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是人类历史的一段弯路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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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13 , 706 , 0 ,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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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未能缩小社会格差


2005 年 4 月 5 日,《世界是平的》一书在美国出版,两年之后这本书铺满了中国每一家书店和天桥上的盗版书摊。

一个由贸易网、金融网和信息网紧密交织的平坦世界徐徐展开,互联网被认为是使这一平坦世界成为现实的最后一块拼图,再也没有什么能因素可以阻止人类在广阔的地标上连为一体。

互联网会让世界变平这一承诺也深深地印刻在许多人的脑海之中。


这种承诺基于一种很天然的假设:如果你可以通过金融网获得美元、你可以通过贸易网购买美国的商品、为美国公司工作、你可以通过互联网浏览美国的信息、获得美国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你就是美国人,反之亦然。


然而这种天然的假设并不正确,它完全忽视了区域间成百上千年的文化差异与经济基础差异。

作为信息连接器的互联网与全球金融和贸易网一样,它仅仅意味着将网络的两端连接在一起并不意味着会使得两端得到平衡。


正如全球贸易网打通,在历史上酿造了欧美对印度、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殖民,金融网打通构成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前提条件一样。

互联网连接一切之后,信息差并不会自动抹平,但确实会创造更多利用信息差的商业机会,而其中的一部分甚至会演变为基于信息的新型剥削。


在这里,我们从三个不同层面解释上述内容。        

第一个层次十分浅显:即在微观层面面临的“奶头乐”问题。

关于奶头乐理论本身,在这里不再赘述,我并不同意奶头乐理论的全部观点,这里只是借用奶头乐指代“免费、易得、娱乐性高的娱乐方式”。

“奶头乐”引发全民沦丧是一个伪命题,但“奶头乐”确实会引发信息格差问题。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唾手可得的娱乐产品平等的降临每个人的指尖,但只有那些数字素养较差的群体才会深陷其中。

互联网在这些沉迷“奶头乐”的人中,起到的是增加信息格差的作用。

免费易得的娱乐产品会占用更多他们原本有机会获得学习和晋升的时间。


而对比之下,对于数字素养较高的人来说,这些娱乐产品仅仅是他们网络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更加懂得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管理自己的互联网行为,利用互联网获取更多的信息、知识与机会实现个人生涯的进步。

用更简单的话说,就是城市里的年轻人可以利用网络学编程、求职、拍Vlog、学外语、结交贵人。

而对乡镇青年、厂哥厂妹、进城务工人员来说,网络只是洗脑神曲、擦边球直播、劣质游戏、境外非法赌博网站与现金贷。


“奶头乐”并非全民问题,它只是网络带来的信息格差问题的子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此前从来没有人意识到互联网有可能增加信息格差而不是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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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网络普及使信息格差增加”都是一件不曾预料的事情,到今天为止许多观点依然认为“是否能连接互联网本身”是影响信息格差与数字鸿沟的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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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世界各国政府、慈善机构、商业组织扶持了海量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终端发放福利(免费的手机与电脑)。

在 2018 年皮尤针对美国人的一项调研中显示,白人、黑人和西班牙裔美国青少年中智能手机的普及率都接近 100% [1],但这并没有对他们的学业或就业产生促进作用。

不仅仅是智能手机,即便拓展到当今已彻底“沦为”生产力工具的 PC,使用率对就业与学业也无直观影响[2]。


除皮尤的这份调研外,杨百翰大学选举和民主研究中心(2019)[3],离异或单亲家庭中31.9%的青少年每年在屏幕上花费的时间超过3个小时,而这一数据在双亲和睦的家庭中为15.1%。

在已婚的白人家庭中,54.7%的青少年每天花在屏幕上的时间不到一小时,在同一类别的黑人家庭中,这个数字是28.4%。

白人双亲家庭中,每日使用社交媒体1.5小时以上的青少年占17.2%;而黑人双亲家庭中,这一数字上升到32.1%。


这些结果与 Common Sense Media 在 2019 年[4]、美国西北大学在 2011 年的近似研究[5]相互验证。也即,互联网对于原本就处于经济弱势的人群来说,正面作用远没有负面作用来的显著。


另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是,在中国,对于一个身边没有父辈直接管教的留守儿童来说,再严格的防沉迷系统也是失效的。

因为这本质上陷入了一种对抗思维,而一家企业、一个平台、乃至一个政府是不可能与千千万万个儿童的“战斗”中取得胜利的,只有他们的家长可以。


这种对同一媒介不同使用方式的鸿沟,被称为“三级数字鸿沟”,这一概念最早被荷兰特温特大学著名社会学教授Jan van Dijk在2002年提出。

该概念关注在可以同样流畅熟练使用互联网的情况下(已越过前两道数字鸿沟),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网络习惯所导致的自我构建。


在这一方向上,有许多论文验证了在相对富裕的人群中互联网的作用更积极,而在相对贫穷的(但可使用互联网)人群中互联网的作用更负面。在此不做更多引用。        


中观层面,互联网对全球的链接构成利用信息格差进行剥削的基础条件,这一现象在美国与欧洲之间十分明显。

我们都知道,互联网服务与商品具有地域上的无边界性,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在过去30年中并不存在“互联网海关”。


而这导致了一种现象,即一个地区的互联网公司,可以绕过税收、法律、经济政策等一切构建现代社会的元素,在另一个地区经营。

用一个不严谨的例子来说,在过去任何企业如想面向欧洲用户做广告,其广告交易行为必定发生在欧盟境内,因为广告公司必须在欧洲诸国境内持有广告媒介资产(如日报社、电视台、广告牌等)。


随着广告交易的发生,广告公司必定按各国法规规定缴纳对应数额的税金。而在互联网时代,任何企业可以在任何地点通过 Facebook 和 Google 向欧洲用户投放广告,广告的实际交易地可能是广告主自身所在地(通过所在地的 Google 代理),亦有可能是 Google 或 Facebook 的默认属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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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是说,一家中国公司向欧洲投放广告,广告交易所产生的 GDP 及相关税利归属于中国或欧洲。
这比实体贸易中的任何一种避税模式都要精妙,因为它实质上让一次关于欧洲民众的销售行为,在物理空间上与欧洲完全不发生关系。


虽然税收在大众语境来说并不是一个十分讨喜的词语,但不得不重申的一点是:目前这个地球上的大多数国家,依然需要依靠税收来维持其对国民的安全保障、福利供给和基础设施供给。


Facebook 和 Google 可以轻易的收割欧洲用户的注意力,并产生经济价值,而这些价值最终却主要流向其它地区不是在欧洲本土。

无论这是否是互联网公司的原意,但这客观上构成了数字时代的新型经济殖民,削减欧盟诸国社会福利的资金来源,而欧盟境内的国民却很难注意到这一点。


这一现象的本质,是由于互联网服务与互联网商品背后,大多依然由一个实体企业来进行运作。

而诞生于资本主义革命早期的“现代企业制度”其实已不再现代,其局限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原子经济,具有很强的贸易网属性。

基于对现代企业制定的现代经济与税收制度同样过时,使得互联网的经济效益并不会随其商品和服务的穿透而穿透。


这与几个世纪以前全球贸易网出现端倪时所发生的的现象有极高的相似性,第一次及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做的每一件事情在微观层面上都是有益的。


站在“政治不正确”的立场上,殖民主义打开了落后国家的市场,让这些国家的消费者得以购买到更为优质、廉价的商品,随着贸易网也使得先进思想流入这些国家继而在全球引发了资本主义革命推翻了大多数的封建王朝。


但这并不能抵消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无数的“落后国家”及其民众在鸦片贸易、奴隶买卖、侵略战争、内乱中所受到的巨大苦难。

尽管从整体人类历史的视角,资本的原始积累被视为必要的,在其特定的历史阶段有时代的“正当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为了发展在二十一世纪再重来一次。


欧盟近年来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并推出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和《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COD)等法规,但截至目前为止这些尝试都没有很好地效果。


由以GDPR为甚,其生效后对欧盟本土互联网企业的打击比跨国巨头更加显著,已成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如何在贸易保护主义和被经济殖民之间寻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暂时还没有答案。         


宏观层面,风险顺互联网蔓延的速度远超于经济利益和福祉,这会长久的影响人类的社会治理形态,乃至最终可能使我们的历史走向发生变化。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会在第四章“风险社会的最后一根稻草”中详细论述。


日本东京Japan Tokyo城市风景-人文景观与自然风光和谐交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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