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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裁缝、 “老鸨”、二房东
自江苏省泰兴市新街镇高速路口出来，右转进入三车道宽的 “富强路”，沿路修建着城墙形状的护栏，两旁种着香樟树，靠近河边的一座七层建筑和连通的二层小楼便是赵富强家。木色双开大门的正上方，还挂着“光荣之家”的牌子。
今天的气派景象，很难与赵富强曾经贫寒的家境联系起来。1973年，赵富强出生于江苏泰兴农村，因生活困窘，父辈三兄弟中仅有赵富强的父亲娶妻，母亲生下姐姐赵竹和赵富强后不久便过世。作为家中两代人的独苗，赵富强自小备受宠爱。
赵竹记得，每回父亲要打弟弟，奶奶总是护着；偶尔饭桌上有肉时，也是尽着弟弟吃。父辈还曾担心家里太穷，赵富强娶不到媳妇，想着用姐姐的婚事作为交换。
赵富强的父亲想让他读书，但上到初中赵富强就跑到邻村学裁缝。之后约十年时间里，赵富强辗转江苏泰兴、启东和上海等地，先打工，后开裁缝店、服装厂。赵竹也曾去厂里帮忙，她说弟弟剪裁手艺好，料子很少浪费，服装常在通宵赶工后销售一空。
生活条件改善后，赵富强曾帮村里残疾人盖房子、接济救急。 “他口袋里有100块，都会吹有500块，看到别人缺钱就拿出来。”
赵竹称弟弟 “良心好”，近几年赵富强在村里修建了包括“富强路”在内的四条马路，还种了香樟树，装了路灯。
故乡对赵富强而言，既是一块隐形的伤疤，也是证明自己的舞台：他的第一对双胞胎男孩在老家抚养长大，赵竹记得，曾经 “担心他讨不到老婆”的父亲“高兴得不得了”；几乎每次回村，他都开着几辆车沿路停一排，还有多名女性同行。一位知情人告诉财新记者，赵富强曾对她吐露，自己年幼时家里穷，村里人看不起，现在哪怕自己掏钱，也要回去显示自己在上海混得多好。
2000年左右，落脚上海的赵富强在裁缝店外还开设两间美发店。他曾表示， “那时穷，只要赚钱都想做”。判决书显示，赵富强先后开设“旺盛美发店”“欢欢美发店”，招募管理多名人员长期从事卖淫活动，以每次150元的价格收取嫖资。
“赵富强是个魔鬼。”
一名曾在上述美发店工作的女性对财新记者描述，赵富强自保姆介绍所将她招聘过来，嘘寒问暖后发生性关系，再以 “会负责一辈子”“一起为家赚钱”等话术说服她卖淫，但并未支付工资，仅在年底给一些生活费。如女性有所不从，赵或殴打，或威胁将卖淫之事告知其老家亲属。
上海二中院的一审判决显示，赵富强因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强奸、诈骗、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盗窃、组织卖淫、聚众淫乱、行贿等十宗罪被判死缓并限制减刑。
判决书记载，在其经营美发店的六年间，多名店内卖淫人员曾被警方行政处罚。赵富强的前妻之一宗某也在此处卖淫。她供述，赵富强告知如被警方查处，就否认有卖淫活动，且不能交代出他的名字，有时也让卖淫人员使用假身份。
在此期间，赵富强发现房屋转租中或可谋利，逐步转型成为商铺租赁的 “二房东”；在美发店工作过的多名女性，也先后成了赵富强的妻子以及其公司的核心成员，分管财务、内资等部门。
经营美发店期间，因其中一间未挂营业执照被处罚，赵富强经人介绍，认识了时任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杨浦分局江浦工商所副所长冯伯平，开启了一场人搭人的关系链条。
冯伯平供述，自己接受赵富强请托，在处罚其无证店面时按照最低标准处罚，或以罚代停，也帮助赵富强违规办理个体工商营业执照。判决书提及，2007年赵富强为购买一处门面房，曾向冯伯平借款30万元，每月支付0.9万元，后增加至每月1万元；截至2018年11月，赵富强以支付借款利息的名义，通过现金、转账等方式多次给予冯伯平钱款共109万余元。
法院认为，因借款后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内，赵富强未归还本金，且借期届满后冯伯平未曾催讨，冯伯平长期为赵富强组织提供不法帮助，在冯退休之时，赵表示不再支付利息，冯对此未提出异议，应认定二者之间是以支付借款利息之名，行行贿受贿犯罪之实。
2008年前后，冯伯平向赵富强介绍了时任平凉工商所所长吴剑磊。判决书记录，吴剑磊曾先后在桑拿会所和赵富强的许昌路办公室与两名女性发生性关系；在吴剑磊因其接待态度和言辞遭到信访投诉时，赵富强派人对投诉者进行连续多日的盯梢，还通过投诉者住处门禁通话系统实施言语威胁，这在一审被认定构成寻衅滋事罪。
吴剑磊供述，他曾帮助赵富强加快办证速度，介绍房源并从中获取中介费。
更为重要的是，吴剑磊还给赵富强介绍了他后来攫财的关键人物——律师李某。
一位上海法律界人士表示， “李某相当低调，开会时经常坐在角落里一声不响，但与领导关系较好，会后常请领导搭车”。公开资料显示，李某是上海某律师事务所创办人，曾获杨浦区优秀律师、上海市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等表彰。据悉，李某还是上海杨浦商贸（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杨浦商贸”）的法律顾问，杨浦商贸为杨浦区国资委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2.5亿元，从事商业资产开发、建设、管理、经营。
赵富强公司多名员工表示，李某是公司的法律顾问，李赵二人是“好哥们”，经常一同吃饭、喝酒、谈事。公开资料显示，早在2013年，李某的律师事务所便代理过赵富强员工的诉讼。此后，在赵富强参与杨浦商贸的三次清场、动迁项目中，均有李某及其律所从中游说或“搭桥”的身影。
套路租赁
自裁缝转型为 “老鸨”的赵富强，很快在房屋租赁中发现有利可图，之后的十多年里，他大部分时间从事商铺租赁的“二房东”生意。判决书显示，2004年起，赵富强逐步介入商铺租赁，通过欺诈手段垄断房源，使用暴力、“软暴力”等方式解决租赁纠纷。
2010年时，天涯论坛上出现了一则 “寻找同样受害人”的网帖。发帖人胡女士告诉财新记者，她曾将门面房租赁给一名江苏籍女性，原本签订的短期合同明确不能转租，随后胡女士发现该商铺已转租至他人经营，赵富强公司的业务员出具了一份27年租金不变、有权转让且有房东签字的合同。
胡女士认为该签名系伪造，并到派出所报案。因系合同纠纷，警方不予受理，胡女士到杨浦法院递诉状时，一位办事人员提到，赵富强及其公司 “每个月都有十几个官司”。考虑到起诉过程需耗时一年多所产生的经济损失，胡女士选择私下解决。
在许昌路的办公室里，胡女士见到了赵富强。 “他形容消瘦，但态度嚣张，眼睛很少跟人对视，身后还站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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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女士回忆， “他说就是要整你们上海有钱人，我养的人有精神病、残疾人，你有精力搞，我可以陪你搞一年。他还扬言警方有他们的人，你们小老百姓能告赢我们吗？”
通过家人的关系，胡女士赔偿了对方3000元后拿回了商铺。判决书披露，前述房东签名并非伪造，赵富强组织成员将空白的同意转租及长期租赁证明夹带在相关签约文件中，骗取房东签字，故意制造出租人违约假象，以补偿款名义为要挟，通过滋事、撬锁等方式敲诈。与房东签署 “第一合同”后，赵富强组织将商铺转租，与承租人签订“第二合同”并从中获利。
上海二中院一审认定，赵富强组织巧立转让费、手续费、物业费、办证费等名目，并将转让费隐含在首月租金中不予退还，口头虚假承诺退转租可退还保证金、可经营餐饮办理营业执照；还利用承租人前期已投入成本，不续签会遭受损失的实际情况，以“不交费就不予续签”等要挟，多次强迫承租人支付前述转让费、续签费等款项。
在案材料显示，赵富强曾请律师帮助修改租赁合同，逐渐形成租赁合同模版和问答话术，用以培训员工。不同于上述口头虚假承诺的退转租可退还保证金，财新记者获得的一份赵富强组织与承租人签订的《租赁合同书》显示，双方仅约定合同期满可退还保证金，同时约定承租方转租、退租等情形为违约。合同还约定，承租方逾期1日支付租金，按当日房租的10倍计算租金，逾期3日出租方则可将租客屋内物品经摄像取证后清场；
双方产生纠纷经仲裁委判定，若由出租方赔偿，则赔偿金额不高于本合同保证金金额。
赵富强公司一名前员工向财新记者描述， “进到公司里的钱没有那么容易拿出来”，仅有赵富强亲自关照的零星案例，租客方能少些亏损。多名组织成员供述，遇到商铺租赁诉讼时，赵富强组织则虚假陈述或出示被害人被骗签的材料。
判决书记载，仅2012年至2019年6月间，赵富强组织从事的房屋租赁业务遍布全市9个区，地址涉及1300余处，获利共计9.7亿余元；其中，2014年6月至案发，该组织利用上述手法实施诈骗罪84起、强迫交易罪15起、敲诈勒索罪4起、寻衅滋事罪5起，单笔金额3000元至22万余元不等，非法谋利共计600余万元。
综合多方信源，以 “套路租赁”的手法，赵富强逐渐发展至员工规模约百余人，成员在组织内以固定的数字编号互称，赵富强被称为“137”；组织内先后设立业务部、财务部、内资部、纠纷组等多个部门，多由赵富强的前妻或与其关系亲密的女性任负责人，其中纠纷组即处理房屋纠纷的打手，如被警方拘留将获公司补偿金；组织还吸纳了多名女性的亲属从事收租、物业、清洁等工作，并为骨干成员提供房源由其自主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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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上海“小红楼”黑势力覆灭始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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