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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思想全景1969-2021 Nobel Memoria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2021-10-13 , 3267 , 104 ,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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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 转载于 新浪网财经/泽平宏观, 2020-10-10.]

诺贝尔经济学奖(The Nobel Memoria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正式名称为   “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语:Sveriges riksbanks pris i ekonomisk vetenskap till Alfred Nobels minne),是由瑞典皇家科学院每年颁发给经济学领域研究人员的奖项[1]。首次颁奖是在1969年。

     导读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经济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获奖者的理论贡献对学界、商界和公共政策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涉及经济增长的教科书无法绕开罗伯特·索洛(1987年获奖)和保罗·罗默(2018年获奖)的增长模型,资本市场中的衍生品交易离不开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1997年获奖)的B-S期权定价公式,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制定也深受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年获奖)货币理论的影响。
本文共分上中下三篇,将全景式回顾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生平和主要思想贡献,52年86人,梳理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与演进脉络,本篇为上篇,将系统介绍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及1969-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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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1、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中央银行于1968年其成立300周年之际设立。美国是获奖最多的国家、占50/86、基本垄断 ,芝加哥大学是获奖最多的高校。1969年首次颁奖,至今已共计颁奖52届,获奖86人。
  其中,共有50位得主生于美国,远高于英国(8位)、法国(4位)、俄罗斯(4位)、加拿大(3位)和挪威(3位)。若根据求学经历、任职机构和现有国籍统计,美国的得主人数更高。按照获奖时的任职机构统计,芝加哥大学是拥有得主最多的高校,共计13位,其次是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均为7位。
  得主人数在2位以上的11所高校中,9所为美国高校,合计拥有53位得主;非美国高校仅有剑桥大学(4位,英国)和奥斯陆大学(2位,挪威)。美国大学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垄断一方面反映美国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与评选机制有关,提名者通常依据自己的学术研究经历进行提名,因此对有共同工作经历或有师生关系的经济学家更为熟悉。


  历届诺贝尔奖得主中有多人存在师生或共事关系,例如1987年得主索洛是1973年得主列昂惕夫的学生,1997年得主默顿是1970年得主萨缪尔森的学生等。诺奖得主的学术生涯符合比尔德定律(30-40岁区间的产出最高,70%的工作在45岁前完成,80%的工作在50岁前完成):28岁获博士学历,此后进入学术成果的高产期,39岁出版最重要的学术作品,达到学术生涯的巅峰,约67岁获得诺贝尔奖,获奖后学术创造会有小幅上升,但1-2年后再次下降。最年轻的得主是2019年获奖的埃丝特·迪弗洛,时年47岁;
  最年长的得主是2007年获奖的莱昂尼德·赫维奇,时年90岁。

  2、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领域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以及许多相对   “小众”的经济学分支,宏观经济学获奖频率居首。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被应用于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领域当中,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同时,其他学科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引入也促进了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例如,1992年获奖的加里·贝克尔将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延伸进种族歧视、道德伦理、婚姻家庭、后代养育等非市场行为。1986年获奖的小詹姆斯·布坎南将经济学与公共事务相结合,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用于分析宪法制定、投票选举、议会游说、官员寻租等传统上属于政治学范畴的问题。2002年获奖的丹尼尔·卡尼曼和2017年获奖的理查德·塞勒则对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质疑,开辟了行为经济学领域。
  上述理论都经历了从被排斥到被认可、从边缘到主流的历程。


  3、经济学是经世致用之学,以解释、解决时代的重大问题为使命。回顾百年经济思想史可以发现,宏观经济学非常伟大,因为它数次试图拯救世界。
  1929年的大萧条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一次大论战、大分野,凯恩斯主义革命兴起。伯南克将研究大萧条誉为宏观经济学的   “圣杯”,大萧条不仅使宏观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且持续影响着宏观经济学家的信条、政策建议和研究进程。在此之前,欧、美国家信奉古典主义,相信市场这只“无形之手”会自发地进行资源最优配置,政府只需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不用干预市场运行。
  但是大萧条却打破了这个神话,全球经济陷入了长期的深度衰退。1929—1933年,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下跌近30%,工业生产减少近50%,整体物价水平下降超过25%,失业率最高攀升至25%。古典主义无法解释经济为什么会出现资源大量闲置,胡佛政府任由市场自然出清,美联储甚至错误地紧缩货币,进一步将经济推入衰退的深渊。
  更为严重的是,世界各国采取贸易摩擦、提高关税、竞争性货币贬值等以邻为壑的手段,加重了危机,导致危机从金融危机蔓延成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以及军事危机,最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凯恩斯主义崛起,建议政府这只“有形之手”通过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机制失灵。践行凯恩斯主义的“罗斯福新政”最终帮助美国走出了大萧条。
 

  20世纪70年代的   “滞胀”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二次大论战、大分野,新自由主义兴起。“二战”后凯恩斯主义被西方国家奉为圭臬,“菲利普斯曲线”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有力依据,政府可以在通胀和失业之间进行权衡取舍,并由此实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但是到了70年代,由于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美国经济出现了高通胀与高失业并存的滞胀现象,CPI(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高达两位数,失业率也快速攀升至近10%,菲利普斯曲线失效,凯恩斯主义对此无法解释与应对。
  滞胀的成因除了两次石油危机带来的成本冲击以外,主要是此前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为了追求过高就业目标而执行的过度扩张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产生了严重弊端,凯恩斯主义受到挑战,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奥地利学派、新自由主义等纷纷兴起,古典主义精神复兴。践行上述思想的沃尔克采用紧缩货币来抗击通胀,里根实行减税、放松管制、私有化等供给侧改革,美国经济迎来了低通胀、高增长的“大缓和”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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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三次大论战、大分野,新凯恩斯主义复兴。滞胀之后,西方国家大多实行新自由主义和通货膨胀目标制,而且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迎来了低通胀、高增长的   “大缓和”时代。但是中央银行在盯住价格稳定的同时,忽视了金融稳定,放松了金融监管,低利率和金融自由化催生了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2008年美国次级贷款违约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全球经济面临“二战”后最严重的“大衰退”,堪称百年一遇。
  主张放任不管的新自由主义再度受到挑战和批判,凯恩斯主义再度兴盛,美、欧国家广泛采用大规模QE(量化宽松)、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以应对。虽然成功地避免了大萧条悲剧重演,但是过度宽松的货币条件也导致了一系列严重问题:长期依赖货币放水增加了经济结构性改革的难度,延缓市场出清,鼓励投机而非创新,资源错配扭曲经济结构,推升金融杠杆风险;同时,长期货币超发导致资产价格泡沫、收入差距拉大、贫富分化、社会撕裂等深层次矛盾,底层沉默的大多数被剥夺感加强,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激进政治观点抬头,逆全球化风险上升,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全球政治经济局势动荡。
 

UfqiLong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成果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因此往往滞后于学术思想发展的时间曲线,但奖励顺序大体符合宏观经济学的思想脉络。1970年代,宏观经济学领域的诺奖主要颁给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者,包括萨缪尔森(1970)、希克斯(1972)和缪达尔(1974)等人。1980年代以后,芝加哥学派的获奖人数逐渐增加,呈现出与凯恩斯主义者平分秋色的格局,其中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斯蒂格勒(1982)、布坎南(1986)等,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克莱因(1980)、索洛(1987)等。
  1990年代以后,以卢卡斯(1995)获奖为标志,新古典主义开始得到诺奖承认,真实经济周期的代表人物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也于2004年获得诺奖。进入21世纪以来,新凯恩斯主义的获奖人数逐渐增加,斯蒂格利茨(2001)、菲尔普斯(2006)以及迪顿(2015)均是重要代表。沿此脉络,未来宏观经济学领域的获奖方向可能颁给能够解释全球金融危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调节收入分配等相关的经济理论。


    4、诺贝尔经济学奖缺乏对中国问题的应有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及学术规范进步或催生出属于中国的诺奖。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成功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能够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有望在未来十年左右超过美国,跻身世界第一。但是目前中国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还十分遥远。
  在诺奖竞猜的热门候选人中,找不到中国人的身影,中国的现代经济学发展时间非常短暂,还没有突出的理论贡献,在经济学领域话语权很弱。展望未来,中国作为快速变革的最大发展中国家,能够提供诸多重要的研究选题,例如2018年获奖的内生增长理论对应   “高质量发展”、环境经济学对应“污染防治”,2019年获奖的发展经济学对应“精准脱贫”,未来有可能获奖的宏观-金融联系对应“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用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讲述中国故事,阐释普遍的经济学规律。
  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应当秉承国际视野,立足中国实际,为现代经济学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中国或将迎来属于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正文

  1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现代经济学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全称是   “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中央银行于1968年其成立300周年之际设立,以表彰为经济学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1969年首次颁奖,至今共计颁奖52届,获奖86人。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经济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获奖者的理论贡献对学术界、商业界和政策界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涉及经济增长的教科书无法绕开罗伯特·索洛(1987年获奖)和保罗·罗默(2018年获奖)的增长模型,资本市场中的衍生品交易离不开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1997年获奖)的B-S期权定价公式,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制定也深受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年获奖)货币理论的影响。


  1.1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统计
  1)1969-2020年,共计52届86位获奖者中,有25届由一位得主独享,有20届由两位得主共享,有7届由三位得主分享。
  2)最年轻的得主是2019年获奖的埃丝特·迪弗洛,时年47岁;最年长的得主是2007年获奖的莱昂尼德·赫维奇,时年90岁。
  3)有两位女性得主,第一位是2009年获奖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第二位是2019年获奖的埃丝特·迪弗洛。
  4)有四位得主,他们的家人也获过诺奖:1969年获奖的简·丁伯根,弟弟尼古拉斯·丁伯根获得1973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1974年获奖的纲纳·缪达尔,妻子阿尔瓦·缪达尔获得1982年的和平奖;2019年获奖的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二人是夫妻。

  5)按照得主的出生地进行统计,美国是拥有得主最多的国家,共计50位,其次是英国,共计8位。若根据得主的求学经历、任职机构和现有国籍进行统计,美国的得主人数将会更高,例如2019年获奖的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分别出生于印度和法国,但是分别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现均就职于麻省理工学院。美国培养了最多最优秀的经济学人才,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处于中心地位。
   6)按照获奖时的任职机构进行统计,芝加哥大学是拥有得主最多的高校,共计13位,其次是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均为7位。得主人数在2位以上的11所高校中,仅有剑桥大学(4位,英国)和奥斯陆大学(2位,挪威)为非美国高校,其他9所美国高校合计拥有53位得主,再次反映了美国在培养和吸引优秀经济学人才方面的统治力。


  1.2 诺贝尔经济学的获奖领域逐步扩大,反映出现代经济学的包容进步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领域中,除了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以外,还有许多相对   “小众”的经济学分支。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被应用于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领域当中,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与此同时,其他学科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引入也促进了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1992年获奖的加里·贝克尔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应用到种族歧视、道德伦理、婚姻家庭、后代养育等非市场行为。他认为:   “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经济学的特点在于,它研究问题的本质,而不是该问题是否具有商业性或物质性。
  因此,凡是以多种用途为特征的资源稀缺情况下产生的资源配置与选择问题,均可以纳入经济学的范围,均可以用经济分析加以研究。”

  1986年获奖的小詹姆斯·布坎南将经济学与公共事务相结合,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用于分析宪法制定、投票选举、议会游说、官员寻租等传统上属于政治学范畴的问题。他开创性地提出   “政治市场”的概念,认为人类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都是基于利益关系的行为,完全可以纳入同一个理论框架。
  2002年获奖的丹尼尔·卡尼曼和2017年获奖的理查德·塞勒则对传统经济学的   “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质疑,开辟了行为经济学新领域。人们在决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损失厌恶、禀赋效应、框架效应、锚定效应等违背了理性假设中的偏好一致性公理,人们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拒绝行为、在独裁者博弈中的给予行为、在信任博弈中的信任行为、在礼物交换博弈中的报答行为、在第三方制裁博弈中的利他惩罚行为等违背了理性假设中的自利原则。
  上述例子中的理论都经历了从被排斥到被认可、从边缘到主流的艰辛历程,但最终均荣获诺奖对其贡献予以肯定。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是一门开放包容的学科,一直在不断向前探索,从未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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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qiLong


  1.3 宏观经济学的历史担当及三次思想分野,诺奖获奖时间顺序大体符合宏观经济学的思想脉络
  经济学是经世致用之学,以解释、解决时代的重大问题为使命。回顾百年经济思想史可以发现,宏观经济学非常伟大,因为它数次试图拯救世界。
  1929年的大萧条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一次大论战、大分野,凯恩斯主义革命兴起。伯南克将研究大萧条誉为宏观经济学的   “圣杯”,大萧条不仅使宏观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且持续影响着宏观经济学家的信条、政策建议和研究进程。在此之前,欧、美国家信奉古典主义,相信市场这只“无形之手”会自发地进行资源最优配置,政府只需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不用干预市场运行。
  但是大萧条却打破了这个神话,全球经济陷入了长期的深度衰退。1929—1933年,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下跌近30%,工业生产减少近50%,整体物价水平下降超过25%,失业率最高攀升至25%。古典主义无法解释经济为什么会出现资源大量闲置,胡佛政府任由市场自然出清,美联储甚至错误地紧缩货币,进一步将经济推入衰退的深渊。
  更为严重的是,世界各国采取贸易摩擦、提高关税、竞争性货币贬值等以邻为壑的手段,加重了危机,导致危机从金融危机蔓延成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以及军事危机,最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凯恩斯主义崛起,建议政府这只“有形之手”通过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机制失灵。践行凯恩斯主义的“罗斯福新政”最终帮助美国走出了大萧条。
 

  20世纪70年代的   “滞胀”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二次大论战、大分野,新自由主义兴起。“二战”后凯恩斯主义被西方国家奉为圭臬,“菲利普斯曲线”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有力依据,政府可以在通胀和失业之间进行权衡取舍,并由此实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但是到了70年代,由于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美国经济出现了高通胀与高失业并存的滞胀现象,CPI(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高达两位数,失业率也快速攀升至近10%,菲利普斯曲线失效,凯恩斯主义对此无法解释与应对。
  滞胀的成因除了两次石油危机带来的成本冲击以外,主要是此前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为了追求过高就业目标而执行的过度扩张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产生了严重弊端,凯恩斯主义受到挑战,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奥地利学派、新自由主义等纷纷兴起,古典主义精神复兴。践行上述思想的沃尔克采用紧缩货币来抗击通胀,里根实行减税、放松管制、私有化等供给侧改革,美国经济迎来了低通胀、高增长的“大缓和”黄金时期。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三次大论战、大分野,新凯恩斯主义复兴。滞胀之后,西方国家大多实行新自由主义和通货膨胀目标制,而且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迎来了低通胀、高增长的   “大缓和”时代。但是中央银行在盯住价格稳定的同时,忽视了金融稳定,放松了金融监管,低利率和金融自由化催生了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2008年美国次级贷款违约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全球经济面临“二战”后最严重的“大衰退”,堪称百年一遇。
  主张放任不管的新自由主义再度受到挑战和批判,凯恩斯主义再度兴盛,美、欧国家广泛采用大规模QE(量化宽松)、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以应对。虽然成功地避免了大萧条悲剧重演,但是过度宽松的货币条件也导致了一系列严重问题:长期依赖货币放水增加了经济结构性改革的难度,延缓市场出清,鼓励投机而非创新,资源错配扭曲经济结构,推升金融杠杆风险;同时,长期货币超发导致资产价格泡沫、收入差距拉大、贫富分化、社会撕裂等深层次矛盾,底层沉默的大多数被剥夺感加强,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激进政治观点抬头,逆全球化风险上升,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全球政治经济局势动荡。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成果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因此往往滞后于学术思想发展的时间曲线,但奖励顺序大体符合宏观经济学的思想脉络。1970年代,宏观经济学领域的诺奖主要颁给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者,包括萨缪尔森(1970)、希克斯(1972)和缪达尔(1974)等人。1980年代以后,芝加哥学派的获奖人数逐渐增加,呈现出与凯恩斯主义者平分秋色的格局,其中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斯蒂格勒(1982)、布坎南(1986)等,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克莱因(1980)、索洛(1987)等。
  1990年代以后,以卢卡斯(1995)获奖为标志,新古典主义开始得到诺奖承认,真实经济周期的代表人物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也于2004年获得诺奖。进入21世纪以来,新凯恩斯主义的获奖人数逐渐增加,斯蒂格利茨(2001)、菲尔普斯(2006)以及迪顿(2015)均是重要代表。
  沿此脉络,未来宏观经济学领域的获奖方向可能颁给能够解释全球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化、调节收入分配等的经济理论。


  1.4 诺贝尔经济学奖缺乏对中国问题的应有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及学术规范进步或催生出属于中国的诺奖
  4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成功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将在未来十年左右超过美国,跻身世界第一。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水平也与国际快速接轨,一大批优秀学者回国任教,国际顶级期刊论文发表数量持续增加。

  但是目前中国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还十分遥远。在诺奖竞猜的热门候选人中,找不到中国人的身影,中国的现代经济学发展时间非常短暂,还没有突出的理论贡献,在经济学领域话语权很弱。
  此外,国际上经济学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相对较少,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与国际的沟通交流,制约了中国原创性经济理论的发展。中国作为快速变革的最大发展中国家,能够提供无数重要的研究选题,例如2018年获奖的内生增长理论对应   “高质量发展”、环境经济学对应“污染防治”,2019年获奖的发展经济学对应“精准脱贫”,未来极有可能获奖的宏观-金融联系对应“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用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讲述中国故事,阐释普遍的经济学规律。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应当秉承国际视野,立足中国实际,为现代经济学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中国或将迎来属于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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