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拐卖妇女现象深层分析..

[编按： 转载于 rfa.org/王允，唐家婕、Isaak Liu, 2022-03-10.]

江苏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似乎击穿了中国社会的心理底线。   “铁链女们”的悲惨命运引发了山呼海啸般的民意，也映射出政府权力的麻木不仁、昏聩，以及腐败。在民意的推动下，政府被迫针对被拐妇女推出调查和治理措施。
  在中国各级政府的公信力在铁链女事件中消失殆尽的背景下，我们来探讨一下中国拐卖妇女现象屡禁不止的深层原因以及可能的解决路径。

姚诚2011年冬天在安徽省大别山一间柴房里见到了19岁的被拐卖妇女邓露荣。作为退伍军人的姚诚当时在参与人权组织   “中国妇权”解救被拐妇女儿童的行动。
因为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引起的有关妇女拐卖的持续舆论风潮，姚诚在（2022年）二月中旬首次通过Youtube的视频平台，回忆了这一经历。

中国退伍军人姚诚（视频截图）

一次并不成功的解救

  “她躲在柴火堆里，抱着她双目失明的儿子，问她什么话，她都不说，很麻木，”
姚诚回忆说。
邓露荣回答解救者提出的问题时，时而清楚、时而模糊。姚诚介绍说，他们当时判断邓露荣患有轻微的智障。
本台记者从总部设在纽约的   “中国妇权”组织核实了邓露荣的部分信息。邓露荣家住安徽省宿松县柳林乡，因为是超生，被父亲弃养，13岁时被村里的乡村教师强奸，14岁时被叔叔卖给了附近北浴乡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邓露荣的丈夫，也不应叫丈夫，因为并没有结婚，就让她在村子里接客，村子里从六十岁到三十岁，以及更小的找不到老婆的男人跟她睡觉，一次收20元钱，”
姚诚介绍说，这个男人用她卖淫的钱盖起了小楼。
  “中国妇权”团队的人前去探望邓露荣，直到第三次才见到她，因为很多时候邓露荣并不在家里。姚诚说：“村子里的人说她受不了，受不了这么多男人的虐待，她跑了，经常跑。她跑到山里面去，睡在草堆里，在地里扒着庄稼吃，典型的一个现代白毛女。”
但邓露荣还是要回去，姚诚说，她这么做是为了看自己的儿子，还在襁褓中的儿子因为眼睛发炎，已经双目失明。
姚诚和同伴们解救邓露荣的这次行动并没有成功。当姚诚还在柴房里询问邓露荣情况时，他已经感觉到迫近的危险，   “我们发现很危险，门口围了很多人，拿着扁担和锄头过来，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想把这个事情揭露出来，如果这个事情揭露出来，这些男人是犯罪。”
团队被迫离开后，去当地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却以   “私了”推脱，不愿插手。如今，十一年时间过去了，“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2022年）今年2月24日在推特上说，当地公安不作为，邓露荣至今“饱受煎熬”。

  “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张菁提供）

那一个个黑暗的角落

张菁所领导的   “中国妇权”虽然在被拐受害人的家属面前是拯救者的形象，但她告诉本台，当她面对一个个被拐卖妇女的个案时，心情常常是崩溃的，“有时候我们救不到人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象邓露荣的这个案子，我们找到她，帮她报警，都做了这么多，可还是救不了她。”
  “中国妇权”于2007年成立中国妇女儿童保护中心，开始着手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的行动。姚诚也是从那一年加入这一工作，他介绍说，这一行动的参与者一开始就约定以志愿者的形式加入，自己贴时间贴钱。

姚诚告诉本台，他负责的主要是解救被拐儿童的工作，儿童中大部分是女孩，   “这些儿童被拐卖以后，就像丰县铁链女一样的，被拐的时候是儿童，后来长大以后，然后需要寻亲。所以我们找儿童的时候，一半以上找到的都是妇女，就是成家生孩子以后的妇女。”
从中国法院历年公布的相关案例看，妇女被拐卖的方式多种多样，有暴力抢人、下迷药、诱骗等等，一般都是在违背被害人意志的前提下进行的。出于对妇女拐卖现象普遍性的担忧，有网友无赖地调侃说，在你和铁链女之间只有一闷棍的距离。
姚诚分析说，女孩子被拐卖后的用途比男孩子要多得多，   “买一个女孩子，几千块钱，养在家里当一个劳动力，养大了以后做儿媳妇，省钱啊。还有一些人贩子看重女孩子的经济效应，就把她们送到娱乐场所，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多了。”

姚诚的说法实际指出了被拐卖妇女和女孩的主要出路，包括强迫婚姻，强迫劳动和所谓娱乐场所。也有少数地方，包括山西、湖南等地，曾先后爆出有被拐卖妇女被卖尸配阴婚。而娱乐场所大部分指的实际是色情行业。
中国艾滋病权益活动人士万延海90年代在中国政府的卫生部门任职期间，曾在中国性工作者中推行卫生安全措施。在实际工作中，他观察到，有不少的女性性工作者很可能是被拐骗的，   “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就是被家乡那些所谓成功的大姐带出来的，到了都市里才发现原来是做这个，有的人会一直反抗，有的人会被强迫，但有的人可能也就接受了，这些情况都蛮多的。”
万延海向本台坦言，因为主要从事卫生安全的工作，即使发现了有被拐卖人口，也不方便向警方举报，因为这样无法取得娱乐场所老板的信任，工作就没法继续了。

中国艾滋病权益活动人士万延海（视频截图）

  “三百多万被拐儿童大多数是女孩子”

从全中国范围看，被拐卖女性（包括成年妇女和未成年女孩）的数量很难获得准确的数据。纽约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郑恬恬2018年在英文学术期刊《历史考古学及人类学期刊》（Journal of Historical Archaeology &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上发表文章，综合国际组织的调查数据统计得知，从2000年到2013年，中国被拐卖的青年女子和小孩总数为92851人。但她强调，实际的被拐卖人口可能要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姚诚依据他多年从事解救被拐儿童的经验，给出了一个估计，   “从1980年一直到2016年放开二胎，最高峰的时候，一年就有二十万孩子被拐。我们自己统计，平均每年有十万个孩子被拐，一年十万，十年一百万，三十多年就三百多万。”
姚诚前面提到被拐儿童中大多数是女孩子，这种估计也符合世界的一般规律。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6年发表的报告称，在2014年获得的71个国家数据中被拐人口有96%是女性。
实际上，很多被拐受害人的身份难以确认，因而难以被统计。姚诚介绍说，   “很多孩子找不到是因为被洗白了，就是买孩子的家庭花点钱给派出所那些户籍警，给她们上了户口，上了户口就没法找了。他说是他家人，有户口，编了一个出生日期、名字等等，你没办法找了。”

江苏徐州铁链女的真实身份至今成谜，虽然江苏省政府的第五份通报认定她就是结婚登记照上的杨某侠，也就是云南的小花梅，但网络舆论对她的真实身份仍有广泛的质疑。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拐卖人口数据的统计似乎讳莫如深。美国国务院2021年发布报告称，这已经是连续第四年中国政府没有公布人口拐卖受害者的任何数据，这可能与中国政府在一些地区执行强迫劳役，并大规模拘禁维吾尔族等少数族裔的做法有关。

跑不掉的被拐妇女

被拐女性的流出和流入在地域分布上有大致的规律。纽约州立大学的郑恬恬在前述文章中提到，

卖出地比较集中的地方包括安徽、贵州、河南、四川和云南等省，

买入地则包括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和内蒙古等省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
被拐女性就像商品一样被人贩子售卖。据中国官媒《检察日报》报道，离铁链女事发之地不远的徐州市姜集村早在2000年就是苏北最大的   “人口批发市场”。
目前这些女子在   “市场”上的价格与过去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姚诚指出，在90年代中期之前，男孩和女孩的买价差别巨大，“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男孩子要一万多，女孩子一千元；但在1995、96年之后，就都达到两三万了。”
郑恬恬2018年的研究则指出，买卖一名被拐女性的价格从6000元人民币到40000元之间。
在被拐卖的女性中，存在大量被虐待、被强奸或被性奴的现象。她们常常困在这样的处境中十年、二十年，无法逃脱。

从云南被拐卖到安徽的妇女董茹（应受访者要求化名）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提到她同村的一名女子被拐卖到安徽，遭买家虐待致死的事情，   “我一去看她婆婆就骂，我就叫朋友去看。我朋友跟我说，她整个人都废掉了，被一家人打骂到她傻掉了，一家人又硬把她饿死。”
张菁则告诉本台，被拐妇女如果遭虐待，并被常年禁锢，大概率会造成她们精神失常，   “这人哪，人的情绪常年紧张而愤怒。她们还常年没人说话，一个人独居，还要遭受身体上、心灵上的创伤和虐待，所以不疯都要疯。”
在有的情况下，被拐妇女被买家禁锢，会产生畸形的依赖心理。张菁说，当时他们的团队就评估本文开头提及的邓露荣可能有斯德哥尔摩症，离不开那个   “家庭”。

  “长期被虐待的人，当她们觉得这些已经成了习惯，成了生活一部分的时候，她们可能就会没有意识说这是虐待，反而会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然后，哪天给她一点好处，给她一件衣服穿，给她一点好吃的，她就感恩戴德的。”
也有些人会自始至终地坚决反抗。2007年以真实人物为原型拍摄，反映被拐妇女命运的电影《盲山》主人公白雪梅是一个女大学生，被拐卖到山区，多年后，当她的父亲和警察找到她并试图解救她时，却受到村民阻挠。白雪梅情急之中，一刀砍向了所谓的   “丈夫”。这样的艺术人物在现实中并不难找到更多相似的案例。

还有一些被拐妇女在被解救后，却选择回到收买家庭。姚诚和张菁共同提到2009年他们在福建解救的贵州女子肖光艳。7岁就被拐卖变成童养媳的肖光艳，在25年后寻亲终于找到原生家庭，但之后还是回到了福建的夫家。类似的案例在福建还有好几起。
张菁解释说，   “因为她们觉得就在这里长大了，这里还是好。反正哪里都有受苦的，他们也有对我们好的时候。”
吊诡之处在于，当被拐女性以身不由己的方式被裹挟进了一个她们未曾预料的命运分岔口之后，她们所遭遇的也未必是地狱。
中国著名辩手、哈佛大学法学博士詹青云近日在接受网络博客   “不合时宜”的采访时说，她有一位表姨妈年轻的时候被拐卖到江苏农村，但二十年后寻亲找回家乡贵州，但她是象探亲一样回来的，她对被拐卖以后的生活感到满意，因为江苏的生活比贵州要好，收买的家庭对她也不错。

反映被拐妇女命运的电影《盲山》剧照（百度百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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