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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钞机的轰鸣声：央行发行的钱都去哪儿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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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瓦格纳加速期
财政的钱都去哪儿了？

在中国，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支持财政政策，政府债券融资工具、结构性和政策性工具促使央行货币政策愈加   “准财政化”。财政口发出需求，货币口提供资金保障。与美联储相比，中国央行更少采用公开市场操作，更多使用信用扩张、利率政策来满足财政口的资金需求。
银行口的资金通过债券市场、融资平台、土地拍卖和税收系统进入财政口后，财政的钱去哪儿？可以从三个指标来看财政支出：

一是公共福利支出：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约为35%，

而世行统计数据显示，德国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82.5%、西班牙80%、日本68.9%、美国65.5%、韩国64.1%，新兴国家的俄罗斯67.7%、南非58.9%、印尼56.5%。
2022年教育、卫生健康、社保和就业的公共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37.7%，其中防疫需求推动健康支出22542亿元，比上年增长17.8%。

二是公共投资支出：公共投资占社会投资的比重约为36%，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显示，德国公共投资占社会投资的比重为10.9%、意大利13.5%、韩国15.4%、英国15.6%、法国16.2%、美国17.2%，新兴国家的巴西18.2%、印度22.3%。（注意，这个指标是占社会投资的比重而不是占政府支出的比重）。

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主要用于公共投资）11.05万亿，加上农林水、交通运输、节能环保、文化旅游体育四项共计支出4.37万亿，二者合计占广义财政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的比重为41%。全年，固定资产投资57.21万亿元，其中国有投资占比为45%。可见，公共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的比重还在扩大。

  三、公共薪酬支出：公共薪酬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30%-38%（估计），

而世行统计数据显示，德国公共薪酬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为5.8%，日本5.9%，美国9.4%，韩国10.1%，法国18.2%，印度9%，俄罗斯14.4%，印尼15.5%。
由于各级财政部门未公布公共财政所承担的工资支出，公共薪酬总额和占比缺乏明确数据。只能根据政府、党群、事业编、国企等体制人数来推算。其中，出入比较大的是事业编和国企人员。具有盈利能力的事业单位和国企，工资不从政府口出，亏损的由政府补贴。事业单位和国企因具有垄断性质，即便盈利所得支付工资，本质上也是公共财政（纳税人的钱）支付工资，但不纳入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

与全球其它国家相比，中国财政支出存在一个明显的特点：重投资、弱福利。从趋势演变的角度来看，近年公共投资比重在增加，但公共福利的支出压力也在增加。
一方面大基建时代正在远去，基础设施逐渐趋于饱和，公共投资收益率越来越低，政府债务规模和债务风险越来越大。

我在课程《日本经济简史》指出，日本在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增长可以概括为强投资、强出口，经济高度依赖于基建和制造业投资拉动。这是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奇迹的早期路径，跟过去中国的模式很接近。强投资受很多因素驱动，包括转型国家的基础设施落后，大量劳动力和廉价土地吸引欧美技术和资本转移投资出口制造业，而出口制造业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同时，出口实现大规模创汇后，又在相对强政府主导的财政、货币、金融、产业和土地政策下反复投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
  这种模式后面遇到的挑战，也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些问题，主要是投资收益率下降和政府债务攀升。

数据显示，2022年，国有控股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上升至10.1%，但是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下降到3%，国有企业利润同比下降5.1%。 国有投资快速增加，产出增速却下降，利润甚至出现萎缩。即便剔除疫情因素，最近十年，以基建投资为主的上市公司财报显示，基建投资的回报率在持续下降。
债务方面，2022年全国发行再融资债券26110亿元，占全年债券融资总额的35%。全年地方政府债券到期偿还本金27758亿元，其中发行再融资债券偿还本金23910亿元，占比达到86%。再融资债券融资大量用于偿债，说明存在明显的   “以债养债”倾向。
同时，付息成本持续增加。全年债务付息支出11358亿元，比上年增长8.7%，增速仅次于卫生健康项目位列第二。当然，这还没加上地方数十万亿的城投债，贵州等部分地区已出现城投债重组的案例。

另一方面老龄化时代加速到来，中国   “人达峰”后，生育率滑坡，劳动人口下降，退休人口增加，养老金和医疗开支将持续增加，公共福利兑现压力持续增大。
当下，依靠公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而公共福利的开支又将大增。中国需要大刀阔斧地改革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将财政支出口径从投资基建全面转向普通家庭福利。
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发现，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增加，人们对公共用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政府开支也将持续扩大。这一过程被称为   “政府活动扩张法则”，又称“瓦格纳法则”。这位反对自由主义的财税学家主张借助财政力量建设公共事业，其代表的社会政策学派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德国的福利制度建设。

  根据各国历史综合经验，当人均GDP在1500-15000美元时，国家正处于工业化时期，公共用品建设主要是铁路、港口、道路等基础设施；当人均GDP在10000-25000美元时，国家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公共用品建设转向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公共福利。而且，伴随着老龄化，公共福利需求将大幅度增加，支出增速将超过经济增速，政府财政压力大增。
  当人均GDP步入10000美元时，公共福利需求和开支将加速增长。这一过程被称为   “瓦格纳加速期”。
美国在1978年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德国是1979年，日本是1981年，韩国是1994年。1979年，德国进入   “瓦格纳加速期”时，已进入深度老龄化、低生育阶段（65岁老人占比15.6%、总和生育率跌至1.38），养老支出大增，并在“两德”合并后两次改革养老金。日本在1981年进入“瓦格纳加速期”后，加速深度老龄化，65岁老人占比从9.55%快速上升到1994年的14.44%，总和生育率从1.74下降到2005年的1.26。
  2000年之后，德国和日本的财政全面转为福利型财政。

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开始进入   “瓦格纳加速期”；2022年人均GDP为1.27万美元，同时老龄化提速，生育率滑坡，人口开始进入负增长，养老、医疗等福利需求将持续快速增加。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老龄化速度更快。从深度老龄化到超老龄化，德国持续了36年，日本用了12年，中国预计只需9年。预计到205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占总人口30%以上。
所以，中国正进入   “瓦格纳加速期”，需将财政支出方向从公共投资全面转向公共福利，将公共投资占比快速降低到20%以下，将公共福利支出占比逐步提升至50%以上，全面增加普通家庭的社保、医疗、住房、生育、教育等公共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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