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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V. HARMONY AND CONFLICT OF INTERESTS
第24章 利益的和谐与冲突
2. The Limitation of Offspring
二、生育节制

生活资料之天然的稀少，逼得每个生物在生存斗争中不得不把所有其他生物看作不共戴天的仇敌，而惹起残酷的生物学上的竞争。

但是，就人与人的关系来讲，当分工制度代替了个人的、家庭的、部落的和国家的经济自给自足的时候，不可解的利害冲突就消失了。

在这个社会制度里面，只要人口还没有多过适度的数量，是不会有利害冲突的。
  只要增加的人口就业后的报酬，超过人口增加的比例，那就是利益和谐而不会利益冲突。这时，人们就不至于为争取有限的生活资料而彼此为敌。他们在追求共同的目的下成为合作者。人口数字的上升并不削减而是增加各个人的平均份。
假若人们所追求的只是营养和性的满足，人口就会趋向于超过有限的生活资料所限定的适度数量，但是，人们所要的不止於单纯地过活和性交；他们要过像人的生活。不错，环境的改善，通常是引起人口增加；但是，人口增加会落在生活资料的增加之后。

如果不然的话，人们决不会成功地建立社会关系，不会成功地发展文明，就鼠类和微生物而言，生活资料一增加，他们就繁殖到超过资料所能维持的限度；没有一点东西剩下来以备其他的目的的寻求。工资铁律的基本错误，在于它把人——至少是把工资收入者——看作只有动物冲动的东西。

主张工资铁律的人们没有看出，人之异于禽兽是由于他还要追求一些特属于人的目的，这些目的，我们无妨叫做较高尙的或较庄严的目的。

马尔萨斯的人口法则是伟大的思想造诣之一。连同分工原理，它给现代生物学和进化论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两个基本定理对于人的行为科学之重要性，仅次于错综复杂的市场现象中的规律性之发现。
  对于马尔萨斯法则提出的反对论，也如同对于报训律提出的反对论一样，是浅薄不足道的。这两个法则都是不容争辩的。但在人的行为科学体系里面派给它们的任务，与马尔萨斯派给它们的不同。
 
非人的生物完全受马尔萨斯所描写的生物学法则的支配[4]。对于它们而言，「它们繁殖的数目趋向于超过生活资料，因而那些得不到生活资料的『冗员』就被淘汰掉」这个说法是有效的。最低生活资料这个观念，就非人的禽兽而言，有一个不含糊的、独特的确定意义。
  但是，就人来讲，情形就不同了。   单纯的动物学上的冲动是所有的动物所共有的。可是，人把这种冲动的满足统合于一个价値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面，特属于人的一些目的，尤有它们的地位。
  行为人也要把他的性欲满足做到合理化；   这是经过正反两方面的考虑以后的结果。   人并非像公牛一样盲目地受性欲的支配，如果他认为成本——预料中的不利——太高，他就会自制而不性交。
  在这个意义下，我们无妨采用马尔萨斯所用的「道德的节制」（moral restraint）这个名词，但不含任何价値或伦理的意思[5]。

性交的合理化已经包含生殖的合理化。后来又有一些与节制性交无关的节制后嗣的方法被采用。人们采用弃婴或杀婴，以及堕胎这些残忍办法。最后，他们学习了不致怀孕的性交行为。在最近几百年当中，避孕法已经改良，而且采用的人也大大增多了。可是这个方法是早已知道的、早已实行了的。
现代资本主义带给一般大众的财富、以及资本主义带来的卫生环境和医疗防治方法的改良，大大地灭低了人类的死亡率，尤其是婴儿的死亡率，而使平均寿命延长。现在，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节制生育如要成功，只有比以前更加厉行。进到资本主义的这个转变——也即把以前曾经束缚私人创业和企业功能的那些障碍予以消除——已深深地影响到性行为的习惯。
  新的事情并不是生育节制的实行，而只是实行生育节制的愈来愈多。尤其新的是生育节制的实行不再限于社会的上层阶级，而且普及全社会。因为资本主义使社会的所有阶层都脱离了贫民境界，这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社会效果之一。
  它把手工劳动者群的生活水准提高，因而他们也成为「布尔乔亚」，也会像小康的市民们那样想、那样作。为著他们自己和子女们都能保持住他们的生活水准，他们就也参与生育节制。随著资本主义的扩展和进步，生育节制成为一个普遍运动。
  由此所见，进到资本主义的这个转变，伴著两个现象：出生率和死亡率都降低。平均寿命延长。
在马尔萨斯的时代，还不可能看出资本主义在人口方面会发生的效果。今天再也不容怀疑了。但是，有许多人蔽于一些浪漫的偏见，竟说这是特属于西方文明的白种人衰颓堕落的现象。
  这种浪漫思想引起一个严重的忧虑，那就是亚洲主义的亚洲人（the Asiatics）没有把生育节制推行到西欧、北美、和澳洲人的同样程度，因为，治疗和预防疾病的现代方法也使东方的人口死亡率降低，因而他们的人口增加比西方国家的快得多。在这种情形下，印度人、马来亚人、中国人、和日本人（他们自己对于西方的技术和赞疗的成就没有贡献，只是把它们当作意外的赠品来接受。）不会到最后仅凭其人数之优势来压榨西方人的子孙吗？
 

这些恐惧是无稽的。历史的经验吿诉我们，所有高加索民族对于资本主义带来的死亡率减低的反应，是降低出生率。当然，从这样的历史经验不一定推论出一般的法则。
  但是，行为学的思考会指出，这两个现象有必然的连续性。关系生活福利的外在环境有了改善，使人口数字的增加成为可能，但是，如果生活资料的增加量因养活增加的人口而完全消费，那就没有剩余的东西可用以再提高生活。文明的进步就到此为止；人类就处在一个停滞状态。
如果我们假定防治疾病的发明是由一种幸运所达成的，而这个发明的实际利用，又无须大量的投资，也无须大量的费用，则上述的那种结果更为明显。当然，现代的医药研究，尤其是硏究结果的应用，是需要大量资本和劳力的。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它们决不会在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中出现。但是，在以前曾有过不同的事例。天花的种痘预防法，不是来自费钱的实验室硏究，而且那些原始的、粗疏的方法，应用起来所花的成本也有限。
  如果天花的种痘预防法，早已在那些没有推行生育节制而又未进到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普遍采用，请试想现在的结果会怎样？那就是人口大大增加，而生活资料没有随之增加，平均生活水准就要降低。于是，天花的预防不是一件好事而是一个祸因。
  亚洲和非洲的情形大体上是一样的，这些落后地区的人民，从西方接受了一些现成的防治疾病的办法。他们甚至有时可免费享有药物、医院设备，乃至医生的服务。白种人支付这些成本，有时是出之于人道的想法，有时是为他们自己的利害关系所迫。
  不错，在这些落后国家，输入的外国资本，以及用本国的小小资本而采用的外国技术，也会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因而引起平均生活水准走向改善的趋势。但是，这不足以抵销由于死亡率降低，出生率没有适度降低而引起的相反趋势。落后地区的人民与西方接触，并没有得到利益，这是因为这种接触还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心；
  没有把他们从一些古老的迷信、偏见，和误解中解放出来；它只是改变了他们的技术和医疗知识而已。

东方民族的一些改革家，想为他们的同胞得到西方国家所享受的物质福利。迷于马克斯的、民族主义的、军国主义的一些观念，他们以为，为达到这个目的只要引进欧美的技术就行了。斯拉夫民族的布尔雪维克和民族主义者，以及他们在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同路人，都不了解他们的人民所最需要的不是西方的技术，而是在一些别的成就以外还产生了这种技术知识的那个社会秩序。
  他们最缺乏的，是经济自由和民间的原创力，企业家和资本主义。但是，他们实际上寻求的，只是工程师和机器。产生资本主义的那个西方精神，对于东方人还是陌生的。
  他们只输入一些资本主义的行头或道具，而不许资本主义原封输入，这是没有用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功绩不会在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中达成，也不能在一个没有市场经济的世界里保持住。
假若亚洲人真的进入西方文明的轨道，他们就得毫无保留地采纳市场经济。那时，他们的民众将会超越现在的贫困境界而和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一样实行节制生育。再也没有过多的人口出生，以致妨碍生活水准的改善。
  但是，如果东方民族将来还是只接受西方的一些物质的成就，而不信奉它的基本哲学和社会意理，他们将永远留在现在这样劣势的贫困地位。他们的人口可能大大增加，但是，他们将不会超脱出他们的困境。这些悲惨贫穷的民众对于西方国家的独立，不会构成严重的威胁。
  只要武器还有需要，市场社会的一些企业家决不会停止生产更有效力的武器，因而保障他们的国人得以优越的装备胜过仅有黩武精神而非资本主义的东方人。两次世界大战的军事经验，已重新证明资本主义国家在军需生产方面也是卓越的。资本主义文明，除非它自己毁灭自己，外国的侵略者决不能摧毁它。
  凡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精神被容许自由发挥的地方，战斗部队总会好好装备而不是落后地区的庞大军队所可对抗的。

我们常常听说，「秘密」武器的制造公式被大家知道了是很危险的。这也未免过度夸张。

如果战争再起，资本主义世界的研究人员，总会走在只知道抄袭模仿的那些民族的前面。

发展了资本主义制度而继续保持它的这些民族，在任何方面都比别的民族优越。他们之急想保持和平，并不是他们柔弱而不能作战的说明。他们爱好和平，因为他们知道武装冲突是使社会分工解体而有害于各方面的。但是，如果战争终于不可避免，他们在军事上也显示他们的优越效率。他们会击退野蛮的侵略，不管侵略者的人数有多少。
把出生率故意地调整到适于幸福生活的可能的物质供给量，这是人的生活和行为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也是文明和财富、福利的增进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至于节制性交是不是唯一的节制生育的有利方法，这是一个要从身心卫生的观点来决定的问题。如果把这个问题扯到世世代代发展出来的一些伦理教条，那是荒唐可笑的。
  各个世代所面临的情况不是一样的。   但是，行为学无关乎这个问题的理论研究。   它只是确定一个事实：凡是在没有生育节制的地方，就不会有文明和生活水准改善的这一类的问题。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得由政府来管制生育率。人民的性行为也和其他方面的行为一样，要纳入组织中。在市场经济里面，每个人自动自发地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不愿生下「不降低他的家庭生活水准就不能养活的孩子」。
  因此，出生率受到限制，由资本供给量和技术知识水准所决定的那个适度人口不至于超过。各个人的利益与其他所有的人的利益是一致的。

那些反对生育节制的人们，是想废弃保持人类和平合作和社会分工所不可少的一个办法。凡是平均生活水准因人口的过度增加而下降的地方，不可分解的利害冲突势必发生。每个人又在生存斗争中成为其他所有人的敌人，消灭敌人是增进自己福利的唯一办法。
  那些宣称生育节制违反上帝意旨或自然法则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是在闭著眼睛不看事实的真相。自然限制了改善人类生活所必要的资料。自然情况既如此，人，就得在相互仇杀或社会合作二者来选择。
  但是，如果人人纵欲生殖，社会合作就不可能。人在节制生育的行为上，正是把他自己调整到适于自然情况。性行为的合理化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联系所不可少的一个条件。
  如果这个条件不具备，长期地看，生存的人数不会增加只会减少，而且将使每个人的生活穷困悲惨，和数千年前我们祖先所过的生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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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e Malthusian law is, of course, a biological and not a praxeological law. However, its cognizance is indispensable for praxeology in order to conceive by contrast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human action. As the natural sciences failed to discover it, the economists had to fill the gap. The history of the law of population too explodes the popular myth about the backwardness of the sciences of human action and their need to borrow from the natural sciences.

[4] 当然，马尔萨斯法则是一个生物学的而不是行为学的法则。但是，这个法则的认知，对于行为是不可少的，因为它有利于行为学显出人的行为之特征。因为自然科学没有发现它，经济学家必须填补这个缺陷。人口法则的历史也推翻了一个流行的神话，就是：关于人的行为科学落后，要向自然科学借用若干东西的神话。
[5] Malthus too employed this term without any valuation or ethical implication. Cf. Bonar, Malthus and His Work (London, 1885), p. 53. One could as well substitute the term praxeological restraint for moral restraint.
[5] 马尔萨斯用这个名词也是没有住何价値或伦理涵义的。参考Bonar, Malthus and His Work (London, 1885), p. 53.我们还可用「行为学的节制」代替「道德的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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