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帆的北京四中经历-3..

三． 红卫兵和造反派

（一）以高干子弟主导的红卫兵运动

（1966年6月—-10月）

北京市文革初期大学闹得最欢，中央文革直接培植“五大学生领袖”： 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航韩爱晶，北师大谭厚兰，地院王大宾，他们8月份揪斗王光美，策划“揪刘火线”，包围中南海一个月之久，目标是打倒刘少奇，由此扩展到全国造反夺权。但更加触及青少年命运和灵魂的是出身问题。

1. 1966年血统论大爆发，以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引起社会大辩论，代表作是谭立夫讲话，堪称历史杰作( 附件一)。

2. 文革兴起标志是以“群众暴力”取代国家权

力。 1966年北京红卫兵“破四旧”使用了暴力，反复抄家，打人愈演愈烈。北京四中墙上贴着“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校园弥漫着血腥气。最悲惨的是被抓进劳改队的校长老师，忍受非人折磨。某学生创作了“嚎歌”让他们唱：“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不老实交代，死路一条。”并注明要“嚎叫地唱”，堪称历史绝唱。

王行国老师回忆录写得逼真，学生可随意去劳改队打人，他一天挨好多次打，身体都打坏了。1968年有一段短暂解放，王兴国在校工厂工作，向革命委员会汇报发展规划，讲了两个小时，思维极其清楚。他被打成右派后，一辈子就完了，如生在改革年代，一定是优秀的管理人才。

3. 主张掌握政策的温和倾向

四中学生里出现“温和策略派”。如孔丹，秦晓，马凯，李三友等一些高干子弟，他们在高中就入了党，学习也好。作为学生骨干他们是依靠对象，但他们认为运动要通过党组织领导。1966年夏天工作组撤销了，校党委瘫痪了，高三学生以“联合团支部”名义接管校政权，随后组成革命委员会，孔丹为主任。

孔丹回忆说，在一定程度上他是被运动卷进去的，并不情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制止武斗抄家，保护本班同学，制止学生群殴老师校长。杨滨说过“是孔丹救我一命”，她当校长时把孔丹树为全校标兵。

在中山公园“四六八中揪斗工作组大会”上，北京市教育界领导跪了一排，大会开到一半，突然上来一个穿军装，戴红袖章的红卫兵，打着红旗，一只脚踩在教育局长背上，全场一片沸腾，鼓掌，喝彩。我校红卫兵领导人张小刚等上前极力拉开打人的红卫兵。

为维护秩序，周恩来叶剑英支持成立“红卫兵纠察队”，李三友起草《西纠通令》不许武斗。但纠察队到处保护老干部，和文革“整党内走资派”的目标背道而驰，终在1966年底被中央文革取缔。

1978年我和印红标在长春南湖划船，有一次长谈。我们是幼儿园，小学，中学同学，没想到大学又在一起。当时对文革有深刻反思。 印红标说，我们的思维方法要改进，不能只用文明一元论，也要用多元论；他要研究文革史。他认为，“西纠”是最早规范红卫兵运动的尝试，有积极意义。

我认为：既然文革方向是错的，那么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凡推动文革使之更激烈的行为是错的；能阻止过火做法稳定秩序，就是相对正确的。

印红标说：四中两派学生都做的不错，说明学生素质高。高干子弟是老三届里组织性最强，政治资源最多的一个群体，他们对自己利益有清晰认识。

我说：高干子弟里“温和派”有希望，文革对他们的锻炼足够大了，他们了解了国情和人民群众，以后亦不会启动文革。

20世纪80年代对文革是简单否定，对参加者不分红卫兵，老红卫兵，造反派，西纠，联动，一律斥为“暴徒”，这是不公平的。学生尚未成年，无论哪派都不是暴徒，而是“信徒”，他们是出于信仰做了错事，责任在发动者。改革开放后中央狠整“三种人”，材料入档案，不许调工作，不提拔重用，但没涉及学生，就是因为学生相对简单，里面也有许多干部子弟。

我后来六次工作调动都要看档案，是不是“三种人”。北京四中给我开过一个证明：杨帆在文革期间表现较好，未发现三种人问题，能带头上山下乡。这也是对我的肯定。

（二）造反派追求平等的努力

1. 1966年12月中央文革开万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江青讲话说纠察队是“保爹保妈派”，要抓后台。这次大会标志着中学造反派的崛起。

1967年2月份毛泽东下令“三支两军”，解放军进驻学校掌权。四月三日中央文革严厉批评北京卫戍区司令李钟奇借军训机会解散造反派；四月四日又出来维护军训。造反派大多数成为“四三派”，反对军训。 “新四中公社”的策略派王祖鄂等称为“不三不四派”，积极参加军训，取得了军训团的支持。

1967年9月成立新革委会，主任是军训团营教导员姓徐，有5位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每年级一个：副主任是许健康（高二二），委员是王祖鄂（高二二），高中（高一一），魏秋华（初三），杨帆（初二），都是新四中公社的。老红卫兵组成的“革命造反兵团”，因许多高干子弟家里出了事，只拔出工人子弟刘延安。

2. 遇罗克写《出身论》对体制批判更深入，代表了建国30年来“黑五类”子弟受压抑的心声，遇罗克被枪毙了。北京四中牟志京办《中学文革报》，赵京兴等参与了研究。这矛盾虽尖锐但毕竟会淡化，我更关注新体制内的矛盾：即高干子女和平民子女的矛盾，这是新社会内部平等和现实的矛盾，现在三代人过去，老的出身问题消失了，新的特权又产生，刚性化为新特权阶层， 从“我爸是李刚”，到“拼爹”，极其严重，证明了我的判断。

老三届四中校友，平民子弟当部级干部的有十几人。有成就的主要在文化教育界，成名成家者甚多，如陈凯歌（导演），北岛（诗人），余永定（经济学家），沈志华（历史学家），戴士和（画家），朱景文（法学家），许健康，赵京兴，张帆（经济学家），杨百揆（政治学家），刘北成（历史学家），刘世定《社会学家》，唐晓峰，杨百朋，沙亦强，刘达伟等，去外国定居的也不少。

3. 我在四中崭露头角是因在初二年级搞大批判，组织军训，大联合，复课闹革命四件事，第一件是错误的，后三件是维护秩序，相对正确。我家里没受冲击，参加造反派是出于社会责任感，和王祖鄂类似。我们是温和派， 努力促成两派联合，被选为军训排长。核心组有老红卫兵李棕，他是工人子弟原为班长。 我们这派有李彤，郑宝生，陈国恩，黄建中等，这是我第一次“超越左右”。

我全力组织军训，因脾气急躁，得罪了许多同学，没两个月就被选掉了。 刁国威说咱班不能没杨帆管事，大家同意我继续当军训排长。1967年夏天同学越来越少，我说剩我一人也要坚持。有几个同学受到感动，每天来学校和我一起搞大批判，有李彤王小钧郑宝生张立和等四人。郑宝生家在前门，张立和家在郊区农村，每天上学要花两小时，我和张立和每天下午要打羽毛球，然后他才背着书包回家。我和王小钧在研究生时期在长春遇到， 他在东北师范大学学语言，后定居美国。我们在1967年那一段共同奋斗，是难忘的。

当时我父母闹离婚，我精神非常痛苦，干脆搬到教室住，搭起课桌，铺上毛巾被，1967年夏天睡了三个月。教学楼的窗户和电灯泡全被人拆走，晚上漆黑一片，对面是空荡荡大操场，晚风吹进来非常凉爽，我的心情才得以缓解。天气冷了，我搬到一个小洗澡间的长凳上住了一年，下水道气味难闻，我都忍受了。

我为军训殚精竭虑，终于爆发神经衰弱，不能入睡，头痛的厉害，大夫开了“加当”每天一片很管用，后来我才知是强力安眠药，赶快停用，改为打篮球，半年才调整过来，但落下了病根，以后五次爆发失眠。 我扎过针灸，吃过各种药，如六味地黄丸，安神补心丸，柏子养心丸，酸枣汁，五味子。我自学《农村医生手册》，因自己病太多，也成了半个大夫。40岁以后断断续续吃安眠药直至今日。安眠药没那么可怕，副作用不大，只是有抗药性，不能连续吃。现在我仍睡不好觉，办法是洗脚，按摩穴位，听音乐，自我暗示。我和失眠斗争了一辈子。结婚后家庭和睦，特别是道路经济研究所不坐班，可睡午觉，没了紧张因素，失眠才得以缓解。

1967年我们坚持了一暑假，10月份开始“复课闹革命”，课桌课椅早被偷光，我们挤在几个长条木板上上了一个冬天课，窗户用木板钉得严严实实，是不是很冷我记不得了。我班从1967年3月到1968年上半年，一年多基本没间断，其他班早没人了。有一次高永迈晁明中刘深到我家，无意间看到我母亲写给法院的材料，才知我家不幸，他们很是感动，晁明忠至今还说，我在少年时代对他的思想有影响。

我经常想，当时大家都逍遥，我非要搞军训，喊着口号，排队练操，复课；为了搞“斗私批修”我反复和许多同学谈话，动员他们“灵魂深处闹革命”，甚至把自己的身体累坏了，这样的努力值得吗？

我的信仰与“三观”很早树立且很牢固，在以后两年失业，8年工厂，7年大学重病，各种挫折苦难中，在反对学术抄袭作弊中能坚持下来，全靠信仰的力量。少年时代既已树立了信仰，再放弃或更换，有害无益。

我1990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共和国第三代》， 概括老三届心理的基本矛盾是“传统心理结构与现代思想内容的矛盾”， 我以后抛弃和反思的是“极左”的内容，而不是信仰本身。

对其他同学来讲，我费尽心力把大家拉倒一起一年，有什么意义？

北京四中高干高知弟子成群，最感压抑的是贫苦市民子弟。 我班高艳洲出身贫寒，大家叫他“小市民”，他深受刺激破罐破摔，常在班里胡闹。 经我多次谈心，他做了“斗私”发言，声泪俱下，从此变成一个有追求的，积极向上的人。后来他去香港投奔兄嫂，奋斗30年，现携全家移民英国。

另一同学王觉非，其父当过司徒雷登秘书，戴“历史反革命”帽子30年，在协和医院负责挂号；他母亲没工作，年不过40 已须发斑白；4个兄弟姐妹，全家挤在两件破平房里。我去他们家多次家访，他父亲说无论多困难也要让孩子上大学。王觉非去内蒙插队又得了肝炎，每年回家先找我借自行车，一借就是一个月，我即改为跑步上班。由于表现优秀，王觉非终于克服了出身的限制，被推荐到内蒙古外语学院当工农兵大学生，还在同学里娶了一位教授女儿为妻，可谓苦尽甘来。后来王觉非移居美国，和同学不再来往。他父亲说，儿女们要接他们老两口去住，他们都不去，那个破平房已住惯了。

1968年底插队前，有几个同学向我借钱，每人20元。其实我父母正闹离婚，父亲每月只给我15元，母亲每月工资100元，当时心情极坏。我怎么好意思拿母亲的钱借给同学？ 这次倒是母亲比较大方，她看到郑宝生艰苦好强，颇受感动，送给他一些衣物。至今还有一位同学没还钱，且再不见我。 以后我看见小说里说：“不要借钱给朋友，这样既失了钱又失了朋友。”真是伤心悟道之言。此类事我做的多了，只当捐献。

作为革委会干部，我曾去郑宝生妹妹学校讲情，希望把她分在北京工作；我也主动报名去山西插队。以后失业两年，没在毕业分配方面得四中一点好处，同学们对我，才真的有点佩服了。

有一天我看到王小棣用自行车驮着他母亲去医院针灸，他母亲每年冬天要犯腰痛病，痛的起不了床。不仅花钱而且太麻烦， 腰痛怎能坐自行车？ 我给他母亲试着扎了几次，他母亲说挺管用，非常高兴。

有一张我们班同学打着“红卫兵”旗的照片，一群16岁的孩子，是那么年轻，脸上充满稚气，手捧红宝书，挂毛主席像章，十分虔诚。 1968年许多同学参加了《新四中公社》合唱团，唱《长征组歌》一个暑假。这是冲着“老红卫兵”去的。刘辉宣组织了一个干部子弟合唱团，到处唱《长征组歌》。我们造反派也唱，表示的就是这样一个意思：革命不分血统，你们要继承革命事业，我们也要继承。

造反派在政治上紧跟中央文革“打击走资派”是错的，但在一般社会学意义上，挣脱出身枷锁，自己组织起来自称“红卫兵”，是争取“人人平等”。出身不好的学生不能考大学，不能串联，不能组织战斗队，这是政治歧视。我不相信班里同学就不想获得这些权利。后来我在工厂8年，常组织青年去天安门广场参加集会，由人事部门列名单，出身好的每次都可以去，出身不好的轮流去，他们都感到很荣幸。

打破出身限制，争取权利平等，是正确的；但文革以“群众造反”强行拉平三大差别，杀富济贫，这种争取社会平等方法，不能带来真正社会平等，只能形成特权阶层，扼杀个人积极性创造性，造成社会大倒退。这是我在文革末期才领悟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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