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的行为 Human Action-下部-47：三、最低工资率..

XXX. INTERFERENCE WITH THE STRUCTURE OF PRICES
第30章 对于价格结构的干涉
3. Minimum Wage Rates
三、最低工资率

主张干涉政策的政客们的聪明办法是靠政府的法令或工会的暴行来提高工资。把工资提高到自由市场所会决定的高度以上，这是被认为是永恒的道德律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从经济观点认为是必要的。谁向这个伦理的和经济「独格码」（dogma）挑战，谁就被骂为卑鄙的、无知的。
  许多现代的人看那些愚勇得敢于违犯工会纠察队的人，正如同原始部落时代的人看那些敢于违犯禁忌戒律的人一样。如果那些敢于不参加罢工的「工贼」们，从罢工者的手头受到「应有的」慜罚，而警察、检察官、和刑事法庭都持超然中立的态度，这时就有成千成万的人欢呼叫好。
市场工资率所趋向的高度，是供需趋于相符的高度，即所有想赚工资的人都可得到职业，而所有想雇用工人的人都可雇到他们所想雇用的人数。它趋向于达成现代人所说的充份就业的境界。在没有政府或工会干涉劳动市场的地方，就只有自愿的失业。
  但是，一旦有了外来的压力或强制，不管是政府或工会把工资规定在一高较高点，制度性的失业就马上发生。在自由市场上，自愿的失业可能归于消灭，可是只要政府或工会的命令执行得有效，制度性的失业就不会消灭。如果最低工资率只涉及一部份的职业，而劳动市场的其他部门得准许自由，则那些因最低工资率的规定而失业的人们，就进到自由的部门，因而增加这些部门的劳动供给。
  如果工会组织只限之于技术工人，则工资的提高不致引起制度性的失业。它只是使那些没有工会组织或工会组织松懈的部门的工资率降低。有组织的工人的工资提髙，必然的结果是无组织的工人的工资降低。
  但是，如果政府出来普遍地干涉工资或者出来支持工会的强制行为，情形就改变了。制度性的失业就变成长期的或永久的普遍现象。

Beveridge爵士，现在是一位热心主张政府和工会干涉劳动市场的人，他在一九三〇年指出「髙工资政策」招致失业这个可能的后果，是「任何够格的专家所不否认的」[9]。事实上，否认这个后果，等于是完全推翻市场现象的连续和相互关联的任何规律性。那些同情工会的早期经济学家，都充份了解工会要成功地达到它的目的，只有在少数工人组织工会的时候才可能。
  他们把工会看作有利于特权的劳动贵族的一个策略而予以支持，他们可没有想到对于其余的工资收入的影响[10]。谁也不能有效地说明，工会的那套办法会改善、会提高「所有的」工资劳动者的生活标准。
马克斯没有讲过工会可以提高工资的平均水准，记著这一点也是重要的。照马克斯的说法，「资本主义的生产不是提高，而是压低工资的平均水准。」趋势既是如此，工会在工资方面的努力只能做到「尽可能地利用偶然的机会谋暂时的改善而已」[11]。
  马克斯之看得起工会，仅仅是因为工会攻击「工资奴隶制和当今的生产方法」[12]。照马克斯的说法，工会应该懂得「放弃保守的标语（公平的以日计的工作，得到公平的以日计的工资！）而代以革命的旗帜（打倒工资制度！）」[13]。现代的劳工运动，一开始就有了工会与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对立。较老的英美两国的工会，完全是努力于工资率的提高。
  他们讨厌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也好，「科学的」社会主义也好，他们一律看待。在德国，马克斯主义的信徒们与工会的领袖也是冲突的。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十年，工会胜利了。
  它们实际上转变了「社会民主党」的性质，使该党的党员接受了干涉主义和工会的主张。在法国，Georges Sorel志在把马克斯曾想渗进工会的那种残酷的革命的战斗精神灌注到工会。今天，在每个非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工会内部都有两个不相容的派系间的冲突。
  一派是把工会作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改善工人情况的一个工具。另一派是想把工会带到战斗性的共产主义的阵营，他们之所以支持工会，只是要工会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中做先锋。

关于工会的一些问题，曾被伪人道主义者的胡言乱语弄混淆了。最低工资率（或者是政府所规定的，或者是工会用暴力要挟的）的主张者总以为那是可以改善劳工大众的生活情况。他们武断地说，最低工资率是为所有急于赚得工资的人们永久提高工资的唯一的适当的办法。
  他们不容许任何人对于这个武断的说法提出质问。他们自以为他们是「劳工的」、「普通人的」、「进步的」，以及「社会正义的」真正朋友，并以此自傲。
但是，问题是在于除掉靠加速资本对人口的增加以提高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以外，还没有什么方法提高所有想工作的人们的生活水准。工会的一些空论家，一心想把这个要点弄模糊。他们从来不触及这唯一的要点，即，工人的人数与可用的资本财的数量之间的关系。
  但是，工会的某些政策却又暗地承认，关于工资率决定的交换理论的正确性。工会总想用移民限制法防止外来的人在劳动市场发生竞争作用，因而削减劳动供给。他们也反对资本输出。如果每人可使用的资本配额对于工资的决定真的没有什么重要性的话，则工会所采的这些政策也就没有理由了。
工会教条的精义隐含在「剥削」这个口号中。按照工会对「剥削」一词的解释（有些地方与马克斯主义者的解释不同），劳动是唯一的财富源泉，劳动的消耗是唯一的实质成本。就正义讲，出卖产品所得到的收入应该全部属于工人。
  工人有权要求劳动的全部产物。   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对工人的不平待遇，在于它允许地主、资本家和企业家扣留了工人份内的一部份。这些寄生虫所扣留的部份是不劳而获的所得。这显然是掠夺的收入，也即赃物。工人们努力于提高工资率，一步一步地提高到没有一点剩余可以供养那些懒散而无用的剥削者，这是对的。为达成这个目的，他们接著前辈的斗争来解放自己，前辈的斗争为的是解放奴隶、农奴、和解除农民所负担的苛捐杂税。
  劳工运动是为争取自由平等，是为维护那些不可出让的人权。它的最后胜利是不容怀疑的，因为，它是历史演进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一趋势在于扫荡所有的阶级特权，而坚牢地建立自由平等的社会。反动的雇主们阻止进步的企图，注定要失败的。
 

这些说法是今天的社会教条的主要内容。有些人，尽管完全同意它的一些启学观点，但对于激进份子所推演出来的那些实际结论，只附以某些保留和修正而予以支持。这种温和派的人们并不主张完全废除「经理部门的」应得份；
  他们满意于把它削灭到「公平旳」数量。   因为，关于公平的见解是有很大差异的，激进者的与温和者的观点之间的不同也就无关重要了。温和者也赞成「实质工资必须经常提高而永不降落」这个原则。
  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人几乎没有对工会的要求提出异议的，他们的要求是：工人拿回家的净工资应该比生活费增加的更快。
所有这些感情上的议论，没有考虑到重要的问题，即，这个争点的经济方面。他们没有注意到制度性的失业；这种失业是把工资提高到自由市场所决定的高度以上时必不可免的结果。
照工会的教条看来，没收资本家和企业家特有的收入之一部份或全部，是决无害处的。在讲到这一点时，他们所说的「利润」，是用古典经济学家赋与这个名词的意义。他们对于企业家的利润，使用资本的利息，与企业家所提供的技术服务的报酬这三种性质不同的东西不加区分。
  在后面，我们将要讨论没收利润利息所引起的后果，以及包含在「量能付税」原则和利润分享制度的工团主义的成份[14]。我们曾经检讨过，为赞成把工资升到潜在的市场工资率以上的政策而提出的购买力理论[15]。剩下来有待检讨的是所谓李嘉图效果的要旨。

「工资上涨会鼓励资本家以机器代替劳工，工资下跌则相反。」李嘉圆是这个说法的提出者[16]。因此，工会的辩护人就从这个问题得到结论：不管自由劳动市场的工资率如何，提高工资率的政策总是有利的。
  它会引起技术进步因而提高劳动生产力。   较髙的工资是値得支付的。   工会在强迫雇主提高工资的时候，竞成了进步与繁荣的先驱！
 
许多经济学家承认李嘉图的这个说法，尽管他们当中同意工会辩护人的推论的很少。这个李嘉图效果无非是大众经济学常识当中的存货。但从它推论出的结论却是最坏的经济谬论之一。
观点的混淆开始于对「机器『代替』劳工」这一陈述的误解。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劳工因机器的帮助而更有效率。因而同量的劳动，产出较多或较好的产品。使用机器这件事的本身，并不直接使雇用的人手灭少。引起这个间接结果的是：「其他事物不变」，A产品的供给增加，相对于其他产品单位的边际效用而言，一个单位A的边际效用就降低了，所以劳动就从A的生产中退出而转雇于其他产品的牟产。生产A的技术改进，使某些在以前不能实现的计划能够实现，那些计划之能够实现，之所以在以前不能实现，是因为所要雇用的工人被雇用在消费者所更需要的A的生产上。
  这个A行业雇用的工人之所以减少，是这些有了扩张机会的其他部门的增加需求所引起的。附带地在这里提一句：这个透视推翻了所有关于所谓「技术性失业」的无稽之谈。

工具与机器主要地不是节省劳动的东西，而是增加每个投入单位的产出量的手段。如果只就有关的个别生产部门的观点来看，它们似乎是些节省劳动的东西。如果从消费者和全社会观点来看，它们就显出是提高工人生产力的东西。
  它们的供给增加，使我们能够消费更多的物资财货，享受更多的闲暇。至于那些财货会消费得更多，以及人们所可享受的更多闲暇，多到什么程度，那就取决于人们的价値判断。

较多较好的工具之利用，受限于必要的资本额。储蓄——也即生产超出消费的一部份剩余——是趋向技术改进的每一步骤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仅仅是技术的知识而缺乏必要的资本，那是无用的。中国的工商业者熟习美国的生产方法。他们之所以不能采用美国方法，不是因为中国的工资低，而是因为缺乏资本。
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储蓄必然地促成更多的工具和机器的使用。单纯的储蓄（即为准备不时之需的消费财的积存）在市场经济所担任的角色是不足道的。在资本主义下，储蓄，通常是资本家的储蓄。生产超过消费的那份剩余或者直接投资于储蓄者本人的生产事业，或者经由储蓄存款、普通股、优先股、公司债等工具间接投资于别人的企业[17]，人们把他们的消费保持在净所得以下的那个程度，就是资本被创造的程度，同时，也就可以用来扩张资本设备的程度，前面曾经讲到，这个结果不会因现金握存的趋向于增加而受影响[18]。一方面，更多、更好的工具之使用所绝对必要的，是额外的资本累积。另一方面，额外资本之得被利用，又必须有更多、更好的工具之被采用。
 

李嘉图的说法和工会所推出的结论，把一些事情弄得顚顚倒倒。工资率的趋髙，不是技术改进的原因，而是技术改进的结果。以谋利为目的的工商业，不得不使用最有效率的生产方法。妨碍工商业者改善他的作业设备的，只是资本的不够。如果得不到必要的资本，决不是干涉工资率所可济事的。

关于机器的使用这件事，最低工资政策所能做到的，不过是把增加的投资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我们假设，在一个经济落后的R国里面，码头工人工会成功地压迫工商业者支付很高的工资——远高于其他行业的工资。其结果就会是：增加的资本最有利的用途是采用机器在船上装卸货物，但是，这样使用的资本，是从R国其他的一些生产部门移转过来的，而那些其他的生产部门没有工会政策，那些资本本来可以用在更有利的途径。
  由此可见，码头工人高工资的结果，不是R国总生产的增加而是它的减少[19]。
实质工资的提高要靠资本的增多。在其他事物不变的假定下，前者提高的程度取决于后者增多的程度。如果政府或工会成功地把工资强迫提高到自由的劳动市场所决定的工资率以上，劳动的供给就会超过劳动的需求，于是制度性的失业发生。
有些固执干涉政策的政府，为要防止干涉所引起的上述不良后果而又采取今日所叫做的充份就业政策：包括失业津贴，劳资争议的仲裁、挥霍公帑兴办公共工程、通货膨胀、信用扩张。所有这些补救的方法，比所想补救的弊病更坏。

失业津贴没有解决失业。它是使失业者较易于过闲散的生活。这种津贴的高度愈是接近于自由市场所会决定的工资率，它就使受益者愈不想找工作。这是使失业继续存在，而不是使失业消灭的方法。失业津贴所引起的这种后果是很明显的。
仲裁，不是解决关于工资争论的一个适当方法。如果仲裁者把工资定得和潜在的市场工资率一样高或者较低，那就是仲裁者做了超出本份的事。如果把工资定得高於潜在的市场工资率，其结果就和其他规定最低工资率的一些方法所招致的结果是一样的，即引起制度性的失业。
  至于仲裁用什么理由来辩护他的裁定，那是毫无关系的。有关系的，不是从某种武断的标准来看工资的「公平」或「不公平」，而是看工资会不会引起劳动的供给超过劳动的需求。照某些人看来，把工资定在让大部份潜在的劳动力长期失业的那个高度似乎是公平的。
  但是，谁也不会说这是对社会方便的、有利的。

如果政府用以津贴失业的经费来自对人民的课税或向人民借债，则人民的消费力量和投资力量为之削减，而其削减的数额与政府支出的数额相等。因而不会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但是，如果政府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筹取这项经费——即增加货币量和扩张信用——那就使所有的货物和劳务的价格来一个普遍的「现金引发的」上涨。如果在这样的通货膨胀过程中，工资率的上涨落在物价上涨之后而落后得足够，制度性的失业可以减少或者完全消灭。但是，使得失业减少或消灭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结果等于『实质』工资率的下降」这个事实。
  凯因斯爵士把信用扩张看作消除失业的有效办法；他认为，「由于物价上升的结果实质工资率的渐渐而自动的下降」不至于受到工人像反抗货币工资率下降的那么强烈的反抗[20]。可是，这样一个削减工资的计划，其成功就要靠工人那方面的无知和糊涂到了一个不大可能的程度。
  只要工人们相信最低工资率有利于他们，他们就不至于让这样的狡计来欺骗。

实际上，这些所谓充份就业政策的一切方法，最后都是导向德国型的社会主义。因为仲裁法庭的仲裁人是由资方和劳方指派的，决不会彼此同意某一工资率是公平的。工资的裁定，实际上是落在政府所指派的仲裁人手中。因此，规定工资率的权力仍然是在政府。

公共工程愈是扩大，政府为塡补「民间企业不能为大家提供就业机会」而遗留下来的缺口而作的事情愈多，则民间企业愈是萎缩。所以，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又是一个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选择问题。决不会有什么持久不变的最低工资率的问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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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tallactic Aspects of Labor Unionism
从行为学的观点来看工会政策

关于工会政策唯一的行为上的问题是：「用强迫的手段把所有想赚工资的人的工资率提髙到自由市场所会决定的高度以上，是否可能」这个问题。
在所有的国家，工会实际上取得了暴力行动的特权。暴力强制本应属于政府的独占权利，政府为取得工会的欢心，现已放弃了这种独占。法律上规定任何人如果不是因为自卫而采用暴力行为是要治罪的，这样的法律在形式上并未废除或修改。
  可是，工会的暴力行为却在一个宽大的限度内容恕。工会在实际上可以自由使用暴力来防止任何人违背他们辟于工资率和其他劳动条件的命令。他们可以自由加害于破壊罢工的工人和雇用这些工人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的代理人。
  他们可以自由捣毁这样的雇主的财产，甚至还伤害到这些雇主商店的顾客们。政府宽恕这样的暴力行为，还可得到舆论的支持。警察不制止这样的罪犯，国家检察官不控吿他们，因而没有机会使他们的行为受到刑事法庭裁判。
  如果暴力行为来得过份激烈的时候，就有些畏畏缩缩的镇压或抑制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照例是失败的。它们的失败，有时是由于官僚作风的没有效率，或者是由于政府所用的方法无效，但是，通常总是由于整个政府机构不愿意有效地镇压这类的暴行。
 

这是在所有非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出现了很久的事态。经济学家们在确认这些事黉的时候，既不归咎于任何人，也不责备任何人。他们只是解释，什么条件使得工会有力量厉行他们所规定的最低工资率，以及「集体议价」这个名词的实在意义是什么。

按照工会的提倡者对「集体议价」这个名词的解释，那只意谓，以工会的议价代替各个工人的个别议价。在充份发展的市场经济里面，关于同类、同质而又经常以大量买资的那些财货和劳务的议价，并不受非同类、同质而不可相互替代的那些财货和劳务的贸易方式之影响。可替代的消费财或可替代的劳务的买者或赍者，在定价或叫价的时候是试试看的，接著他会按照有关方面的反应而加以调整，一直调整到他能够买到或卖出他计划买到或卖出的数量为止。
  就技术上讲，没有其他可行的程序。   百货商店不会和它的顾客龂龂计较。   它是把毎件货物定一个价格，然后就等候。   如果在这个价格下卖不掉足够的数量，它就把它减低。一个需要五百名焊接工人的工厂，把工资率定在它希望能够雇到这么多工人的高度。如果雇不足这个人数，它就不得不提高工资。每个雇主都得把他所给付的工资提高到没有竞争者可以拉去他所需要的工人的那个程度。最低工资率之所以没有用，正是因为工资率提高到超过了这一点时，劳动的需求就不足够消纳劳动的全部供给。

如果工会真的是议价的经办所，他们的集体议价就不会把工资率提高到高于自由市场所决定的水准。只要还有失业的工人存在，就没有理由要雇主提高他所付的工资。真正的集体议价不应有异于个别的议价。它应该像个别的议价一样，让那些正在寻找工作，而还没得到工作的人们有机会说出他们的希望。

但是，工会的领袖们，以及偏袒劳工的立法所婉转叫做的「集体议价」，是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性质。它是在枪口之下的议价。它是在一个武装团体（准备使用它的武器的团体）和一个被威胁的非武装团体之间的议价。
  这不是一个市场交易，而是强加于雇主的命令。其后果无异于一个政府用警察和刑事法庭来执行的那种命令的后果。这种议价引起制度上的失业。
舆论方面以及许多冒牌的经济论者，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完全错误。这不是一个结社的权利问题，而是对于民间的结社应不应该允许授之以特权，使其可用暴力而不虞惩罚。这个问题与那关于三K党（Ku Klux Klan）活动的问题是同一性质。
从「罢工权」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也是不对的。这不是罢工权的问题，而是用威胁或暴力逼迫他人罢工，因而制止任何人在工会已经宣吿罢工的工厂中工作的这种「权利」问题。工会利用罢工权这个说法为使用威胁和暴力作辩护，这和一个宗教团体利用良心自由权的说法，为迫害异教徒作辩护没有什么区别。
过去，有些国家的法律不承认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那时立法者的想法，是认为这样的工会除掉使用暴力和威胁以外别无目的。以前的政府有时指挥武装力量来对抗罢工者的暴动以保护雇主、雇主的经理们、以及雇主的财产，这时，那些政府的行动并不是敌视「劳动」。他们只是尽了每个政府认为是它的主要职责。暴力的行使是政府的独占权。他们只是维持这个独占权而已。

经济学无须进而检讨关于罢工的一些法律问题，尤其是美国新政时期的一些法律，明白地不利于雇主，而使工会处于特权的地位，我们在这里都不必讨论。这里只要指出重要的一点。即：如果一个政府下命令或工会用暴力把工资提到高于自由市场所将决定的那个水准，制度的失业就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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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f. W.H. Beveridge, Full Employment in a Free Society (London, 1944), pp. 92 f.
[9] 参见W.H. Beveridge, Full Employment in a Free Society (London, 1944), pp. 92 f.
[6] Cf. Hutt,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pp. 10-21.
[10] 参见Hutt,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pp. 10-21.
[7] Cf. Marx, Value, Price, and Profit, ed. E. Marx Aveling (Chicago, Charles H. Kerr & Company), p. 125.
[11] 参见Marx, Value, Price, and Profit, ed. E. Marx Aveling (Chicago, Charles H. Kerr & Company), p. 125.

[8] Cf. A Lozovsky, Marx and the Trade Unions (New York, 1935), p. 17.
[12] 参见A Lozovsky, Marx and the Trade Unions (New York, 1935), p. 17.
[9] Cf. Marx, op. cit., pp. 126-127.
[13] 参见Marx, op. cit., pp. 126-127.
[10] Cf. below, pp. 804-820.
[14] 参考后面的第三十二章第一～三节。
[11] Cf. above, pp. 310-303.
[15] 参考前面的第十五章第九节的末尾。
[12] Cf. Ricardo,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chap. i, sec. v. The term "Ricardo effect" is used by Hayek, 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 (London, 1939), p. 8.
[16] 参考Ricardo,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chap. i, sec. v. 李嘉图效果这个名词是Hayek所使用的，见之于Hayek, 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 (London, 1939), p. 8.

[13] As we are dealing here with the conditions of the unhampered market economy, we may disregard the capital-consuming effects of government borrowing.
[17] 因为我们在这里是讨论未受拘束的市场经济，我们可以不管政府借债所引起的资本消耗的后果。
[14] See above, pp. 522-523
[18] 见前面第十八章第九节。
[15] The example is merely hypothetical. Such a powerful union would probably prohibit the employment of mechanical devices in the loading and unloading of ships in order to "create more jobs."
[19] 这不过是假设的事例，这样强而有力的工会大概会妨害货物装卸方面采用机器以创造更多工作机会。
[16] Cf.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1936), p. 264. For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is idea see Albert Hahn, Deficit Spending and PRivate Enterprise, Postwar Readjustments Bulletin No. 8, U.S. Chamber of Commerce, pp. 28-29; Henry Hazlitt, The Failure of the 'New Economics' (Princeton, 1959), pp. 263-295. About the success of the Keynesian stratagem in the 'thirties, cf. below, pp. 792-793.

[20] 参考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1936), p. 264.关于对这个想法的批评，参考Albert Hahn, Deficit Spending and PRivate Enterprise, Postwar Readjustments Bulletin No. 8, U.S. Chamber of Commerce, pp. 28-29,关于凯因斯的政策在三十几年代的成功，参考后面第三十一章第四节。
[17] Cf. Sylvester Petro, The Labor Policy of the Free Society (New York, 1957); Roscoe Pound, Legal Immunities of Labor Union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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