄悄的自杀——美国对莫斯科的军事援助》。从书名就可以看出,美国人慌了。因为苏联站在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基础上,开始了特色的急进之路

在这条急进之路上,发生了一个重要且最容易被人忽略的转变。

那就是苏联的科技体系,已经从技术引进与消化的初级阶段,静悄悄地过渡到通过基础科学研究、进行技术自我转化的正向循环上。

这种正向循环的效应,我们可以从半导体物理领域的发展中看出端倪。进入30年代,苏联科学家开始在半导体物理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杰出的物理学家越飞,在那时便指出:半导体材料将是电子技术的新材料。他还在半导体的导电性研究中提出“阻挡层”的概念——这是未来集成电路研究的核心理论之一。


除了理论研究,苏联还在工程实践中进行了广泛尝试。甚至在20年代后期,就有科学家开始尝试在硅材料表面设置触点,用半导体建立类似三极管的三电极系统。

这种在理论和工程实践中同时进行的研究,需要的无外乎三个因素:安定的国内环境、必要的工业积累,由高层政策重视带来的资源投入。这些因素,在30年代的十年和二战后,苏联全部做到了,其中的最后一条,至关重要。

对于一个刚刚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来说,有意愿为基础研究提供支持,几乎可以称为独具慧眼。在当时各国政府的普遍认识中,基础科研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它耗资巨大,成果莫测,即使有研究成果出现,也不一定有实用价值。但苏联领导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亲眼目睹了美国技术在苏联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懂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更清楚技术进步的来源在哪里——没有法拉第,爱迪生就不会发明电灯;没有爱因斯坦晦涩难懂的理论,原子弹就不会成为现实。


这种思维的主导下,苏联加大了对于基础科学的投入,在全苏范围内建立研究所,由科学家和工程专家牵头,负责细分领域内的研究。而在教育一端,则是以特色的苏式学制对科技领域进行人才供给。苏联表现出来的强度令美国人惊叹不已,一个名叫约翰·根室的美国学者在著作中惊叹:

“美国小学生每年上课只有180天,苏联孩子却是213天。

除了整整十年的数学课外,还必须学习四年化学、五年物理、六年生物,念完10年制学校的男女学生,其接受的科学教育要比美国大学生还强。”

到五十年代中期,苏联学校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已经比美国多出一倍。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一份长达64页的报告中,指出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在苏联全部科学家中,有14%的人可以进行基础研究。


这为苏联带来了一个科研成果上的繁盛时代。在新兴的电子和计算机工业上,苏联对于美国构成的压力,不仅在于单一性能的接近,更在于其依靠在电子和半导体研究领域的积累,使得苏联的计算机设计能力并非一枝独秀,而是花开数朵。


1953年,苏联设计出了“箭”大型计算机,它每秒可以运算2000次,通过打孔机卡纸和磁带输入、输出数据。

到1957年,“箭”一共生产了7台,并且和1950年研发的MESM一起应用于航天、导弹工程的数据运算。

 

"箭"大型计算机


根据间谍带回的情报显示,苏联在计算机和半导体的前沿研究上,甚至比美国更活跃。日后这个情报被证明是正确的:1956年,由苏联科学院院士索伯列夫牵头,苏联成功研制了三进制计算机。

美国的援助,在赋予苏联宝贵工业资产的同时,也让苏联省去了自我摸索的阶段。在二战后的十多年里,苏联内部虽然政治斗争频繁,领导人们却始终如一地在一个问题上保持了清醒认识——科技是强国的武器,它来源于基础科学研究。

令人感慨的是,苏联领导人的这个认识居然是落伍的。


3、戴着枷锁起舞的半导体

194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给科学家万尼瓦尔·布什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思想的前沿摆在我们面前,如果以我们发动这场战争相同的眼光、勇气和动力来开拓它们,我们就能创造出更充实,更富有成果的就业机会和生活。”

万尼瓦尔·布什针对集成电路理论的研究,是日后数字集成电路的设计基础,甚至于在1945年就提出了类似互联网超文本链接的设想。他还直接参与了美国研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这样的成就与资历,确保了他的话可以得到总统认真对待。


于是,一份名为《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报告被摆上了另一位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案头。一言以蔽,他希望美国能够通过巨量的资金支持,激励科学家探索最前沿的科技,鼓励企业不断将科技成果向应用层面转化。

万尼瓦尔·布什的想法,与苏联的科技战略几乎有着同样的认识根源,但也有着完全不同的实操导向。在后面我们也将见识到,正是这种差别,加上美苏不同的制度土壤,使得美苏在半导体的科技争霸上走出两条不同的路,双方得到的结果也判若云泥。

在随后的十几年时间里,美国人并未认真对待万尼瓦尔·布什的建议。在度过了残酷的二战后,电冰箱、汽车和电视机才是他们更乐于追求的东西,基础研究并不必要。


这种情绪还弥漫于政府高层中间。在1954年前后担任国防部长的查尔斯·威尔逊甚至认为基础研究是荒谬可笑的,他有一次公开嘲笑基础研究不过是“青草为什么会绿,炸土豆为什么会黄。”

60年代后,苏联在半导体与计算机领域的追赶一步快过一步。两大阵营的实力天平,看起来正在向苏联微微抖动。

然而,在苏联科技体系和综合国力的急进中,却有一些谁也没有注意到的因素,正在悄然发挥作用:计划经济。


1967年,白俄罗斯的一家半导体工厂在为一件事发愁,他们的一台中压断路器坏了,无法修复,需要重装一台。在确定了无法修复后,业务副厂长在厂党委会上提出要求,经过党委会讨论,工厂把这个需求上报给了明斯克市的电子工业管理局。

但简单的重装任务却是个麻烦事。这笔钱对于电子工业管理局是个意外,在1967年的计划中,并没有这笔经费的安排,因此也就无法批给工厂这笔钱。于是,需求被层层上报到明斯克市计委和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计委。

事情最后的解决方案,是由白俄罗斯计委在1967年计划上做了一个补充条款,同时批复给明斯克市计委和电子工业局,由他们向明斯克市财政局提出申请,再由财政局拨款给一家断路器厂家,安排特别生产一台断路器。半导体工厂最后如愿以偿地拿到了他们要的断路器,但这是三个月后的事。


苏联的计算机产业布局是这种管理制度下的一个典型例子:为了加强各个加盟共和国的联系,苏联领导人把产业上下游做了硬性分配,乌克兰得到了电子信息工业板块,白俄罗斯得到了半导体工业板块,波罗的海三国则得到了加工和组装工厂。

这个做法显然算的是政治账,而不是经济账。事实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账也有一套自己的算法:所有建设与科研项目都纳入国家统一计划;所需资金由国家财政统一分配拨款;所需物资由商业、物资部委统一调配;从事生产的劳动力由国家统一培养;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国家统购统筹;企业盈利上缴国家财政,企业亏损由国家财政补贴。


这个严密又庞大的管理体制,就像是一架事先设定好全部程序的经济机器——国家在宏观上决定投资规模、投资结构、产业布局,又在微观上担负着项目决策管理任务。这种体制的优点,是有利于集中社会资源,能以举国之力办大事,特别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阶段,通过集中资源强攻重工业和基础建设,可以明显提高社会发展水平。

但它的弊病也很明显,除了我们已经看到的低效率、僵化和反应迟缓之外,它还会为产业发展造成一系列奇特的导向。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正是在这种导向的作用下,苏联的半导体与计算机工业,是如何一步步走向颓势的。


这种颓势的苗头,从60年代后期就开始出现了。美苏第一代晶体管计算机的推出间隔只有四年,但第一代集成电路计算机的推出间隔却增至九年。从许多苏联的科学家和技术官员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这种追赶上的吃力,是有所察觉的。但他们很难在自己的层面上改变大局。因为计划经济的思维和模式,已经伴随着时代的推移,根植在这个国家的血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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