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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对美国人的仪表的若干考察

乍一看来，似乎再没有什么东西比人的行为的外表更不重要的了，然而人们之重视行为的外表却胜过一切东西。人们除非生活在一个不讲仪表的社会里，在待人接物时才没有一定的举止习惯。因此，社会情况和政治情况对仪表的影响，是很值得认真研究的。

一般说来，仪表来自民情的基础本身；此外，它有时也是某些人之间的约定成俗的结果。仪表既是天生俱有的，又是后天获得的。
当一些人认为不费周折和不经努力自己就可出人头地，觉得自己每天都有等待他们去完成的重大工作摆在眼前而让别人去处理一些小事，感到自己生活在非由本身创造的财富之中也不怕失去财富的时候，你就可以设想他们对小小的利益和生活上的物质享受持有一种高傲的轻视感，他们的思想中有一种流露于语言和仪表上的自然伟大感。
在民主国家里，人们的仪表一般都不大威严，因为私人的生活没有高大之处。人们的仪表往往是不拘小节的，因为民主国家的人只忙于家务，很少有机会去讲究仪表。
仪表的真正尊严在于经常表现得适得其所，既不高亢又不低卑。这一点，农民和王公都能做到。在民主国家里，所有人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人们的仪表往往是傲慢的，很少有尊严的表现。此外，民主国家的人的仪表既没有严格的规范，又不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
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过于好动，流动性很大，以致有些人很难养成彬彬有礼的仪表，即使养成也不能长期遵守。于是，每个人几乎都可以任意行动，在仪表上经常有一种互不连贯的表现，因为每个人的仪表主要是根据个人的思想和感情形成的，而不是根据供所有的人模仿的理想典范形成的。

而且，这一点在贵族制度刚被推翻时，比在贵族制度已被推翻很久以后表现得明显。
结果，新的政治制度和新的民情，便把教育程度和生活习惯还有很大差异的一些人聚集在同一地点，并往往强其他们共同生活，从而使社会的斑驳景色随时可以看到。人们还依稀记得以前有过严格的礼仪典范，但已经忘却它的内容和出处。人们失去了共同的仪表准则，但还不想永远抛弃它，而是力图用旧规矩的残起来建立某种任意规定的和可以随时改变的仪表准则。
  结果，仪表既不象贵族制度时期人们经常表现的那样彬彬有礼和威严尊重，又不象民主制度下人们有时表现的那样朴素和大方。仪表显得既受拘束又不受拘束。
这不是正常状态。
当平等实行得很全面和很持久，而所有的人差不多都有相同的思想和做相同的工作，不需要经过互相商量和模仿而使彼此在行动和语言上一致时，人们便可以不断发现他们的仪表虽有很多细小的差别，但无重大的不同。仪表永远不会完全相同，因为它没有同一模式。仪表也永远不会有极大的差别，因为它有同一社会条件。
  初到美国时，可能觉得全体美国人的仪表完全一样。只有仔细观察，才能发现其中的细微差别。
英国人最爱嘲笑美国人的仪表，但很奇怪，向我们作如此可笑描述的作家本人，大部分属于也有如此可笑举止的英国中产阶级。
因此，这些笔下无情的挖苦者本人，通常都是他们挑剔于美国人的那些举止的身体力行者。他们没有感到这是自己嘲弄自己，从而使他们本国的贵族觉得可笑。

再没有比人们的举止的外表形式更有害于民主的了。许多人宁愿迁就民主的缺陷，而不肯采取民主时代应有的仪表。
但是，我并不认为民主国家的人的仪表一无可取。
在贵族制国家里，凡是生活接近上层阶级的人，一般都力图装得跟上层阶级一样，所以出现种种荒唐可笑的模仿行为。民主国家的人民既然没有可供学习的威严仪表做榜样，所以他们至少免去了每天履行讨厌的模仿的义务。在民主国家里，人们的仪表从来不象贵族制国家那样讲究文雅，但也永远不粗暴。
  既听不到下流人的那种粗野语言，又听不到上流人的那种出口成章的高雅谈吐。民主国家的习俗往往平淡无奇但决不粗野和低贱。
我曾经说过，民主国家不可能制定彬彬有礼的举止准则。
这既有不便之处，又有它的好处。在贵族制国家里，一套一套的礼节规矩强使人人举止一致。这些规矩不顾个人的性格特点，硬把同一阶级的全体成员塑造成外表相同的人。
  它们文饰每个人的个性，把它的真面目隐藏起来。在民主国家里，人们的仪表既不象在贵族制国家那样文质彬彬，又不象在贵族制国家那样寸步离不开规矩，但往往是诚诚恳恳的。在这里，人们的仪表象一层织造得并不太好的薄纱，通过这层薄纱可以容易看到每个人的真正感情和个性化思想。
  因此，人们行动的外表和内容往往极为一致，而它所反映的人的品质虽然不那样绚美，但却十分真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认为民主的效果并不是完全要使人们具有一定的仪表，而是阻止人们具有一定的仪表。

有时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可以见到贵族的观点、激情、美德和恶行，但你决不会看到贵族的仪表。当民主革命彻底完成的时候，贵族的仪表便不复存在和永远消失了。
乍一看来，似乎没有任何东西再比贵族阶级的仪表更能持久地存在下去，因为这个阶级在丧失它的财产和权势之后，它的仪表还能存续一个时期；然而，又似乎没有任何东西再比贵族的仪表更为脆弱的了，因为在它消失之后便一点痕迹也没有了，以致很难说它曾经存在过。社会情况的变化，创造了这个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的奇迹。
贵族制度的主要特点，在贵族制度消亡之后还可以成为历史的遗迹；而贵族的高雅的规规矩矩的举止方式，则几乎随着贵族制度的崩溃而被人们遗忘。只要人们见不到贵族的举止方式，也就无从想其它了。
  它的消逝既没有被人看到，又没有被人感觉到，因为人们只有事先在习惯上和教育上有思想准备，才能体会到从区别和选择仪表当中获得的美好感觉，而且这种美好感觉将随着停止采用选定的仪表而容易消失。
因此，民主国家的人民不但不会有贵族的仪表，而且不会想到和希望有贵族的仪表。他们想象不出贵族的仪表是什么样子。对于他们来说，好象那样的仪表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
对于这样的损失不应当过于重视，但是值得表示遗憾。
我知道，往往会看到一个人举止十分高雅，但其情感却十分庸俗；在法庭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道貌岸然的外表往往可能隐藏着非常卑鄙的心肠。贵族的仪表虽然算不上一种美德，但有时可以粉饰美德。
  一个人数众多和力量强大的阶级的通常表现并不是如此，而是时时刻刻都以其生活上的一切外在表现来显示其感情和思想好象生来就是高尚的，其爱好好象是高雅和合理的，其举止好象是文质彬彬的。

贵族的仪表使人对人性产生了美丽的错觉。尽管贵族的仪表往往是虚伪的，但会使人产生一种喜欢看它的高尚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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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论美国人的严谨精神和这种精神为什么未能防止美国人往往做出考虑欠周的事情

生活在民主国家里的人，决不喜欢贵族制度下的老百姓所热中的那些纯朴的、喧闹的和粗俗的消遣，认为这种消遣幼稚和无聊。他们对于贵族阶级的高雅的文化娱乐也不爱好。
他们要在享乐当中得到某些具有生产价值和实际补益的东西，希望一举两得：既得到享乐，又得到实益。
在贵族制社会里，老百姓容易沉湎于热热闹闹、痛痛快快的气氛之中，以暂时忘却生活中的苦难。民主社会的居民不喜欢这样的放纵忘形，他们一旦自己失控，总是表示后悔。
他们不喜爱这种轻浮的狂欢，而喜爱那种同做工作相似和不会使他们把工作抛到九霄云外的严肃而安静的享乐。
在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人们在工余之暇一般都到公共场所去跳舞娱乐，而与这样的欧洲人职业相同的美国人却不会如此，他要把自己关在家里独酌。这个人把两种享乐结合在一起：一面在考虑自己的生意，一面在家里微醺于醉意。
我本以为英国人是世界上最严肃的民族，但我看到美国人以后便改变了看法。
我并不想说气质未对美国人的性格发生重大作用，但我认为政治制度对他们的性格的影响更大。我相信美国人的严谨精神，还有一部分来因于他们的自尊心理。在民主国家里，一个穷人也十分重视人格的价值。
  他觉得自己并不比别人差，而且一厢情愿地以为别人也会这样看待他。在这种心情支配之下，他一言一行都很谨慎，决不玩物忘形，以免暴露自己的缺点。他认为，要想使人看得起，就得自尊和严肃。

但我觉得，美国人之所以有这种使我感到吃惊的和似乎来自本能的严谨精神，还有一个更为重要和更为强大的原因。
在专制制度下，一般老百姓虽然有时忘乎所以，耽于狂欢。但是，一般说来，他们还是郁郁不乐和沉默寡言的，因为他们害怕专制制度。
在王权受到习惯和民情节制的君主国家，一般老百姓往往心气平和，精神愉快，因为他们享有一定的自由和极大的安全，不必为生活过于担忧。但是，凡是享有自由的人民都是处事严谨的，因为他们始终不忘事业是不会一帆风顺而无艰险的。
对于建立了民主制度的自由国家的人民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各个阶级都有很多人经常参与国家大事，而那些不想管理公有财产的人，则专心致力于增加个人的财富，因此，严谨精神在这样的国家里就不是为某些人所特有，而成为一种民族的习性。
人们经常谈到古代的一些小共和国，说它们的公民戴着玫瑰花环聚会于公共场所，几乎把全部时间都消磨在跳舞和观看戏剧上了。我之不相信这样的共和国甚于不相信柏拉图的共和国。如果事实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我也敢于断言，他们所设想的共和国的构成要素是与我们所说的共和国的构成要素大相径庭的，除了名称一样以外，两者毫无共同之处。
  另外，我们也不要以为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觉得终生辛苦和可悲。情况恰恰相反。没有一个地方的人能象他们那样安于自己的处境。要是没有使他们操劳的事情，他们反而感到人生乏味了。他们乐于操劳甚于贵族乐于享受。

我不禁寻思，如此严谨的民主国家人民为什么有时候做事那样欠周。
几乎经常保持冷静态度和举止稳重的美国人，却往往不能自我克制，在心血来潮或轻率判断之下越出了理性的限界，做出一些荒唐的事情来，而且做得很认真。
对这种矛盾现象不应该吃惊。
有一种无知是由于知之过多而造成的。在专制国家里，人们之所以不知如何行事，是因为没有人对他们进行任何指教；而在民主国家里，人们之所以往往冒然行事，是因为有人想把一切都告诉他们，使他们知道的东西过多了。
  前者是什么也不知道，后者是把知道的东西都忘了。双方的主要特点，都是象一幅画似的，只有轮廓而无景物的细腻描绘。

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自由国家，尤其是在民主国家，公职人员有时出语不逊或行为轻率，也不会危害他的地位；而在君主专制国家，公职人员只是随便说出的几句话，就足以使他丢掉官职，而永无挽回的办法。
以往的许多事件都在证明这一点。当你面对乱嘈嘈的一大群人讲话时，有许多话不会被人听见，而且即使听到了，也很快被人忘掉；但当你面对一群洗耳恭听你的话的人讲话时，那怕是讲得声音很低，也能被人听见。
在民主国家里，人们从来不死守在一个地方不动，有很多机会使他们不断迁居，他们的生活几乎总是被一种我不知道称呼的力量，或许可以称之为即兴的力量所支配。因此，他们往往在这种力量的支配下去做他们没有学会的事情，去说他们根本没有理解的话，去从事他们没有经过长期学习的工作。

在贵族制度下，每个人只有一个终生追求的目的；而在民主国家里，人们的生活是极为复杂的，同一个人往往同时怀有几个目的，而且各个目的之间经常没有联系。因为他们不能对每个目的都有清晰的认识，所以容易安于一知半解。
民主国家的居民即使不受贫困的逼迫，至少也要受欲望的逼迫，因为他们看到周围的一切财富或福利，没有一件不是他们伸手可及的。因此，他们急于去取得一切东西，去干一切事情，而且干得差不多就满意了，对他们的每个行动从不用一点时间去问其所以。
他们的好奇心既是永无止境，又是容易得到满足，因为他们所热望的是尽快地知道很多东西，而不是深刻地认识这些东西。
他们没有时间，而且主要是没有兴趣去深入研究事物。
总之，民主国家的人民之所以严谨持重，是因为他们的社会情况和政治情况不断地驱使他们去从事必须认真办理的工作；而他们之所以有时行为轻率，则是因为他们只有不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其中的每一项工作。
注意力不集中的习惯，应被视为民主精神的最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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