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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政治运动中的四中校长与教师
优秀的学校一是有传统，二是好生源，三是有名牌校长；四是有名牌毕业生为教师。
文革在中学的最大损害，第一是让校长教师在学生面前名誉扫地，颜面无存，造成极大的精神甚至肉体伤害。学生目睹校长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个人野心家”；
老师一个个被揭老底，成为 “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嫌疑”，“国民党宪兵”，“历史反革命”，“海外关系”，“破鞋流氓”等。
刘文明老师给前妻的信被从档案里泄露，抄成大字报，说你不要什么都听组织的，不要做“大耳无心的兔子”，在学生里成为笑料。教师分派，贴大字报互相搞臭，最后一个是我班主任王兆骥，他年轻，实在没什么可抹黑的，终于有人写大字报说他“假装天真烂漫”，成为罪状。
第二是损害了学生的品德。学生心中的权威和偶像被破坏了，对老师校长从尊重变为怀疑；从嘲笑到恶作剧，到进行人格侮辱，围攻批斗，抄家暴打。
第三是教师队伍彻底分裂。 从1964 年两个四清工作组，文革初期造反派，工作组，造反派，军训团，工宣队，党委一元化领导，每次都是一派上台整另一派，来回折腾了8次。改革以后“不折腾”的政策之所以得人心，就是20多年政治运动把人折腾苦了。
1968年我在革命委员会，旁听了“清理阶级队伍”，目睹我熟悉的老师一个个被整倒整垮，战战兢兢地交代历史问题。有一天朱鉴民老师向我诉苦，说被隔离审查6天了，一刻没睡，希望看守他的学生们能安静点。我说了学生几句但没认真管。过几天听到朱老师自杀的消息，心中后悔。 文革中四中老师有5名自杀： 总务刘庆丰因贪污被隔离审查期间“畏罪自杀”，后来不知是不是冤案；其余老师肯定是被迫害致死，女教师刘承秀竟割喉而亡。
第四是领导干部遭受严重迫害。副校长刘铁岭，俞汝霖，教导主任屈大同被斗多次。受折腾最大的是校长杨滨，因心直口快得罪许多教师，拼命整她。最反对杨斌的教师王军进了革委会，此人奸诈无比，抓住杨滨一句话：“彭真水平高，四清要是林彪领导，非左倾不可”。
这话在当时可是要命的，会议记录者是教导主任赵如云。我们发现记录是伪造的，连要打倒杨滨的人一看都傻眼了，伪造字迹太明显了，他们就改口说“即使没这句话，杨斌也是走资派”。在军训团支持下1968年第二次把杨滨定为走资派， 在各班轮番斗争数十场。
也是恶有恶报，王军和本校护士奸情暴露，被我们在革委会臭骂一顿，退出革委会。1968年秋天军训团撤离，工宣队进校，他们是造反派。 但没多久被原单位作为“五一六”清理，教师队伍又翻了两个个。为派性利益某些教师丧失人性，把校长杨滨做牺牲品，捏造言论制造冤案，至今未做处理。像赵如云，王军这样的人，他们不是学生，应定为“三种人”，在他们手上是有血债的。
刘铁岭副校长也值得尊敬。 我姑姑杨荣梅说， 每年从高三政治辅导员里选拔优秀学生党员留校，北京四中著名的有刘铁岭，马凯等，他们入党时都是我姑姑亲自找他们谈话。
刘铁岭德才兼备，四清时已是四中二把手。他的一句话被当做“个人奋斗”典型，在文革中痛加批判：“我的规划是30岁当区委委员，40岁当市委委员，50岁当中央委员。”
文革开始他被打倒，区区一个处级干部，在中央单位是群众，在基层重点中学就不得了，刘铁岭在劳改队受苦极大，连续被批斗两年多。1968年延安遭灾，周总理说我们对不起老区人民，要求北京选拔一批干部支援延安，管理插队知青。刘铁岭积极报名一去5年，虽有离家之痛，但当时两地分居非常普遍，比起在四中挨批，政治上有了出路。出发前培训时我去看了刘铁岭一次。
以后再见就是50年以后我写回忆录，经我姑姑联系，访问刘铁岭夫妇。他们年近八十，身体精神很好，房子不大但窗明几净，无一丝尘土。刘铁岭是刘少奇培养的“修养式干部”，不说自己委屈，不说他人坏话。后来我姑姑告诉我，文革后刘铁岭回四中当书记，当时杨滨在市教育局当顾问，坚决反对。组织上安排刘铁岭去北京市研究部门任职，失去了再次抓重点中学的机遇。刘铁岭和我不说。二姑说他不记仇，有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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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大女附中书记卞仲耘，是1966年斗争会上当场被打死的，其子王行是我小学同学。2014年宋彬彬从美国回来开新闻发布会，公开道歉。面对卞仲耘半身铜像泪洒讲台，她说，“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
卞仲耘的家属不接受道歉，觉得诚意不够，一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她的死负直接责任。当年红卫兵打人很厉害，至今无人承担具体责任。虽是未成年人，打死人的师大女附中女生也应公开道歉。难道手上有人命，还可以心安理过一辈子不成？70岁的人了，还有什么面子可保护，还会判你的刑不成？ 没良心，没人性，死了也不得安宁。
所谓“出家修行，斩断尘缘”，说要树立信仰，就必须和家庭割断关系，通过苦修才能换来。不是靠打打杀杀，迫害他人换来的。一个是善，一个是恶，不可混同。中国在和平时期建立信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错误地纳入“阶级斗争”范畴，鼓励用暴力对待父母老师和同学，从1959到1979年30年“造神”，所谓“红色恐怖”，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出现无数子女批父母，学生打老师，全国打派仗，社会性的诽谤，侮辱人格，抄家打人，毁灭文化，这哪里是什么“信仰”，这是六亲不认，败坏基本人性。
我们当时作为学生，都受到这种极左思潮的影响，或多或少地羞辱老师，批判父母。多年来，控诉自己家破人亡的多，承担责任的少， 好像都是受害者，没害过别人。 脖子一挺，来一句“青春无悔”就算了事？
我们四中学生学习好，经商的不算太多，当教师的很多，不能沉浸于夸耀母校的自豪中。
我们许多人是造过反，批斗过校长老师的！
至今快进棺材了，难道不应做点反省吗？逃避，就是不愿意正视自己的灵魂，不应是四中学生所为。
这一段回忆录反反复复修改数十次，拿不出手，心情非常沉重。 我一生所犯错误集中于1966—68这两年多。根本无法逃避，只能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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