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代诗词文豪苏轼的朋友圈：你遇见的人都是来渡你的..

[编按： 转载于 腾讯微信/洞见 , 2022-09-16. 苏轼：你遇见的人，都是来渡你的. 原作者：洞见ciyu。]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苏轼一生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王侯墨客，论天下事；有山野农夫，品烟火味。
人情反复间，有人赞他、助他，有人谤他、毁他。
但无论与谁相逢同行，对苏轼来说，都是生命中一场自我修行。

01

苏轼与好友黄庭坚、佛印交往时，发生过一件逸闻趣事。 有一天晚上，苏轼备好佳肴，邀请黄庭坚去游西湖。
游船离岸，苏轼笑着说: 以往聚会佛印都得凑热闹，这次他无论如何也来不了。 谁知佛印老早打听到消息，事先藏在船舱板底下。 凉风送爽，荷香满湖，苏轼兴之所至，便与黄庭坚玩起行酒令，前两句描景，后两句用   “哉”字结尾。
苏轼先说：浮云拨开，明月出来，天何言哉？天何言哉？
黄庭坚不假思索道：莲萍拨开，游鱼出来，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这时候，躲藏许久的佛印，早已憋得慌，边爬出来边接道:
船板拨开，佛印出来，憋煞人哉！憋煞人哉！ 

苏黄两人吓了一大跳，定睛一瞧，原来是佛印，又回味起他的四句诗，禁不住都哈哈大笑。

高山流水的知音之情，不外乎就是他们三人的关系写照。 苏轼与黄庭坚曾‍‍‍‍‍‍‍‍‍‍‍‍‍‍‍‍‍‍‍在京城一起待过三年，朝夕相伴讲道论艺，日子过得十分快意。  即使二人相继离开汴京，天涯苍茫，他们也以诗文酬唱赠答。 苏轼离世后，黄庭坚只要身逢胜景，总会不自觉地念叨：可惜东坡不在。
苏轼与佛印同样是心神两契，相知相慕。
两人都好美食，每逢苏轼举办宴会，佛印常常不请自来，饮酒吟诗之余，互开玩笑。
《增广贤文》中说：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

活到一定年纪，也许朋友会越来越多，但能开怀畅饮的终究是寥寥几个。 人生如逆旅，知交零落是常态。
倘若有一两知己，陪你山一程，水一程，请且行且珍惜。

02

嘉佑六年，苏轼上任签书凤翔府判官，长官为陈希亮。
那时，苏轼名满京师，锋芒毕露，陈希亮为人刚劲，不留情面，两人共事时多有摩擦。 因为苏轼是科制出身，有一位吏役便尊称他为   “苏贤良”，这算是平常小事。
但陈希亮勃然大怒，骂道：   “府判官就是府判官，有什么贤良不贤良的。”
那吏役便受罚挨了板子，这让苏轼十分难堪。 不仅如此，苏轼写的公事公文，他会毫不客气地涂抹删改，自负才高八斗的苏轼，大为恼火。

可陈希亮真的是在刁难苏轼吗？

其实，他之所以不假辞色，是要矫治苏轼的傲慢之气。
后来苏轼也体谅到他的用心良苦，作《陈公弼传》时，特地感激了他的一番苦心。
人世本凉薄，各人各自扫门前雪。
未经世事时，有人为你指点迷津，有人为你搭桥铺路，这大抵就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北宋画家文同是苏轼的西蜀老乡。

苏轼任通判杭州时，常心直口快地针砭时弊，并一一作诗词寄给文同。
文同在咏《方庵》中借机说道：   “愿君见听便如此，鼠蝎四面人恐伤”，让苏轼在官场不要过分标新立异，容易遭暗算。 苏轼因为不得志，在《戏子由》一诗中宣泄不满。
文同又和诗一首加以劝导，   “君子道远不计程，死而后己方成名”。
言辞谆谆，语重心长。
《说文解字》里说：   “诤友，止也，止其失也。”
意思是，真正的好友，会劝你免犯过失。

03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掀起变法运动，苏轼却多次上书，抨击新法。
两个人的政见凿枘难合，可谓是针锋对麦芒。
乌台诗案发生时，苏轼的许多同僚，都噤若寒蝉、无人置喙。 王安石却站出来，为苏轼仗义执言，连夜写信派人飞马进京给神宗，力谏:   “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最终，苏轼活下来了，被贬去黄州。

后来，苏轼被征召回京师时，他途径金陵，看望王安石。
昔日政见不同，两人互相攻讦，今朝再见之时，两人不计前嫌。
一个感激对方危难之时予以援手，一个敬佩对方胸怀宽大。
那段时间，王安石、苏东坡天天出游，或观赏山川美景，或谈论古今，两位文豪惺惺相惜。

有大格局的人，往往能放下内心的偏狭。
不因理念之争，去落井下石；
不因立场不同，全盘否定对方。
苏轼与保守派领袖司马光也是如此。
苏轼不赞同保守派对变法的清算，经常在司马光面前据理力争。

有一次，因为司马光拒绝采纳意见，苏轼回到家后破口大骂司马光为司马牛，是一头倔牛。
因为主张相左，苏轼再次难容于朝堂之上，又开始了贬谪之旅。
但苏轼心中并无怨恨之意。
司马光去世之后，他恸然大悲，手写一篇祭文，称赞道，   “呜呼，百世一人，千载一时。”
王安石挺新法，司马光守旧法，皆出自公心，虽立场不同，但苏轼却敬佩他们的为人。
人这一生，难求人人都是同行者。
我们走在各自的阳光道、独木桥，也许观念不同，追求不同，却不妨碍互相欣赏。

04

曾国藩在家训中总结了   “八交九不交”的处友原则，其中就有不交落井下石者、不交徳薄者。
苏轼一生颠簸不定，有部分原因就是遇人不淑。

苏轼和沈括原本是翰林院的同事，平时一起办公事，一起谈论诗文，感情颇为深厚。
王安石权势正盛之时，热衷利禄的沈括有心依附。
后来，在投机钻营下，他一路升迁。

有一次，沈括作为钦差大臣，去杭州巡查时，看望苏轼。
他假意与苏轼热络，一会儿畅叙同窗情谊，一会儿交换彼此的政治意见。
要离开时，他请求苏轼把最近写的诗手抄一份给他，想留为纪念。
苏轼不疑有他，挥墨相赠。
回京后，沈括搜刮恶毒之词，对每一首诗词都加以笺注，穷尽心思曲解附会，上告朝廷。
这为后来的   “乌台诗案”埋下伏笔。

孟郊在《求友》里写道，   “求友须在良，得良终相善。求友若非良，非良中道变。”
与品行低下的人相交，关系往往难以长久，他们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权相交，权失则弃。
张璪与苏轼是同年进士，曾在凤翔共事过两年。 张璪知道苏轼非池中物，有朝一日可能飞黄腾达，于是刻意结交苏轼，处处对他照顾有加。
因此，张璪返回汴京时，苏轼倾心写了一篇《稼说》祝福他。
在京都，张璪借着新法的东风，官场上左右逢源。

乌台诗案事发时，张璪以知谏院的身份参与案件审理。
密友含冤入狱，按理说张璪应该奔走相救，可他却想凭这次案件捞取功劳，以期官运亨通。
所以，他烧掉《稼说》，推波助澜，欲置苏轼于死地。
甚至有官员劝皇帝宽恕苏轼时，张璪当着面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生怕苏轼不死。
苏轼自从看清张璪的真面目后，便与他断交。
人总得经历一些变故，才能看懂一些感情。
有一些人把利益置于感情之上，对于这样的人，最好的态度就是敬而远之。

苏轼曾说过：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无论遇到什么人，他都不恼不怒，不怨不诉，把所有的遇见，当作人生的历练。
人情反复，世事崎岖，人世间感情大抵如此。
不必怨天尤人，也无需反复咀嚼。
帮助我们的人也好，伤害我们的人也罢，若是都看作是渡我们的人，那便是人生最好的修行。

本页U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