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美国的民主(上卷）-28：美国的政治社团..

    英裔美国人对结社权的日常应用——三类政治社团——美国人将代议制用于社团的方法——这对国家产生的危险——1831年关税问题大会——此次大会的立法性质——为什么在美国无限应用结社权不如在他处危险——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原因——在民主国家里社团的功用

    在世界上，美国是最便于组党结社和把这一强大行动手段用于多种多样目的的国家。
    美国除了存在依法以乡、镇、市、县为名建立的常设社团之外，还有很多必须依据个人的自愿原则才能建立和发展的社团。
    美国的居民自小就懂得必须依靠自己去克服生活的苦难。他们总是对社会的主管当局持不信任和怀疑的态度，仅在无计可施的时候才向它求助。从上小学开始，他们就培养这种习惯。在学校里孩子们游戏时要遵从自己制定的规则，出现自己制定的犯规行为时要进行处罚。

这种精神也在社会生活的一切行为中重现。假设公路上发生事故，车马行人受阻不能通行，周边的人就会自行组织起来研究解决方法。
  这些临时集中起来的人，就可以选出一个执行机构，这个机构在没有人去向有关主管当局报告事故之前，就开始排除故障了。假设是有关庆祝的活动，人们就会自行组织活动小组，来使节日增辉和使活动井井有条。而且，社会上还存在反对各种道德败坏行为的组织。
  比如，一些人把大家组织起来反对酗酒就是典型的例子。在美国，以促进治安、商业、工业和宗教事业为目的的社团也建立了不少。人们会通过私人组织的强大集体的自由活动使自己的愿望获得满足。
 

    社团对公民生活发生的作用我以后再找机会叙述。在此，我的任务是仅谈政界。
    既然结社权是大家都认可的，公民就可以用各种不同方式去行使它。
    一个社团可以是由一致赞成某一学说或主张的若干人组成的，并以约定的某种方式去促进该学说或主张取胜。所以，结社权与写作自由基本上完全相同。然而，与出版界相比，最先建立的社团拥有更大的权力。
  当一种见解被一个社团所代表时，它必须具备简单明确的形式。这个社团要拥有愿为本社团的事业献身的支持者才算完整。支持者们相互结识之后，他们的热情就会随人数的增加而增强。
  社团把多数人的精神力聚集在一起，促使他们以饱满的精神奔向由它指明的唯一目标。
    行使结社权的第二阶段，即行使集会权。当一个政治社团把其活动中心设在国内的某个重要地点时，它的活动规模明显很大，而它的影响同样将扩大。在那里，人们容易彼此见面，能够结合使用各种执行手段，思想通过这样的集会便会用文字永远无法达到的力量和热情往外传播。
    最后，在政治上，结社权的第三阶段是，支持同一见解的人可以组成选举团，选出代表到中央立法机构去代表本社团。这便是真正把代议制用于政党了。

    要想这样做，首先，拥护同一见解的人要在相互之间建立纯思想的联系；其次，他们要组成的小团体是只代表本党的一个派系的；最后，他们要建立一个国中之国，政府中之政府。
  他们的代表表面上是在代表国家的多数，但事实上只代表他们的支持者的集体。他们的支持者同样展现出代表国家和由此而来的所有道义力量的外表。是的，这些支持者不能像他们那样拥有制定法律的权力，然而支持者们能够攻击现行的法律并协助他们草拟法律。
 

    如果一个民族完全没有利用自由的习惯，或很容易掀起狂热的政治激情，而且担任的立法者的多数的旁边，只有一个负责审议和监督执行的少数，那我大可认为它的公共秩序必定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
    证明一项法律本身比另一项法律优越，与证明这项法律应当代替另一项法律，二者之间无疑有着很大的不同。然而，当聪明人的智慧又发现一个重大差别时，他就不再考虑众人的想象。有时，一个国家分裂为两个实力相当的两派，每一派都力争做多数的代表。
  假如在领导权旁边再建立一个道义权威基本与它同样大的权力，你会认为领导权可以不感到威胁，继续长期纸上谈兵地混下去吗？
    认为结社的目的不在于强制舆论而在于引导舆论，不在于立法而在于审议法律，这是形而上学的想法。人们能保持这样的想法停滞不前吗？
    我对出版自由的主要成果研究越深入，就越深信它是现代世界里自由的主要内容，也可以称为自由的基本组成部分。所以，一个坚决保卫自由的国家，有权要求人们全力尊重自由。然而，政治结社的无限自由，又与出版自由不完全相同：与后者相比，前者存在的必要性略小，但危险性却更大。
  一个国家能够将结社自由限制起来，并将其永远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然而，为使结社权自由存在，国家有时也需要耍些手段。
    在美国，以政治为目的的结社自由是无限的。
    有一个例子能够清楚地表明，这项权利被容许的程度之大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曾在美国引起人们很大冲动的关税问题和贸易自由问题。关税制度不但影响舆论，而且影响非常重大的物质利益。北方认为它的一部分繁荣是因为关税制度，但南方则认为它的一切灾难是因为关税制度。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让当时美国不安的唯一政治激情的制造者就是关税制度。
    1831年，当相关争论处于最为激烈的时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马萨诸塞州公民想出一个办法，他通过报纸向反对现行税制的人建议，请他们派代表到费城，一起研究恢复贸易自由的办法。此项建议经过报刊转载，短短几天就由缅因州传到新奥尔良。对现行税制持反对意见的人热烈地采纳了这项建议，他们开始到处开会，推选代表。
  这些选出的代表全部是知名人士，有的还是大有名气的人。南卡罗来纳州为这个问题甚至还拿起了武器，仅它一州就派去63名代表。1831年10月1日，在费城召开了一个按照美国人的习惯取名为   “全国代表大会”的大会，有二百多人参加会议。
  大会从开幕日起就具有立法的性质，会上采用公开辩论方式，讨论了国会的职权范围、自由贸易理论和税则。大会在第十天草拟了一封致美国人民的信后闭幕。这封信中宣称：

（1）国会没有权力制定关税税则，现行税则是违宪的；
  （2）禁止自由贸易对任何国家都没有益处，尤其是对美国。
    应当承认，政治方面的结社无限自由，在美国至今还没有产生在他处可能会产生的致命后果。美国的结社权是从英国输入的，输入之后就一直存在下去。如今，行使这项权力，已变成美国人的习惯和气尚。

    结社自由在我们这个时代已成为反对多数专制的一项必要保障。在美国，只要一个政党居于统治地位，就会得到一切国家大权；它的党徒也将获得各种官职，掌控一切有组织的力量。
  即使反对党的最出名人物也无法阻止自己被排除在政权之外，反对党只能在野，发动少数的全部道义力量去反抗压制它们的强大物质力量。所以，实行结社自由是用一种危险去平衡另一种更为可怕的危险。
    依我之见，多数的无限权威对美国共和制度的危害非常巨大，以至于我认为用来限制它的那个危险手段还好一些。
    在此，我要提出一个想法，读者可以因此回忆起我在本书第一部分讲述乡镇自由时所说的话。这个想法便是：民主制的国家是最需要用结社自由去防止政党专制或大人物专权的。在贵族制国家，贵族社团是天然存在的用来制止滥用职权的社团。
  在没有这种社团的国家，假如人们之间不能随时仿造出与此相似的社团，依我看就没有任何可以防止暴政的堤坝。在这种情形的国家，一个伟大的民族不是要受一个独夫的残酷压迫，就是要受一小撮无赖的残酷压迫。
    使美国国内的好心人表示惊异的是那种有时会成为一种必要手段的大政治集会（有各种人参加），即便在美国，它的出现也经常是重大事件。
    这种情况，表现得最为清楚的是1831年的大会。当时所有参加大会的杰出人物，都尽力使发言温和，将讨论目标限制在一定范围以内。1831年的大会大概对不满政府措施的人产生了很大影响，促使了他们在1832年对联邦商业法进行公开造反。

    必须承认，在一切自由当中最后获得人民支持的自由，正是政治方面结社的无限自由。即便说这种自由还未使人民陷入无政府状态，但也可以说它随时随刻都在使人民接近这种状态。然而，这个这样危险的自由，却在某一点上提供了保障，那就是在结社自由的国家，是不存在秘密结社的。
  所以在美国，只存在党派分子，却不存在阴谋造反者。

    欧洲和美国对结社权的理解差异——它们对结社权的不同运用
    仅次于自己活动自由的最自然的自由，就是人们把自己的力量同自己的同志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活动的自由。所以，我认为，在性质上，结社权几乎与个人自由一样是不能转让的。一个立法者如果想破坏结社权，他就必须损害到社会自身。
  然而，如果说结社自由在一些国家能促进和加快繁荣，那么在另外一些国家又可能由于滥用和歪曲结社自由而使它从积极因素变为破坏的缘由。我认为，对自由有正确理解的国家的社团和滥用自由的国家的社团经常采用不同的方法，将它们进行一下对比，对政府和政党都会是有益的。
    现在，大多数欧洲人还把社团视为在战斗中匆匆忙忙组织起来，之后马上投入战场的武器。
    在结社时应当说清目的，然而创办人的头脑却被急于行动的思想限制，在这一问题上发生偏差。在他们看来，一个社团，就相当于一支军队。向士兵讲话的目的是检查军容和激发士气，然后让他们向敌人进攻。结成社团的人们认为，合法的手段可能是成功的手段，却绝对不是唯一的成功手段。

    在美国，人们对结社权的理解却不是这样。处于少数地位的美国公民会参与结社，首先是希望显示自己的力量和削弱多数的道义力量；其次是为了联合起来进行竞争，从而找出最适合感动多数的论据，他们总希望以此把多数拉进自己的阵营，然后再以多数的名义掌权。
    所以，美国政治社团的宗旨是温和的，其手段也是合法的。因为它们仅想依靠法律取胜，因此一般都讲真话。
    有数种原因造成了美国人和欧洲人在结社方面存在的不同。
    在欧洲，有些政党彻底与多数分家，致使它们永远没有希望得到多数的支持，然而这些政党又自认为强大得足够与多数抗衡。因此这样一个政党在结社时，它只就想进行战斗，而并不想进行说服。在美国，观点与多数相差甚远的人绝对斗不过多数的权力，因为其他所有的人都想拉拢多数。
    所以，大党越是没有可能成为多数，结社权的行使就越不存在危险。在像美国这样各党意见仅有细小差异的国家，结社权应该可以无限地存在下去。
    我们在自由方面的没有经验促使我们把结社自由只看成一种攻击政府的权利。一个人，当他意识到自己强大之后产生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以力服人，一个党也是如此。不用暴力只用道理说服人的念头，要在很久以后才会产生，因为它需要从经验中获得。
    因为英国人已有长期行使结社权的经验，所以当他们因意见严重分歧而形成各种不同派别时也很少滥用结社权。

    但在我们法国，人们却被一种强烈的好战精神所激励，致使凡是关乎国家安危的事，人们都疯狂地参与，把手握武器战死当做光荣。
    然而在美国，普选权却成为促使政治结社暴力趋于缓和的最强有力因素。在实行普选的国家，多数向来都是不难辨别的，因为没有一个政党可以假冒成没有选举它的选民的代表。所以，那样的党并不代表多数，不仅每个社团都知道，而且人民大众也知道这一点。
  这也是由它们的存在本身所决定的，因为它们如果真是代表多数，它们本身就可以对法律进行修改而不必乞求改革法律了。
    受到它们攻击的政府的道义力量，必会有很大增强。但它们自己的这种力量却必将有很大减弱。
    在欧洲，基本每个社团都自行充当或自信自己是多数意志的代表。这种自充和自信，使它们的力量以惊人的速度扩大，并令人不可思议地把它们的手段合法化。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事件是比用暴力去打击压制权利的事件更值得原谅的。
    正因为这样，在浩繁而又复杂的人类行动准则中，极端民主有时反而能防止民主的危险，而极端自由有时反而能纠正自由的滥用。
    在欧洲，社团基本上都将自己视为无法发表意见的人民的立法机构和执行机构，并依靠这种想法去行动和发号施令。但在美国，人们都认为社团只代表人民中的少数，社团仅能依靠说理和恳求来行动。
    欧洲各国社团所使用的手段都与它们所提出的目的相一致。

    这些社团的主要目的不是空谈而是行动，不是说服而是战斗，因此它们要建立的组织自然没有一点和平气氛，并使其内部具有军事生活的习惯和准则。它们竭力用集中方式领导自己的下属，将所有权力交给少数几个领袖。
    这些社团的成员要像战场上的士兵一样对命令进行服从。他们信奉的是盲目服从的理论，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一旦联合起来，就必然马上放弃自己的判断和自由意志。所以，这些社团内部实行的专横统治，往往比它们所攻击的政府对社会实行的专横统治还要使人无法忍受。
    这些社团的道义力量因此就被大大削弱了。它们也丧失了被压迫者对压迫者进行反对斗争时所具有的神圣性。这种甘愿在一定的场合下奴颜婢膝地屈服于同伙中的某几个人的人、将自己的意志甚至思想拱手交给他人控制的人，怎么能奢谈他希望自由呢？
    美国人同样在他们的社团中建立统治组织，假如我能够用和平一词的话，那我就会说它们全是和平的统治组织。社团中承认个人的独立，每个人就像在社会里一样，同时向着一个目标前进，却并非都要沿着同一条路走不可。大家都不需要放弃自己的意志和理性，但要用自己的意志和理性去完成共同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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