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柴劣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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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本小册子，记录耻辱，也记录自尊，既是不光彩的自供，也是荣誉的宣言……

——斯蒂芬斯《城市的耻辱》

十八大后，多位省委书记落马。其中之一，便是在2016年两会上表现尴尬的甘肃省省委书记王三运。

2017年7月11日，中纪委发布消息，王三运接受组织审查。其时，王三运已离开省委书记岗位，在十二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上。 

中央纪委电视专题片《巡视利剑》披露了王三运家族腐败细节：“我（王三运）儿子和我两个外甥，他们到甘肃来搞什么业务，搞什么承揽工程。我那两个外甥，对我们家的帮助都非常大，经常给我们出钱装修房子，还给我们在贵阳买房子，这样实际上把这个关系就搞成一个相互利用关系了。”王三运先后担任过贵州、四川、安徽、福建四省的省委副书记，不少在这些地区和他联系密切的老板，在他任职甘肃省委书记后尾随而来。

2018年10月11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了王三运受贿一案。检方指控其在1993年至2017年，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入股银行、工程承揽和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受贿6685万余元，王三运当庭表示悔罪认罪。

恰如孔尚任在《桃花扇》给我们留下的名言：“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这位在贵州出生的高级干部嗜酒，且只喝茅台，酒后即变身“麦霸”；爱戴名表，讲话动情，爱用排比句。在甘肃，王三运提出三大示范区——甘肃建设华夏文明示范区、河西走廊生态文明示范区，以及以兰州新区为核心的商务示范区。这三大示范区，除兰州新区是在前任省委书记任内立项，其他两个都是王三运提出的。

甘肃的河西走廊，是蜂腰地形，有积雪的祁连山一线蔓延，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涵养的水源，是500多万百姓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但违规开发活动触目惊心，不少违规审批、未批先建，局部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由此可见，王三运所提的河西走廊生态文明示范区，只是表面文章。

2014年到2016年，最高领导人对祁连山生态保护问题多次作出重要批示，然而王三运只以形式主义相应对。中央对祁连山生态破坏处理通告是这样说的：“虽然有体制、机制、政策等方面的原因，但根子上还是甘肃省及有关市县思想认识有偏差，不作为、不担当、不碰硬，对党中央决策部署没有真正抓好落实。”

《巡视利剑》批判说：王三运“自身有贪腐问题，在工作中必然不敢去动真碰硬，导致中央一些重大决策部署在甘肃得不到落实，造成严重后果”。中央的调查说，王三运严重污染甘肃省政治生态，严重损害党的事业和形象，必须严肃处理。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2017年7月2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上，有一个罕见的破例：左边是一篇是《中办国办就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发出通报》，右边评论员文章《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一般来说，人民日报的头版都是各地发展的经验总结、“正面报道”，但这次甘肃却被中办和国办联合发文公开通报批评，加上党报评论员，如同两块示众的警示牌。

被《通报》点名的甘肃各部门计有：甘肃省委省政府、省安监局、省国土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环保厅、省政府法制办、省林业厅、省水利厅、省能源局、祁连山保护区管理局、张掖市委市政府、张掖市肃南县、武威市天祝县、甘肃电力投资集团等，涉及党口、政府口、企业等16家机关单位。

“在一个祁连山的生态问题上，多个部门都没有守住自己的责任和底线，让恶政一路绿灯。官场怠惰如此，实堪痛心……”人民日报旗下的新媒体账号《侠客岛》，并将甘肃官场暴露的毛病总结为六个字：拖、瞒、推、骗、怠、懒，最后是“无法无天”。“甘肃的官场生态出了大问题！各级干部不妨把这份《通报》高悬案头，做一个当代的《官戒》。” 

直到2018年4月，《侠客岛》仍在质问：“甘肃官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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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也有糊涂的时候，领导糊涂的时候，群众是清楚的。

——范长江《记者工作随想》1961年

甘肃，是呦呦鹿鸣的鹿鸣君常去的地方。鹿鸣君曾经花费一个月时间，完全在户外，与一众朋友徒步河西走廊，接触沿线群众，品尝沿途无数种有名无名的各类面食。与其说，居住在这片土地底层人民，保留着一种少有的淳朴，不如说，他们一直缺乏一个好的环境，将自己的天赋发挥到极致。某种程度上，这个作为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的省份，甚至还没有完全彻底摆脱清末同治陕甘回乱的阴影，文化屡屡断层。

在兰州城区，鹿鸣君曾注意到，有一句话被镌刻在显目处：“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这句来自《中庸》的话，一度被有关方面提炼为“甘肃精神”，凸显甘肃人惯于吃苦的特质。

这句话容易让人瞬间记住，细想，却藏有一个缺陷：它并未解释，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官员，到底为了什么而“十之”、“百之”？

我们也不免疑惑：为什么聪明的甘肃人，在一个历史悠久、资源丰富的省份如此吃苦耐劳，却不富裕，甚至在西部还落后了呢？

这方面，“十年砍柴”的意见值得参考，鹿鸣君注意到：在一篇已经消失却令人印象深刻的网络文章中，这位将甘肃视为第二故乡的文史作家，对今日甘肃表达了由衷痛心和着急：

“情何以堪呀，这四十年兄弟省份都在大步向前，而甘肃呢，几乎是在原地踏步踏。”

在改革开放最开始的1978年，甘肃还不算太落后，GDP超过了内蒙、贵州，和福建、云南差不多。而当时的人口，甘肃是1870万，福建是2453万，云南3092万，贵州2686万，内蒙古1823万。到了2014年，不要说和福建比，在整个西部，经济总量仅仅强于人口远少于自己的青海、宁夏、海南、西藏，连续五年平均增长率为全国倒数第一。

甘肃资源丰富，今天甘肃的落后主要原因，不是自然条件，那是为什么呢？

作为观察者，十年砍柴认为，1978年及此前的计划经济时代，甘肃之所以发展相对还不错，还是人的因素起最重要的作用。“一五”时期重点项目的建设，构筑了甘肃现代工业的基本框架，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涌向甘肃，兰州一跃成为中国西北工业重镇。东部、中部来的人才遍布甘肃各大厂矿、院校、医院、科研文化单位和行政部门，使甘肃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有了相当大的改观。“胡、温二位从清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同年来到甘肃，在此度过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然后进京，直到高位。这两人的经历就是经典的事例。”

1974年，一位著名的地质勘查员在甘肃肃南县红山林场编写《1∶20万祁连山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时留影。

这几十年来，孔雀东南飞，但甘肃人才流失尤其突出，云南、贵州、新疆为什么超过了甘肃？一大原因是这二十年来甘肃干部队伍的本土化现象严重、“逆淘汰”效益凸显。兰州大学毕业的十年砍柴说：“从兰州大学校区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搬到兔子不拉屎的榆中县乡村就可以看出，甘肃官员的眼中，有没有一所全国知名大学，似乎意义不大。” 

还是回到人本身，“甘肃精神”所缺失的那个点：为了什么，去“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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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

——普利策

很多事情，只有放在历史的维度，才会更加清晰。

在1988年4月1日的《中国青年报》头版上，鹿鸣君找到这样一篇报道《武威地市领导压制新闻批评大发武威》，作者是马季元、孙凯、马应珊。

这篇报道讲的，是另一个媒体与武威市领导的冲突故事：武威市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一个基层代表座谈会上，代表们就农业生产、水利设施、粮食定购、农用物资、物价、教育、市政建设、干部作风等问题，反映了基层的情况，提出了批评意见。

《武威报》记者，将座谈会发言整理为《人民代表的心里话》，经有关部门负责人阅后见报。不料，武威市市长柳宏克看到报纸后大为恼火，地委书记杨作林与其他几位地委领导就这篇文章提出了六条看法和五条建议，认为“报社处理方式不对”,“对领导作风的指责不准确、打击面太大”等等。地委决定：扣发尚未发出的报纸，已发出的全部收回。

报社奉命派出8名记者，两人一组，沿武威市东西南北四条大街挨门收报。参加收报的一位记者说：“我跑了一整天，去了几十个单位，接触了上百人，都说这篇报道说的是实话，是人民的心里话。”有订户说：你们说清楚，这张报错在哪里？说出了，就拿走。

8名记者奔波一天，只收回了110份报纸。还有人挖苦说：‘武威报办了三年，就出来这么一期说实话的好报，你再收掉，还办啥哩？’”事后，武威市满城风雨，人们争相传阅未被收走的报纸。

3月19日，订户们收到重印的16日报纸，一条一般性的会议消息代替了原来的座谈纪要，上面还刊出一条启事，要求读者“自行销毁前一张报纸”。

在当时的甘肃环境下，《中国青年报》做出这个报道，并不容易。据一年多后的1989年8月期刊《新闻研究资料》记载，当时，甘肃日报、新华社甘肃分社也都了解这一线索。新华社甘肃分社的记者采访后，将报道发到总社，值班编辑不同意发稿，还同甘肃分社负责人争执起来，认为：“地委有权收报纸”。

只有《中国青年报》拍案而起。

报道引起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李子奇重视，1988年4月4日下午，甘肃省委召开书记办公会议，武威地委书记杨作林汇报并检讨。李子奇严肃地批评了杨作林：在改革开放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今天，在全国人大会召开期间，发生这样的事件，性质是严重的，希望武威地委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全省各级党委以此为戒。

4月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武威地委书记感谢本报批评》。最终，这组报道获得1988年全国好新闻评选一等奖。

可惜，几十年过去了，当时报道的记者已经纷纷退休，在如何面对新闻媒体方面，武威似乎无视前车之鉴，武威发得越来越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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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老兵，血不会冷。

——2019.01.10

2018年7月13日，甘肃廉政网发布消息，火荣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调查。2019年1月10日，甘肃省纪委监委消息：火荣贵双开。

在405字的通告定性中，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这两点：“权力观、政绩观、道德观严重扭曲，心无戒惧，蔑视纪律红线，胆大妄为；蛮横霸道，把主政地方视为私人领地和独立王国。”

曾经满怀新闻理想的《兰州晨报》记者张永生，在获释之后，再也没有从事新闻工作。被抓事件一年之后，《上游新闻》记者去访问了他，注意到他烟瘾变得比以前大，每天经常闷在家抽一包烟，很少出门，走在路上会不时回头注意身后是否有人，和熟人谈话时会主动关闭手机。

44岁的张永生是武威当地人，父母至今居住在乡下，两个弟弟在武威城里打工，家境都一般。张永生在家里文凭最高，上过大学，在城里买了房，是一家的骄傲。

至少从公开信息看，无论是火荣贵，还是王三运，他们的下台，都与张永生记者被抓并无关联。在俩人合计接近一千字的“纪委经查明”描述中，并无一字与其有关。

他们的命运曾经发生交集，纵使一度如火星撞地球般激烈，终归属于两个世界。

就在火荣贵被双开的同一天，《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在微信朋友圈中写了一段话：“说着说着哭了；说着说着笑了；一生中能有几个这样的夜晚，一生中能有几次不想说再见，谢谢你们，我爱你们。”这段话，并未明言，但已经是一个私人宣布：即将离开已工作二十年的《中国青年报》。 

刘万永曾经是十八大代表，据我所知，是唯一一个以一线调查记者的身份入选的代表，因此，江湖人称“刘代表”，亦有“藏獒记者”之名，其代表作包括《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公安局政委女儿冒名顶替上大学》等。“刘代表”的离开，在新闻界带来一片唏嘘。

1988年，是《中国青年报》写出《武威地市领导压制新闻批评大发武威》报道，其时，“马三爷”这样的记者已经在武威担任站长4年；

2016年，是《中国青年报》报道了省委书记王三运对武威抓记者事件的表态，其时，“马三爷”这样的记者已经在武威担任站长33年。

而今，在同一天，“刘代表”和“火书记”，一个主动，一个被动，宣布离场。与其说，这是一种巧合，不如说，这是时代命运的注脚。

只是，故事当然远远还没有结束。

从南北战争结束到20世纪初，是美国历史上的“镀金时代”。工业高度发展，财富快速累积，一派繁荣下也积累了诸多问题，比如，钱权交易、假冒伪劣，官商勾结，政治成了生意。此时，一批记者和媒体适时崛起，掀起长达十年的“扒粪运动”，让当时的人们看到美国繁荣背后的不堪一击，于是，各方助力，推进了一系列变革，使得政府改进了运作机制和方式，将大型企业置于公共控制之下，美国历史上的“进步时代”，由此诞生。

那些监督报道，记录耻辱，也记录自尊，既是不光彩的自供，也终于成为荣誉与进步的宣言。那些扒粪者，刚开始被美国民众讥讽，被美国政府打压，最后，几乎所有人都同意：锻造“进步时代”的他们，恰是真正的爱国者。

一个国家的进步，从来不是靠自我吹捧，而是靠时刻自我批评与反省，以及一些人的牺牲。

历史不允许如果，但甘省之外的观察者还是不免惋惜：

如果在1988年，甘肃省就能真正吸取“武威收报事件”教训，形成共识：鼓励《中国青年报》式记者站，而不是纵容马三爷式记者站。那么，到2016年，恐怕就很难出现“武威抓捕三记者”事件。

如果张永生这类记者可以有一个鼓励说真话的舆论场作为土壤，那么，动辄拳打脚踢的火书记们、各种荒唐走板的王书记们，将不至于那么胡作非为，甘省官场不至于“逆淘汰”，甘省人才也可以在西部保持一战之力。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铜像基座上，刻着普利策先生最重要的一句话：“我们的国家与报业休戚相关，升沉与共。报业必须具有能力，大公无私，训练有素，深知公理并有维护公理的勇气，才能保障社会道德。” 

在2019年的年初，以北京的《法制晚报》《北京晨报》等为代表，中国大陆有数十家报纸休刊关门，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一批新的媒体正在诞生。她们的成长，正是与这个国家休戚相关、升沉与共。

在“刘代表”的那条辞职朋友圈，鹿鸣君留下了一句话：“代表是真正的老兵，血不会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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