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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国家、企业和组织为何失去信用？

我们从此不再相信任何一种元叙事，似乎看起来会让我们进入一个纯粹理性时代，那么这会是一件好事么？

首先，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长期的问题，因为人类文明自诞生以来就在不停的相信不同的元叙事，任何短时间内给出的结论都是不可靠的。

但缺乏元叙事对现有社会形态的短期影响必然是负面的，因为正如上面提到的，我们现有的人类社会的很大一部分是一直依靠元叙事来运转的。

早在 1970 年，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利奥塔德《后现代状况：关于的知识的报告》中就将“元叙事”定义为“现代性的标志”，而元叙事的瓦解则意味着后现代的开始。

这一波后现代主义思潮所对应的是美国“垮掉的一代”与“嬉皮士文化”，而中国预计要到 00 后或 10 后才会面临这样“富足的烦恼”。

元叙事的存在对人类社会的客观好处并非是给我们一本说明书，使之可以用于指导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而是为了让我们相信未来、相信彼此、相信共性，以实现更大规模的社会协作。

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对于大多数哪怕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公民来说，往往也并不能理解诸如现代交通系统、现代金融系统、现代医疗系统是如何运转的，对这些系统抱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科学态度会显著降低现代性所带来的便利。

一名患者敢于让一个陌生的医生向它的静脉中注射药物，并不源自于这名患者充分理解药物的分子式以及药代动力学原理，而是基于它相信这些静脉注射剂在上市之前有一整套科学的安全与效用的检验机制，同时眼前的医生之所以开出这样的药方，也是因为他经过了专业教育的系统训练与考核。

更多的情况下，我们的无知是二阶导数：大多数的患者也并不了解或详尽的了解那些“科学的药品审核”和“科学的医师训练”指的是什么，只是迷信这一治疗的科学性（尽管这些治疗可能确实是科学的）。

这种“迷信”是有益的，因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导致了它的运作方式远远超出个体乃至小型、中型组织的理解能力。

而我们一旦参与到现代社会的运转当中，又不可避免的牵扯到那些我们所不知道的领域（即便你不是医生，也要接受治疗）。

因此，我们必须在自己所熟识的领域之外，信任那些在该领域专精的人或机构或系统，整个现代社会才得以运转。

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即由科技生产力驱动的现代社会，本身是基于大多数人足够“迷信”才得以运转的。

而显然，狭义信用制度（包括政府公信力、企业信用、社会组织信用、人际信用）这一古早概念已无法跟上互联网时代的节奏。

同时，互联网又赋予了我们无与伦比的质疑能力。

一个现代阴谋论者通过互联网广搜资料所生产的文章，可能比一个世纪前的正经科学论文更具“可信度”。

这一模型最好的验是 2019 年获得普利策奖的纪实文学《坏血：一家硅谷初创公司的惊天谎言》中所描述的故事。

故事描述了一个几乎毫无医学背景的创业者，在被誉为全球医疗监管最为严格的国家，展开的一场长达 12 年的大型医疗设备骗局。

从其主人公自斯坦福辍学开始创业的 2003 年，到《华尔街日报》首次系统性报道其骗局的2015年，其骗局维持超过 10 年，涉及数十万人。

且没有受到美国任何监管机构的阻挠——尽管有至少 5 个部门应该为此事叫停。

网络的精确记忆和广泛传播，使得信用受损的影响与速度远远超过以往时代。

由在政府公信领域，这一问题表现的尤为突出。举一个抽象化的政治例子：

设 A 国拥有 3000 万人口，B 国拥有 15 亿人口，即 50 倍人口。

设 B 国的国土面积也是 A 国的 50 倍。

设两国犯罪率相等。

在非互联网时代，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由于犯罪率相等，因此 B 国的净犯罪数量应当是 A 国的 50 倍。 

由于 B 国的国土面积是 A 国的 50 倍，消息传播速度与地缘相关那么 B 国每一个个体每日在本地媒体上目睹凶杀案的可能性与 A 国相等。

A 国和 B 国的国民会认为两国拥有相同水平的治安。

在互联网时代，会变成这样：

由于犯罪率相等，因此 B 国的净犯罪数量应当是 A 国的 50 倍。 

由于网络媒体往往以语言为边界，且媒体每日可推送的消息大幅上升，B 国任意地区凶杀案均会在全国性网络媒体上传播。

B 国每一个个体会看到 A 国 50 倍的犯罪报道。

B 国人觉得自己的国家治安烂透了。

在过去，治安事件按照概率均等的分布于 B 国 50 倍大的国土上，并以地方报纸、广播、电视等渠道传播，依照治安事件的等级只影响那些与事件相关或地理位置相近的公民。

只在一个治安事件演变为地区无法解决的问题（极恶性治安事件）时，才被其它区域公民注意。

在网络环境下，由于传播速度的提升与门槛的降低，B国内任何一地发生治安事件均会被视为全国新闻受到全体 B 国公民注意。

由于人们往往在治安问题上带有强烈的共情能力，大众会将每一个发生在其它地区的治安问题当成是与自己相关的问题，从而忽略了 B 国的犯罪率可能一直很低且与 A 国水平相当，这会使得 B 国在治安领域的公信力以 50倍于 A 国的速度流失。

如果你觉得这个例子并不存在于现实，那么不巧，这里刚好有一个现实中的例子：2018 年是滴滴的“灾年”，连续几起涉及滴滴网约车的恶性治安事件将这个每年承运 200 亿人次的出行公司推到风口浪尖。

这里特意说出滴滴的承运数字，并不是为了夸滴滴。而是因为，200 亿这个数字刚好与上文的“人口 50 倍”概念相符，滴滴在 2018 年的全国承运量以数十倍于全国所有传统出租车公司的总和。

如果从冷冰冰的数字角度来讲，在滴滴深陷舆论风波的那段日子里最高法就曾计算过[12]，网约车司机每万人案发率为 0.048，传统出租车司机每万人案发率为 0.627。

因此，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乘坐网约车的人身安全性比出租车高出一个数量级。要知道，对于任何可能的风险来说，只要拥有无限次重试的机会，风险就一定会暴雷。

比起传统出租车，滴滴更接近“无限次重试的机会”。传统出租车不仅总运量在 2015 年后远小于网约车总运量之外，“传统出租车”这五个字并不是一个能够被公众聚焦关注的统一品牌。

用更白话的方式来说，每个城市都有几家相互独立的出租车公司，甲城市出租车公司发生了恶性事件，根本不会在舆论上引发乙城市民众的共情。

但全国无论哪个城市的滴滴出现一起恶性事件，都会引起全国滴滴潜在用户的关注。

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我们无法让大众意识到绝对安全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滴滴就永远无法从这种指责中被释放出来。

这种指责在很多时候会凝结成一种力量（往往以过度监管的形式出现），形成阻碍技术进一步发展的枷锁，也让技术本身失去了自我修复的能力。

至此，我们便不再相信“网约车”是一个“好故事”了。

而这正让我们回到了本节的开头——元叙事的倒掉是现代性自反性的开始。

尽管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元叙事的目的并非是让我们依照元叙事所讲的一五一十的走下去，但元叙事是我们凝聚共识并形成迈向美好未来行动力的重要线索。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因为不相信所以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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